徐友渔：刘晓波与《零八宪章》

编按：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七月十一日抵达德国，中国外交部宣称刘霞出国为“根据本人意愿到德国治病”，形同间接证实刘霞近八年遭当局监控、软禁的生涯已宣告结束。七月十三日为刘晓波逝世周年，在德国将举行一场纪念会，刘霞会不会公开露面出席纪念会，同样备受关注。

在刘晓波逝世周年前夕，回顾他的一生，无论遭判刑、入狱还是获奖，都和《零八宪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知名学者徐友渔特别在这个意义上撰写本文，带领公众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份政治改革倡议文件。原文发表于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五日，端传媒获得徐教授同意转载。

《零八宪章》直接导致中共政权逮捕刘晓波并判以重刑，《零八宪章》也是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固然，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最初文本的起草者，但《零八宪章》最后文本的形成，获得那么多人的签名，得到众多著名法学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各界知名人士的认同与支持，与刘晓波领头组织签名活动大有关系。

关于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需要我们认识和评价：一方面，《零八宪章》的问世，形成海内外中国人当中声势浩大、持续不断的争取宪政民主和人权的运动，刘晓波在其中起到了灵魂作用；另一方面，宪政民主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和政治建设与发展的中心目标，成为中国广大公民为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最广泛共识，这是中国（不论大陆还是海外）知识界、学术界、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人士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辛勤探索、深入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刘晓波或张祖桦个人思考或灵光闪现的产物。它是中国整个社会政治追求和认识水平达到某一个高度的表现，不会因为刘晓波的离去而中断或失去动力。

我记得，在2008年11月15日，晓波、鲍彤老先生和我三人在离他家和鲍老家不远的一家餐馆吃饭，其间晓波对我拿出《零八宪章》的文本，征求我的签名。

我回应晓波说，我完全同意这个文本的观点，但对于在此时此刻发表这么一个宪章持保留态度。对于发表《零八宪章》之后会遭到官方的打压我有估计，我不惧怕，但问题不在这里。在我看来，中国社会持独立或不同政见的人士在发布抗议、呼吁和其他公开信时，应遵循“尽可能少”的原则，取一种“形势所迫、不得不说、拍案而起”的姿态，如果发声成了常规和例行，反而引不起关注和重视。2008年已经发表了一些公开呼吁（其中有晓波发起的，我也在其中的几份文件上签过名），2009年肯定还会有不少声明和签名信（这一年是法国大革命、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周年纪念），我们应该避免“声明满天飞，公开信令人目不暇接”的局面，每一次发声都应该是一次严肃的、重大的政治事件。晓波明显在说服我，他说，发表《零八宪章》有其必要和特殊意义，我们通常的呼吁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宪章是表达我们的基本诉求，是一个纲领，另外，零八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 周年，我们应该表示一个态度，表明对于人类文明所公认的价值和准则，中国人是认同的而非例外。我答应好好考虑并把宪章文本带回家研究。

11月18日，我再见到晓波，我告诉他我同意签名，还对宪章的文本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的意见分两个方面，一是修改某些提法，使其在政治学和法理学上更为确切，二是使某些提法变得更克制和温和，以争取更多认同宪章文本，但希望在政治上有较大保险系数的朋友也愿意签名。

几天后，在另一个聚会场合，我见证了晓波向崔卫平和郝建征集签名，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同时也对文本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晓波还给了我新的文本，说他把我的修改意见转告了张祖桦，他们商量之后，把我的意见吸收到了新文本之中。

11月29日，我工作单位的领导给我来电话，盘问我签署《零八宪章》的过程，要求我公开声明退出。我当然严词拒绝，并对他的我“受人蒙蔽、被人利用”的说法嗤之以鼻。又过了一阵，专门监管我的警察找上门来，他其实完全知道我的态度，只是例行公事一番。

从我的签名过程可以看到，征集签名的成功与顺利与晓波的人格魅力与亲和力有很大关系，同时，他对各种修改意见是充分尊重和有判断力的。我也多次发起公开信签名，深知在尊重每个人意见和避免陷于众口难调的困境之间，两方面兼顾是很困难的。这一次的协调任务难度要大得多，因为签署者众多，其中有主意、有个性、在文字上爱较真的人不少。

事后来看，《零八宪章》的最后文本尚有一些可以推敲和改进的地方，但在警察严密监控的情况下能得到这么一个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的文本，已属相当不容易。如果有必要和机会，我愿意为《零八宪章》文本臻于完善而尽力，但自从它公布之日到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零八宪章》的全部主张从合宪性与合法性的角度来检验是无懈可击的。宪章所主张的各项公民权利、所重申的各条要求，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和法律，以及中国政府签署同意的联合国宪章、宣言、公约，以《零八宪章》为罪证对刘晓波判刑是非法的、荒谬的。

《零八宪章》不是个别学者或思想者表达自己独创性思想的论文，它表达的是整个社会关于自身要求、自身发展建设方向与目标的共识。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诉求从一般的、模糊的民主概念提炼、具体化和归结为宪政民主这个目标，这是中国知识界努力学习、思考、探索的结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重新启动了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与之相伴的是热火朝天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地位，由于与西方学术、思想资源的长期隔绝，中国进步知识界对于政治现代化的具体追求目标是肤浅和含混的，对于未来中国政体安排形式和权力施行的方式，则基本上缺乏考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含混的，可作多种解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基本上是中国缺乏政治理论素养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境界，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传统，他们甚至区分不出真正的民主与“一二九民主运动”代表的“民主”。

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知识界在表面笼罩的肃杀之气之下进行着认真严肃的学习与思考，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怎么体现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安排上？”对西方学术思想资源的借鉴再次启动，由梁治平、贺卫方主编,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宪政译丛》一套10余本引起阅读和评论的热潮，就是一例。

一批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公共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专长从文学、哲学、宗教等人文学科转向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以便更有专业水平地继续自己的公共言说，李泽厚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世纪之交在中国知识界发生的“政治哲学的转向”，这种转向也明显地发生在晓波身上。

阅读1989年之后晓波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言说已经从对他而言得心应手的，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文学评论转向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不仅是话题的转移，背后有整个阅读和学术资源转移的支撑。他在狱中艰苦条件下读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也读米瑟斯、罗尔斯、诺齐克、伯林、贡斯当、弗里德曼、布坎南、熊彼德等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晓波的思想、精神气质和表述也发生了一个从狂放到沉潜，从尖锐到包容，从犀利到深沉的转换。

《零八宪章》当然不是晓波的个人作品，它可以说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集体作品，是他们在六四屠杀之后面对历史交上的一份答卷，也折射了晓波个人的努力、转向和提高。

《零八宪章》，从本质上说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把眼界从中国向外扩大，也可以说它是世界潮流的产物。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继之而来的是苏联东欧的巨变，那些地方的民主化经验和历史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其中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令人瞩目。当莫少平、崔卫平和我于2009年3月10在布拉格从哈维尔总统手中领取颁发给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者的人权奖之后致答谢词时，我们阐发了《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答谢词中说：“人们注意到了《《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在基本精神方面的一致。是的，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和瓦茨拉夫·哈维尔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激励和启示。两个宪章的一致之处来源于两个国家处于相同类型的专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相似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也来源于相同的履行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义务和压力。”

既然时代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历史不会停滞不前，那么，《零八宪章》的作用不会因为晓波的离去而消失。

在晓波逝世的第二天，有一家法国媒体问我，《零八宪章》倡导的，刘晓波身上体现的理性与非暴力抗争原则，会不会因为当局对于和平的呼吁置若罔闻，因为他以这么不幸的方式死去而走到尽头？我坚定地回答：不会。刚接受完采访，就收到北京查建国重发的关于坚持非暴力抗争原则的呼吁书，这是专门针对晓波之死而重发的，对此，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晓波去世后有人认为“非暴力抗争已被宣告‘此路不通’”，以查建国为代表的23名从中共监狱中走出来的政治犯、思想犯向中国大陆全体公民大声呼吁：非暴力仍然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我想，既然他们这些受迫害和蹂躏最重的人都能坚持非暴力，其他人一定也能做到。

晓波的精神不死，《零八宪章》阐述的原则终将在中国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