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唯有甄别史料真伪，才能认识文革性质

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宣传中，与所谓“新中国”同龄，乃是一种莫大荣誉。然而身处其中的人却知道，这意味着他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政治运动更多、更残酷，“文化大革命”便是其中顶峰。1949年12月生于上海的宋永毅，正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文革期间，17岁的宋永毅因为参加上海地区“炮打张春桥”的活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小头头”，隔离审查五年半。在此期间的阅读与反省，使得宋永毅从毛泽东的追随者变为反对派。1977年参加高考，宋永毅原本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却因档案里的“反革命”而不被录取，转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宋永毅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得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东亚研究系文学硕士；1995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院硕士。现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

赴美之后，宋永毅发现，文革研究在美国堪称“显学”，然而同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史料错误非常多。这些错误不仅存在于非中国出身的学者身上，即便是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学者和作家写的著作中也屡见不鲜。再加上中共政府的刻意隐瞒与伪造，文革史料更是真假难辨。

宋永毅强调，文革研究首先是史料研究，必须首先学会甄别史料的真伪，才有可能认识文革的性质。“在中共当局所掌握的文革史料中，‘内部’的比公开出版的要接近真实；‘秘密 ’ 的和‘机密’的又比‘内部’的更接近真实。以此类推，‘绝密的’或‘最高机密’的文件档案，就离历史真相不远了。只不过极权主义的执政者们绝不想给其公民以知情权罢了。”

在最近完成的论文《文革史料学与广西的大屠杀》中，宋永毅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广西省灵山县，机密档案中受难者的人数为3220，然而在公开出版的县志里，只记载了八人，在广西，仅七个县，就有千余名文革的暴力受难者被抹去他们曾经鲜活的生命存在。在官方机密档案中，广西八个县有302人被吃，而在公开出版的县志中，没有人吃人的纪录。执政者在公开的场合，对他们纵容和推动的类似的‘人吃人’这样极度罪恶和丑闻是持一概不承认的鸵鸟战术的。”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从1998年起，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宋永毅与郭建、丁抒、周原、周泽浩和沈志佳等学者一起，建立《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编辑部，开始收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的原始文件。

宋永毅强调，文革研究首先是史料研究，必须首先学会甄别史料的真伪，才有可能认识文革的性质。

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国收集红卫兵资料时，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信息”的罪名关押半年。在此期间，一百多位欧美、澳大利亚学者写信给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释放宋永毅。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lan Cohen）担任他的美方辩护律师。2000年2月，宋永毅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继续做数据库工作。

2002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此后，宋永毅又陆续主编了《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四个数据库由此构成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共收入近四万份文件，一亿多字。此外，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还出版了36卷、700万字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认为，这些数据库为“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宏大的奠基石”，“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

对于宋永毅来说，数据库的建立也让他对文革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当我们把近四万份原始文件聚集于一个数据库系列中时，就会产生一种自然的‘聚焦’纵深效应，给了使用者一个对历史事件兼顾左右、追溯前因后果的机会，从而也就能更深入地把握其真相和本质。”

端传媒＝端

宋永毅＝宋

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触动您，让您最初想建立文革数据库？

宋：起初想要建这样一个数据库，还是从学术上出发的，我发现一些英文著作，尤其是回忆录，史料错误非常多。比如，2013年夏，一位在美国商界卓有成就的华裔女强人傅苹出版了她的文革回忆录《宁折不弯》（Bend, not Break），不料书中的一些内容引起争议，并进一步掀起轩然大波，不少激愤的中国和华裔青年读者在网上指责她为“污蔑祖国”的“卖国贼”。

平心而论，傅苹回忆录的历史框架并没有虚构， 但在不少情节上完全是记忆错位的。例如她回忆8岁时看到红卫兵对老师“五马分尸”，而这一罪行在南京和上海的文革档案里从没有记载，并不是事实。

当然，和个人心理无意识造成的记忆错位相比，有意识地掩盖和伪造历史的政府行为要严重得多。在中国，因为政府垄断了新闻、教育、出版等一切构筑民族集体记忆的渠道和手段，它很容易通过种种官方路径，在数十年内把谎言变成真理，从而制造出一代无知的“愤青”来。例如文革中庞大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就一直是中共当局讳莫如深、极力篡改的史实之一。

如果没有大量丰富而准确的历史资料，科学的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一门新兴的学科更无法建立。不在史料上下一番艰苦卓绝的工夫，也很难展现历史的真貌。也正是出于这种学术信念，我们开始做这个数据库的。

“和个人心理无意识造成的记忆错位相比，有意识地掩盖和伪造历史的政府行为要严重得多。”

端：这些数据主要是如何收集的？

宋：这二十年，我们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的编辑校勘，汇集成了这一数据库系列中的三万多篇文献，共一亿多字。

端：您当年到中国大陆收集红卫兵资料被捕，是怎么回事？

宋：那是1999年，我被关半年。为什么当时江泽民政府把我给放了？因为实在抓不住我什么把柄，我到那里去，无非是到北京潘家园一个旧书市场去买了一些红卫兵小报。红卫兵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公开出版，它不属于保密的，所以硬要给我安一个罪名，首先说是“国家机密”，送上去被北京检察院给驳回了，说如果把这些小报说成国家机密，基本全国人民都要关进去，文革时候大家都看。后来，就把罪名说成是“收集情报信息”。

相反，我要是那个时候收集像广西那些机密文件的话，那我一定出不来、一定会被判刑，而且至少是5到10年徒刑。

我当时去搜集这些红卫兵小报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出版那一套120卷的《红卫兵小报》。二是准备做这个文革数据库。但有人去告密，中共在美国有不少线人，包括在大学中。当时我们的第一笔钱是蒋经国基金会给的。中共安全部门因此知道了我们要做文革数据库，他们在审讯我的时候就流露出来了，想破坏我们这个项目。要破坏这个项目最有效的办法，不就是把一个主编给关起来吗？

端：这二十年间，您相继建成四个数据库，涵盖了整个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在此过程中，您对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又有何发现？

宋：我发现，中共的政治运动，第一关联性特别强；第二密集度高。为此，我总结了一个观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政治运动治国。

先说密集度，就政治运动数目而言，以1949至1956年中共建政初期为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便有四十种之多。它们分别是：征粮，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党内整风、推销公债、抗美援朝、全民捐献、镇压反革命、反政治谣言、反地方主义、宗教三自运动 （自治、自养、自传）、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倾向、清理“中层”、“内层”、司法改革、清理积案、对党忠诚老实、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补课、审干、三反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增产节约、批判《武训传》、新三反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四反 （反行贿、反欺骗、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交待和资产阶级关系、统购统销、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李四喜思想、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换言之，仅在中共建政初期的六年里，平均每年的政治运动就有六、七种之多。尽管上述运动不少是在经济和其他非政治领域内发生的，但在毛泽东时代 ，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们都是以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形式展开的。

其次是关联性强，例如，毛泽东在1952年初发动“三反运动”，想借此解决党内日益严重的贪污问题。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确实也打出了几百万只大小“老虎”，还公审枪毙了近五十名党内相当级别的干部。虽然当时党内的贪污现象有所收敛，但是其他的腐败现象却此起彼伏了起来。为此，毛又只得在1953年初又发动了一场“新三反运动”来制止新的腐败。

此外，当代中国史上同名同主题的政治运动常常重复出现。自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革后期（如“批林整风”），中共党内的“整风”运动从没有停止，但党内的风气却越“整”越坏，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泽东时代至少有过四次“三反运动”和两次“五反运动”。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1952至1953年的“三反”和“新三反”运动外，1960年初毛泽东还在党内发起了一场内容完全相同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但不久便不了了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中又发动了“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其实， 这也又是“镇反”和“三反运动”的重复而已。但文革后期的党风却日益败坏。

端：文革50周年的时候，您牵头出版了700万字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为何要单独给广西建立资料库？

宋：广西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内乱的重灾区，全区冤假错案近23万件，据档案记录：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就至少有89700多人，加上无名死者和所谓的“失踪者”，死者实际上高达12到15万人之多，居全国之冠。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的改革派领导，如胡耀邦、习仲勋等人曾前后派出三个工作组，由李锐、周一锋等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的开明派领导挂帅。此外，改组后的广西省委也组织了10万人，在全区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历时四年多。

1986年到1988年，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地，市，县党委审定上报的《文革大事记，大事件》的材料，以及该办公室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件》、《广西文革大事记》，编成一套《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堪称单一省份中最翔实、最完整的十年浩劫史料长卷，而其“官方身份”，更使其拥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加上中央工作组三次调查中的一些绝密文件和报告，不难向世人展现广西文革血雨腥风的真相。

从2016年出版的36卷，共700万字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不难发现广西文革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在全国所有省市的第一书记或被打倒、或被调任的十年里，它的自治区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号称“广西王”的韦国清始终不倒，并得到广西军区，各县武装部和基干民兵的极力支持；

二、发生过一场旨在消灭“四类分子”（及其子弟）的遍及全省的大屠杀；

三、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人吃人，即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剜心剖肝吃肉的风潮；

四、军队动用了数个师的兵力，直接策划，指挥，攻打和歼灭一派群众组织，由此导致大规模的杀俘虏的现象；

五、作为大屠杀的常见衍生物，对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事件集中迸发，这是中国大陆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的。当时杀夫奸妻，杀父奸女竟成为相当一段时间内某些农村地区的社会常态。

从广西文革这些迥异于其他省市的特点，通过一个省的比较完整的机密和绝密档案资料来研究分析全中国的文革，无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有异乎寻常的意义。

文革大屠杀一般说来都是国家行为，就是武装民兵或者是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或者是对群众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端：刚才您提到广西文革期间的屠杀与人吃人事件，文革期间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事件和屠杀事件？

宋：文革大屠杀现在知道的将近有20场左右，一般说来都是国家行为，就是武装民兵或者是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或者是对群众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文革屠杀大概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军队直接屠杀的“武装平叛型”。武装平叛的第一枪是于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打响的。当时的青海的造反派为响应毛泽东号召去夺权，占领了《青海日报》，却被青海军区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该军区的副司令赵永夫主张军事镇压，带了十三个连，动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共杀了手无寸铁的群众169人，伤178人。后又在全省范围内逮捕、拘留、看管了10157人。这种武装平叛和中共军队建政以来长期的武装“镇反”及平叛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种是“阶级灭绝型”，所谓阶级灭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像广西、江西、湖南、云南等，最典型的就是湖南道县。大屠杀实际上波及到道县所属的整个永州地委，共有11个县和市。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其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共7633人，占了85%左右。

第三种是“种族灭绝型”，最典型的就是在内蒙古对蒙古族的屠杀，也就是所谓的“内人党事件”。官方公布被杀害的是两万多，一般的民间调查至少是十万以上。从此以后，蒙古族人就被打断“脊梁骨”，因为精英阶层基本上被一网打尽、被肉体消灭。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杨海英已经编了11本有关“内人党”的资料，其中屠杀的内容无比残忍。

这三种屠杀形式有的时候交织在一起的，尤其是军队的武装平叛和阶级灭绝，例如广西的大屠杀就是混杂交集的，共杀了9到15万人。

端：这些屠杀是政府行为还是无政府行为？

宋：我认为这是一个政府有意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湖南道县和广西，都发生过对所谓的“地富反坏”的大屠杀。在大屠杀发生前夕，体制内的策划者都非常热心于在体制外成立了许多施害者的组织，如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社队联合横扫牛鬼蛇神指挥部”、“卫革指挥部” 、“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等等，来充当直接的凶手角色。至今为止中共机密档案都把它们称之为“非法组织”，其实不是。例如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在土改时就有过。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并没有这种形式。这恐怕是中国文革时期屠杀的第一个特点，即通过建立群众组织做白手套杀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面: 成千上万无辜的湖南道县和广西的“四类分子”或对立派的干部群众还被莫名其妙地高度“组织化”，即被打成林林种种莫须有的反革命组织成员。在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组织有一百多种，如四类分子对贫下中农的“暗杀团”、“暗杀队”、“杀贫留中保地富反动组”。还有遍布“四．二二”中的“广西反共救国团” “反共救国军”、“农民党”、“平民党” 、“6955部队贺龙同盟军”等。

以广西乐业县为例， 1987年3月的处遗档案中统计，全县搞出了19个大型的反革命集团，计有各区报来的所谓板洪“反共联苏联美战斗队”、幼平“反共救国军一○七一团”、山洲“反共联苏联美”、幼平“国民党先遣军”等等。清查这些“反革命组织”致使“300多名干部群众……被打、被关、被公判。其中就有12人被斗打死或开枪打死，有40多人被捕关押，有37人被打致伤残。”

端：文革期间最高领导人知道这些事情吗？

宋：知道的，我举个例子。比如广西吃人最厉害的地方是武宣县，官方统计有75个人被吃掉，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但广西的武宣县吃人是公开的，是在集市上吃人，在集市上把人割成骨头架子取肉。武宣县有一个老干部，在北京有很多关系。他发现了这个事情后，就通过各种途径把信直接送到北京的那些老同事那里，老同事又通过各种关系把信送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周恩来又送到毛泽东的中南海，现在有证据说明中央，包括周恩来、毛泽东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端：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制止呢？

宋：因为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支持广西军区，支持韦国清把造反派“411”打下去，然后尽早成立革命委员会，所以他对下面反映的大屠杀、人吃人的事情不愿意调查。因为被杀的多是造反派，这正是他要抛弃的。
如果要阻止，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呢？当时有人对武宣县革委会副主任、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说，你要马上制止，这可是公开的人吃人啊！那个部长竟然说这是群众运动，我们不宜插手，就让他们自然发展。也就是说他支持这种恐怖行为。后来有人向中央告状，广西军区也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样搞下去，当时的军区司令叫欧致富，是中共中央委员，他立刻开车到武宣县，掏出一把枪来，在那个武装部长的台子上一拍，说，你明天不把人吃人给我制止了，我就一枪毙了你。于是第二天就制止了。

再比如说道县的屠杀，当时47军军长是黎原，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负责人是华国锋，他们那些人还是比较有责任心。道县屠杀发生在1967年8月，47军知道这个情况，立刻就派军队到道县去制止，七天就全部制止住了。

文革中的大屠杀不过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运动中的杀戮的一种延续而已，只不过表现形式更加集中和夸张。

端：文革时期的屠杀是不是文革独有的？

宋：我们在挑选、编撰文革数据库里的数万份原始资料时，首先震惊于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恶性重复。它们非但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之间又一脉相承。

如用来杀人的“群众组织”，在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运动中都是合法组织。在1950年代大规模的“暴力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里，中国农村至少有数百万地主富农或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虐杀。而直接充当杀戮者的，也都是这些林林种种的“人民法庭”、“贫下中农委员会”。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或“宣判大会”斗争、再宣判，后用野蛮的私刑处死，也完全是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这样的貌似法制外的组织，在文革前“四清运动”中还作为一种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写入“二十三条”、即著名的“贫农、下中农协会”。

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之前，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财”。杀了受害者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浮财”，包括受害者家庭里的青年女性。换句话说，泛滥的性暴力是土改和文革的共同特色。如果说后者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合作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

文革屠杀的第二个特点，是受害者被“组织化”的现象，这在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和“镇反”运动里也比比皆是。比如，在四川土改中，就发生过多起制造假的“暗杀团”、并把有不同意见干部群众非法杀害的事件。在贵州的土改中，有过震动全国的所谓的“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晴隆事件”；经新华社绝密的《内部参考》报导的类似的大案，还有湖南邵阳的所谓“反共救国军”事件、浙江桐庐的“清共政治局案” 、广西信都“反共救国会”、山西“稷王山游击支队”、广东罗定县的“地下军”暴动案等等。仅海南一地镇反中， 便发现76宗严重的假案，“被牵连带上匪特地下军之类帽子的老百姓和干部共达2604人，其中被逮捕的1158人，被枪决的52人，在狱中病亡或自杀的50人；被诬者大多数（90%以上）都是贫雇中农和教员、学生，还有共产党员。”

上述所谓的“反动组织”有幸被平了反，但更多的“反动组织”却并没有如此好的运气了。 可见，对大屠杀的发生而言，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受害者是否真是“黑五类”，而在于他们是否是“红色政权”的反对派。“阶级敌人”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意制造的。即便你历史清白，施害者也可以罗织罪名、把你随意地“组织”到某个“反动组织”里去。

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先把清白的群众贴上“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后再杀，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文革前政治运动中简单的法统逻辑：反革命分子是阶级敌人，是革命要消灭的对象。既然这些人已经被“组织”入这一行列，杀他们也就合理合法了。

因此，文革中的大屠杀不过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运动中的杀戮的一种延续而已。按以往政治运动的惯例，它不仅是合法的，还是合理的。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更加集中和夸张而已。

这些发现也使得我们深深地感到：仅仅把我们的史料工程局限于文革，便会切断历史的源流关系，无法反映出整个中国当代史上的政治运动的全貌。所以做完文革资料库，我们又开始做其他政治运动的资料库，这就是后来土改、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等各个资料库建立的缘起。现在数据库就像滚雪球，每年大约增加200到300万字。所以我很有信心，将来这个数据库确实会成为一个电子版的学术资料库，或者说一个国史博物馆。

（罗四鸰，70年代后生人，现居波士顿，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