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老宅的“飞屋环游记”：在中国，古建筑都能批发

江南，自古富庶之地，古时向皇家奉上鱼米、丝绸、龙井；到现代，则拥有一年批量产出227部电视剧的横店影视城，每天批发超过百万种小商品的义乌市场。但鲜有人知的是，从二十多年前起，与横店、义乌同样辖属于浙江省金华市的县城东阳，兴起了一种充满争议的批发产业：明清古宅批发。

东阳木雕，居于中国四大木雕之首，作品收入北京故宫与人民大会堂。巧手的工匠形成世家，代代精于木结构榫卯工艺，也为古建筑的拆除、变卖和迁移，提供了足够的人手。以东阳所在的浙江省为中心，周边的安徽、江西、福建、上海、江苏，乃至于黄河以北的山西，都在过去二十年里输出了大量的明清古宅。而聚集了能工巧匠的东阳，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些古宅寻找卖家的中转地与批发市场。

古建筑都能批发，因为“在中国，这样的老房子实在太多了。”中国收藏最多古建筑的企业之一秦森企业告诉端传媒记者。仅浙江一省，木结构、粉砖黛瓦的江南古建筑，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122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则有501处。尽管国有文物不能买卖，但还有大量被文物部门认为做工不够精细、历史价值不够高、或是藏于偏乡深谷而未被发掘的明清古宅，根本没有被纳入文物评级，数量巨大，难以统计。

但房子不是古玩字画、花瓶，要怎么搬到东阳，买家付了钱，又怎么带走？巧匠能搭，就一样能拆。“古人也许知道我们会拆会搬，所以做了活动的榫卯结构，就像乐高（LEGO）一样。”收藏古宅13年的商人柯海廷笑言，“所以我叫它‘可移动房产’。”但古镇保育界泰斗、学者阮仪三说，这与传统古建筑保护的原则已经大相径庭。

买下600座明清古宅的中国商人

绍兴会稽山，是王羲之写下《兰亭集序》的地方。如今，这座山中最多人光顾的地方，是一座名为“兰亭安麓”的高级酒店。占地9.2公顷，88间客房及别墅藏在山谷之中，配以雪茄吧、泳池、太极馆、水疗等奢侈享受，大部分客房都配备十万元一张的欧式大床，住一晚的价格在1900到5800元人民币之间。但这些都不是这间高级酒店的最大卖点，它的噱头在于，酒店的每一栋建筑都是由安徽的徽州移建过来的明清徽派古宅。

这些古宅的主人，是“兰亭安麓”的业主方秦森企业总裁，秦同千。30年前，在几万块钱就能买到一栋老房子的年代，他就开始买下全国各地的古宅，至今收入600多座，拆成“乐高”之后，摆放在上万平米的仓库之中。

除了兰亭安麓之外，秦森企业和酒店管理企业安麓合作的另一间上海朱家角安麓，也大量使用了秦同千的个人收藏。即使这样，这也只用去了他600多座收藏中的不到一百座。

他手中的这些古宅，最早建于明代，一些古宅的石制构件则可以追溯到宋元。秦森企业的副总裁郁萍回忆，自己当年陪著秦同千跟随“踩地皮”的人，开车好几个小时到安徽、江西的偏乡去看古宅。“当时这种事情是非常多的，我们一天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房子，几十栋。当地有那种踩地皮的人，他就跟你汇报，有多少多少可以看，要拆了，你们要来看吗？”

二三十年前，许多村落的对外交通状况还非常差。“很难到达的，都是那种很窄的路，拐拐拐，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村。”郁萍说，“如果不是有人带著去，你是绝对到不了那个地方的，我都不敢相信那地方还住著人啊。”

最初的时候，他们常常从东阳带几个懂建筑的木雕师傅一起去看。房子值不值钱，要看雕刻，然后看木材的种类，是不是银杏木、香樟木？再来看尺寸，越是大户人家留下的老房子，尺寸就越大。看多了，他们自己也懂了，一眼就能看出房子品相好不好。“一般品相有60%完整度的，我们就买了。”郁萍说。

踩地皮的负责报价，如果是村民集体拥有产权的老房子，那就要开村民大会，所有村民都签好字，同意卖。买卖完毕，随行的师傅就在古宅的每一个构件做上标记，画下测绘图，然后动手，拆。

大件的柱、梁、枋、斗栱，小件的椽头、椽望、雀替、牛腿，还有阶条石、垂带、踏跺、下碱，乃至于残存的瓦片，全部拆下，装上大卡车，运到秦同千自己的仓库。到了以后，哪几个师傅拆的，就由哪几个师傅来修，修好了所有的零部件，秦同千再找到合适的土地，让师傅们把房子给重新搭起来。

在他与安麓合作的第一间酒店“上海朱家角安麓”，就有一座安徽拆来的大型明代宗祠，名为“五凤楼”，相传是“江南第一官厅”，也就是朝廷官员在家乡修建，用来回乡休假或办公的场所。歇山式屋簷，五对状似凤凰的翼角竖在顶上，三进，两天井，前面五个开间，后面七个开间，木材是银杏、柏木、椿木、榧木。这间古宅由安徽买回，在秦同千的绍兴仓库里修了整整五年，然后才运到上海朱家角，异地重建，作为这间安麓酒店的大堂和前厅。每天早上十点，酒店人员会带领客人在这里打太极，也常租给不同品牌做新品发布会，或是承办中式婚礼。

拥有建筑学博士学位的丁艳丽是秦森企业的古宅修复专家，她向端传媒记者指出位于正中的一根直立冬瓜梁，上面用黑笔写著：中进东二列后今柱向前今，还有一个数字72。她解释说，这就是老房子拆下的时候，师傅们做的标记，意思就是，这根梁柱是中进的院子里东边第二列的后金柱，方向是朝前的，在所有169根冬瓜梁中，是第72根。这样，再搭建的时候，师傅们就知道每一根梁应该放在哪里了。

秦同千的仓库里，最高峰时曾招揽了200多名工匠，现在仍有几十位。工匠的工作，除了拆和搭之外，还要为缺斤少两的建筑补上腐烂破碎的构件，比如一对雕花坏了其中一个，那就要照模样雕刻一个新的，补上去。“我们也想以旧补旧，尽量用老木头来做。”郁萍说，“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找不到，烂光了。”

当年几万块就能买到的古建筑，三十年间市价大涨，曾有人出千万人民币来买秦同千的一栋古宅。但秦森企业坚称，秦同千从来只是买入，一栋也没有卖出过。“秦总这三十年光是花在修复这些老房子上的钱，肯定已经过亿了，绝对已经超过了这些老房子本身买入的价格。”郁萍说，“我们赚钱是靠周边的房地产项目，做收藏和做酒店都是不赚钱的。”所谓周边的房地产项目，是指环绕著这些古建筑重建的地块，成片成片的仿古新中式豪宅别墅。

中国收藏界人数众多，古建筑虽然是其中一个门槛较高的类别，但达到秦同千这种规模的，据郁萍说，也有四五个。当然，600多座的数量，还是让他多年来稳居第一。

和他们合作开酒店的安麓，则是国际豪华连锁酒店安缦（Aman）在中国的子公司，子母两间公司都热衷于用古宅建造酒店，上海的“养云安缦”，移建古宅规模更胜过秦同千参与的安麓酒店，要价达到四千至三万余人民币一晚，更有网络红人试住过的私人宅院，8万一晚，在网上引起激烈争议，但也成功拉高了品牌热度。

而不管是秦同千，还是安缦官网的宣传，都有意识地强调自己并不是炒卖古建筑的暴利商人，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保护濒危古建筑，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我们不是做古董贩子的。”郁萍说，“秦总说他一旦卖了，哪怕卖个零件，他的行为就跟那些给他踩地皮的人一样了，就是倒买倒卖。我们不做这种事。”

“踩地皮”致富的村庄

若将秦同千这样的商人视为古建筑产业链顶端的人，那他口中“踩地皮”的人，就是连接产业链两端的重要角色。什么是踩地皮？就是由熟悉村子状况的当地人担当的古建筑买卖中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东阳收藏界人士告诉端传媒，在东阳，有的村子整条村都是做踩地皮发家的，可谓是踩地皮致富的村庄。古镇保育界泰斗阮仪三证实了这种现象。今年已经84岁的阮仪三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从三十多岁起奔走各地古镇，反对盲目追求城市化，呼吁“刀下留城”，曾经保下平遥古镇、周庄古镇、乌镇、西塘等上百个古镇。

阮仪三说，炒买炒卖地皮的、拆下零件倒卖的，甚至是火烧古宅的，都大有人在。村民这么做的原因，是一些老房子年久失修，而一代一代人口增长，住不下了，土地政策又不允许扩建，就有村民偷偷拆了老房子卖掉。“有些卖不掉的，就干脆放把火烧了，说‘我不当心失火啦’，那就可以在烧完的土地上盖个四五层楼的新房子了。”

这一点和郁萍的说法也很一致，她说自己曾对村民感叹：“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要卖啊？”对方说：“要不你住住看？看舒不舒服？”年久失修、没有厕所，这样的老房子，当然是不舒服的。“所以他们都想住砖房，干干净净的，就跟我们说，赶紧把这房子拉走吧。”

村民之中，总有那有生意头脑的，知道有钱人喜欢收藏老房子，又有村民想卖，中介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郁萍回忆自己接触过的踩地皮的人，形容对方十分刁钻，发现有房子可以卖之后，就先把一些牛腿、窗花等零件拆下来，卖给另外一批人。牛腿，指的是用来支撑屋簷的一种木雕构件。“等你去看房子的时候，就剩架子了，就剩柱子了，剩墩儿了。然后我们买完房子，还得配，还得去找另外那堆专门卖牛腿窗花的人，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翻上去了。”

“有些卖不掉的，就干脆放把火烧了，说‘我不当心失火啦’”

她记得当年在东阳、安徽、江苏都见到过卖老房子零件的铺子，如今都已经没有了。“踩地皮的人会有专门的点，把所有这些东西集中，放在一个院子里，然后介绍你去看。”20年前，一个牛腿可以卖到两万。“所以他们早就发了。”她摇著头说，“他们比我们赚得多啊。”

踩地皮行业的兴盛，到了2005年，陡然转衰。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安徽省实行时，修正了其中关于不可移动文物的内容，即使是还没有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也要由文物部门登记和保护，要拆或者移建，也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新的地方修正法挡住了踩地皮行业的财路，大量踩地皮的人失业转行，用赚到的钱做其他投资买卖。如今，也鲜少有人承认自己干过这一行。

不过，踩地皮的没有了，买卖却还在继续。一些早已被收藏界人士买下，已经拆了却还没来得及异地重建的古建筑，仍然在市场上流通著。秦同千仓库里那500多栋，就是这个类型，虽然他坚称不卖。

但总有人沉不住气，要转手。古建收藏界有一些行话，比如价格，“一百”就是一百万的意思，转卖也不叫转卖，叫“调剂”，意思是，大家都是收这个的，只不过是从我的手上调剂到了你的手上。

学国画出身的商人柯海廷，就“调剂”过一些古建筑。他是浙江宁波人，2005年，一位收藏石雕的朋友突然拿出一百多张古建筑的照片，问他要不要，全都是浙江、福建、江西和安徽的明清古建筑。那时候只要几万块钱就可以买下一栋，后来慢慢涨价到几十万、几百万。至今，他手上流通进出，还有四十多栋，很可能会再卖掉一些。其中有民居、祠堂、官邸，在江西景德镇、浙江东阳、上海宝山都有仓库。其中的二十栋，他要拿来在杭州灵山的大岭村，做一个园林茶室和民宿，再留一间做自己私人度假的会所。

和纯收藏的人不一样，柯海廷早年曾经承包过上海租界区的一些洋房修复工程，懂建筑，有自己的团队。今年，他就接下了阿里巴巴在杭州湖畔大学的一个工程，要用一些古建筑零件来修复出几个亭子，作为园景。他以自己拆建移建古建筑的经历为样本，大推“活态建筑”、“可移动房产”的概念，希望能从买卖古建筑的商人转型，也许，是走向秦同千那样的路。

对商人持观望态度的古建筑学者

和秦同千一样，柯海廷也有许多和村民打交道的小故事。他说，一次在浙北一个村落，村长和村支书通过朋友找到他，请他去看一个明清的戏台，他看了之后觉得拆了可惜，建议对方原地保留，哪知道两个月后，戏台就被卖给别的商人了。

“我坦白讲，我还真是不希望有这么多哪里房子要拆要卖的消息，原地保护多好。”柯海廷说。郁萍也是这个说法。“没有文物评级的老房子太多了！根本就没有人来修。”朱家角安麓酒店的一个清代大戏台，就是江西修高速公路时被拆下来的，因为没有文物评级，当地没有人能留著它。

郁萍列出了许多秦森企业是真的在保育古建筑的证据。例如，“我们很认真地去修复和经营，哪怕再慢，五年也修好一个。”相反的，她认为那些“永远立在那儿的”，就是在标价、开价，是为了转卖，跟他们不一样。

再例如，她请她的博士员工丁艳丽利用学界的联系，和上海交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都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开放秦森企业的古建筑收藏仓库给学生做调研，成立联合实验室，用大学的仪器来鉴定古建筑的年龄。

这究竟是真的用民间力量在做古建筑保育呢，还是如阮仪三所说，只是一种商业上的巧辩呢？阮仪三很早就接到过秦森企业的邀请，去看过秦同千的古建筑仓库。他说，向他伸出橄榄枝，想要他帮忙背书的这些古建修复项目，是非常多的。但他德高望重，八十几岁的年纪，没什么批评不敢当面讲。

阮仪三记得，安徽就曾经有一个市，政府出钱和企业家一起，移建了江西一整个村子的古建筑，还请艺术家加盟改建，做成旅游一条街，收门票赚钱。“我说，你这是赣式的街巷，和周围徽派的建筑不融合的，这就失去地方特色了。”对方一听就不欢迎他了，他还继续说：“江西是江西，安徽是安徽，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特色，这是张冠李戴。”

他毕生都坚持古建筑保护要遵循“五原”，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原结构，还有所有这些移建的古宅都犯了大忌的最后一点：原址。秦森企业在他看来已经是相对好的，起码做到了“四原”。但是拆建、移建古建筑，就“遮盖住了历史”，让古建筑丧失了“可读性”。

“生搬过来，就是商业行为，不是保护。”阮仪三说，说白了，他觉得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再进一步说，“国家有法例法规，你把老房子拆迁，是违章违法的，文物保护法也不允许你去重建，所以严格来讲，这是违法行为”。不过，法律上的难题在于，许多被拆建的古建筑，并不是文物，而各地例如徽州、苏州虽有地方性的古建筑保护条例，但全国范围内却没有通行的版本，还是留下了可乘之机。

话没有说绝，阮仪三还是对这些商人抱持观望的态度，“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些房子你本来都要拆掉了，那把它保留起来，花很多钱去修，不是比较好吗？这点我还是很佩服的。”收费昂贵的高级酒店，在他看来也有两面，从好的方面来讲，“也弘扬了民族文化，把深藏在古村落里的风光带到了大城市，呈现出来”。但是，这种方法是“为了你自己的环境而破坏了当地的环境”，“从历史遗产保护角度来讲，不应该提倡。”

他自己曾在几百个古镇做过完整的原址保护，最出名的山西平遥，是中国至今保留最完整的古镇。他回忆八九十年代，地方政府都急于发展，要现代化建设，要革故鼎新，拆了一批又一批的老房子。房地产的兴起，也让许多老城区成为地产商争夺的地盘，原本的老房子就被毫不犹豫地拆掉了。

2003年的《护城纪实》中记载，阮仪三在1985年到浙江黎里古镇呼吁保留古建筑的时候，当地镇长不仅推他出去，还对食堂大喊：“这几个上海来的老师，食堂里不要卖饭票给他们，不留饭。”在那个年代，没有饭票根本买不到东西吃，他只好饿著肚子赶到下一个乡镇去。他气愤地写道：“镇上许多最好的东西，都给这些败家子们弄光了。”

今天，已经没有人敢这样对待成名的阮仪三，但是不少村落的地方官员为发展而推倒古建筑的事，仍在发生，这也仍然是古建筑原址保护面对的最大问题。秦森企业曾经打算听从阮仪三的劝说，把拆建和修复古建筑的钱用到当地去，做地域整体开发。“如果能把那个村变成日本的什么合掌村，那不变旅游胜地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得了啊。”郁萍说。

但是看过几个这样的村子之后，她还是觉得风险太大。“这种事全看村官和村民的个人素质。作为企业还是要小心为好。”她说。这当中关乎土地产权问题，和拆建古建筑不同，若在当地做修复项目，房子连著土地，而土地的产权属于村子里集体的，企业只能租，不能买。“万一我们给修好了，过几年他们把我们撵走了呢？”她很担心，“或者说，他就是看眼前，你给了一笔钱，等弄好了以后他又觉得，哎呀你搞这个这么赚钱，我当初给你便宜了，我不肯，我不平衡，我要毁约。”

对于这种看法，阮仪三的回应是：“这些人确实是很聪明的。”他举出的所有古建筑保存较完整的例子，都是政府出资进行的直接保护，例如平遥、丽江、宁波的前童古镇，四川的昭化古镇。这也确实是他走了这么多年，而行之有效的路。

做酒店，做旅游，古建筑还有什么出路？

“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形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这是梁思成在1953年的《古建序论》中说的话。

也正是因为这庞大、复杂和耐久的特性，古建筑在现代市场上，既不隶属于普通的文物收藏拍卖界，也不是现代房地产界的商品。若按阮仪三的观点，古建筑根本就不应该成为商品，不应该被买卖，应该和博物馆、学校、医院这些公共建设一样，依靠政府的出资来进行全面保护。

不过，政府推出的新法例，似乎并不能如阮仪三的愿。2017年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古建筑开放导则（征求意见稿》，写明古建筑应该“尽可能对公众开放”，开放的方式包括“游赏纪念、科研展陈、社区服务和经营服务”等，其中的“经营服务”，明确写出了可以作为“小型宾馆、客栈、民宿、店铺、茶室”等等。也就是说，秦同千和柯海廷把古建筑做成高级酒店和茶室民宿的行为，一下子得到了政府法例的支持。

郁萍感到很振奋，她解读，这是因为政府多年来花下成本做保护，却总是有遗漏，希望今后可以借助民间资本的力量。他们在绍兴会稽山的“兰亭安麓”酒店，其实早已经成了绍兴市政府旅游局网站的招牌。

这份《古建筑开放导则（征求意见稿）》还列出了博物馆、美术馆、小型表演场所、景观、社区书屋、文化站、办公楼等多种古建筑的用途。

对上海淀山湖社区的策展人陈文玉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她在七年前从柯海廷手上买下一栋已经移建完成的东阳古宅，就在淀山湖。本身是潮州客家人的她，当年就带著女儿搬到了淀山湖的村子，用七年的时间，利用这栋古宅来做社区营造。

把古建筑做成高级酒店和茶室民宿的行为，一下子得到了政府法例的支持

“我觉得有点像日本吧，中国我没看到过这样的。”淀山湖是上海的水源保护地，周边没有任何大型项目和建设，保留了300多户当地的原居民，种菜、打渔、划摇橹船。陈文玉的到来，带来了以那栋本不应该在这里的古宅为中心的艺术展和小剧场演出，欧洲的艺术家每年来此，给村民带来收入。“虽然这栋古宅是移过来的，但它既然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就尝试用合法的途径，让它跟当地的村民产生文化和经济上的连结，建立一种新的土地伦理关系。”

村子里的每件事，她都要跟村民商量，“不是说我已经画好一个图纸，然后给村民看，是村民要参与设计”。这似乎就是阮仪三所说的“原址保护”最需要的东西。他的一大遗憾，就是经他手上保留下来的古镇，有许多都已经被外来的经商人口所占据，本地原居民早就不知所踪，“这就失去了古镇的意义。”

陈文玉似乎做到了阮仪三希望的事，唯一的分别是，她的古宅并不是本地的。她把这栋古宅和淀山湖社区都视为一个借来的空间，“首先要解决村民自己的生存问题，我们只是过客，村民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我们应该共建。”用艺术的方式，七年来，一个互助、原生的社区已经十分成熟。

“我今年40岁，我在这个地方至少还要做三十年。”陈文玉说。她又补充：“有生之年。”

阮仪三要做的事，也是“有生之年”。84岁，他还到处演讲、走访，给年轻人开古建筑保护培训班。

至于商人们，柯海廷的20座古建筑正在一座座立起来。“你一个月后再来看，就完全不一样了。”秦森企业做了酒店还不够，下一步要做艺术馆、茶室、酒吧、餐厅，要慢慢用尽秦同千仓库里的600座古建筑。“做成经营场所，好好用起来，才能永远传下去。”郁萍说，“这是一辈子要跟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