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作为军人，我该如何看待台湾年金改革？

【编者按】年金改革是台湾有关军人、公务员、教师、劳工、农民等退休金或国民年金制度的改革，包括税制改革、退休金调整等。台湾国防部去年年底公布军人退抚新制草案，包括设置最低生活保障、改革后第一年取消旧制年资的18%优存额度、校级和尉级军官延长服役两年等变动，今年2月又对草案进行了部分调整，将原定的与公教人员一致的年金最低保障32160元台币，提升为38990元台币。

草案原定于3月1日进行审议，然而2月27日早晨约6时，约300名反年改人士闯入立法院范围表达抗议，负责带头冲击的退役上校缪德生，在攀爬议事处大楼外墙时失足自3楼跌落，3月5日下午，经数天抢救后医院宣布脑死亡，家属同意拔管。

2月27日，反年改团体突袭立法院，发生退役上校坠楼重伤的憾事。身为现役职业军人，对此更是感到沉痛，不禁开始思考军人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年金改革。

我的意见只能代表个人，不能代表广大军职及眷属，我也不知道多数军人到底是否倾向支持年改。但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制度的变革本来就应该经过各方的讨论与磨合，最终取得利益的平衡点。退役军人为了保卫自己与往后学弟妹的利益，强调“法不溯及既往”与“信赖保护”原则，并采用比较激烈的方式从事抗争，却意外因此让军人被民众贴上了“贪婪”、“自私”的标签，这样的结果其实是令许多军职人员感到十分沮丧的。

陈述己见并不代表贪婪。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这两行过去陆军官校大门的对联，依然矗立在无数军人的心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凡是我国心智正常的军人，身体里都依然保持著这份傲骨。

参与反年改的退役军人，我认为也不应该质疑他们的军人风骨。每一位从军的人，在军旅生涯中多少都曾对制度有点埋怨或挖苦，但大家心里最终还是知足的：感谢国家与国人给予了我们稳定的生活，使我们能安养亲人、老无后顾，而我们愿意献出生命报答国人同胞。早年，在国家处境依然艰困的年代里，军人的薪俸待遇不较今日优渥，但那些老前辈当时也没有怨怼国家。站在反年改第一线的老前辈们，我相信他们之中多数人也是这样想的，陈述己见并不代表贪婪。

曾经有位长辈和我聊天时提出质疑，他说：过去几年国军名誉遭到媒体及舆论践踏时，都不曾见过有退役军人站出来捍卫国军尊严，为什么非要到自己年金被砍了，才有人愿意站出来？面对此种质疑，我竟一时没办法应答，或许是因为过去缺少了率先发难的人。军人和老百姓不一样，受教育环境影响，军人的骨子里先天就没什么抗争基因，只知道服从与忍耐。如果没有人率先站出来，军人也不会想到要起身为自己争取些什么。我只能说，如果再出现一次国军尊严被恶意污蔑与践踏的时刻，就算与金钱利益无关，我会愿意为国军站出来。我也相信，全军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

军人和老百姓不一样，受教育环境影响，军人的骨子里先天就没什么抗争基因，只知道服从与忍耐。如果没有人率先站出来，军人也不会想到要起身为自己争取些什么。

再更退一步说，就算要在个人的薪俸上退让，只要能回报国家与社会，身为军人，我也愿意这样做。没几个军人会希望年金制度破产，也没几个军人会希望自己深爱的、守护著的国家陷入财政危机，这样的结果与我们从军的本愿不合。我们之间针对年金改革当然各有见地，但如果国家真有需要，我们愿意退让，并讨论出一个折衷各方利益、利于永续推行的年金改革方案。我们可能希望尽可能为护自己的权益与尊严，但一定是在国家大义的前提下去讨论。这一点，我相信在军人之间也是有共识的。至于推行年改是否真如外界所述是有心政客蓄意要斗臭军人的举措，现役军人有拥护中央政府的义务，同时必须维持行政中立，这一点只能让民众藉在民主机制底下自行去论辩与评断了。

从国防部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态度来看，现阶段确实有将涉及国家安全的军职人员与其他公教人员分开讨论，军人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自然应该依据现实招募及留用情形去拿捏年改方案；虽然对于期望维持旧案的抗争人士而言，现案仍然差强人意，但年改方案确实也已逐渐向抗争团体期望倾斜，尽量涵纳各方关注问题，并可望再进一步调高年改“楼地板”；政府当前强调的“长留、久用”考量到国军服役特性，政策立意上也尚称符合多数军职人员的期望。

如果年金确实不得不改，期盼抗争团体能秉持专业、参考国际经验，替大家提出一套更具体、更公平的方案，引导各方可以在透明、理性的基准下进行比较，减少牺牲、回归民间公断。这也是身为现役军人在当前情势下的一份心愿。

（作者系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士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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