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胡清心：香港，我和你，在最美好的时间点相遇

2008年夏，北京奥运。

我仍记得那个盛夏的夜晚，在上海人民广场，大屏幕上正直播奥运开幕仪式，当刘欢与 Sarah Brightman 手牵手，站在飞升的地球上唱着《我和你》的时候，广场上的人们仰着头张着嘴，倾听着那虚无缥缈的歌声。我站在人群中，那一刻，从来未曾感到自己离世界如此接近，又似乎如此遥远。我如是，中国亦如是。

数日之后，我乘坐火车从上海抵达深圳，跨过罗湖海关，开始在香港的求学生涯。这只不过是一年的硕士课程，我尚未设想任何长远的计划，却是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这座城市的漩涡之中。回想那年盛夏还懵懂无知的我，绝料想不到自己竟有朝一日会成为香港人，也绝料想不到与这座城市的际会将彻底改变我的人生道路。

我一直想回溯这过去九年的故事，每一个印刻在我生命中的节点，我是如何变成一个香港人的。

曾经，“他者”是冒险，是避风港

总觉得自己是特别幸运的，在一个最好的时间与最好的地点，与香港相遇。2008年，中国与香港的蜜月期虽已过，但大国崛起的神话仍闪耀着光芒，陆港矛盾也尚未萌芽。那时我倒是从未羞于承认自己来自大陆，一来语言不通，也没法掩饰；二来大陆人的身份似乎没有想像中那样受到歧视。学校的工作人员是和善耐心的，街市小贩、超市收银员都努力用普通话与我们沟通，而这个身份更让我收获了比一般新生更周到的照顾与关怀。

来香港之前，我对港台文化并不了解，也不甚感兴趣，只是为了学习粤语，煲了三个月的 TVB 剧集，因此我对香港的认识几乎完全空白。但也正是因为彻底空白，让我对这座城市的情感是几乎中立的，因为不了解，也就谈不上喜欢或者讨厌。在“大陆人”成为一个复杂而特殊的身份标签之前，我并不感到身为“大陆人”有什么独特的负担，和任何其他国家城市来到此处的人一样，我们首先是这座城市的寄居者，是一个“他者”。好多人喜欢问我，从大陆来香港会不会不适应。我总感到这很难回答，作为初来乍到的“他者”，怎么可能自来熟？总是需要时间去适应一个陌生的文化和环境，可这种适应过程，才是正常的自然过程啊。

唯一不适应的，大概只有热带城市潮湿炎热的气候。走在崇基校园小桥流水的石板路上，那紧贴着皮肤几乎让每个毛孔窒息的潮湿感，还有热带植物在盛夏散发出的浓郁的香气，是刻在我记忆中最早的印象。那香气是有色彩的，是明光锃亮的绿色，如今每每进入夏天，只要一闻见那绿色的味道，我总会立刻感受到第一年那充满新鲜和好奇的心跳，想起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接近这座城市，去学习在这里生活的那份幸福。自然地，我不断地观察这座城市的表象，努力学习它的语言，揣摩并跟上它摆动的节奏。这正是“他者”的身份令人激动而有趣部分。

“他者”的身份更曾是一个避风港，让我可以躲在它背后，尽情接受着港人对外来者的善意和热情，而在冒犯失礼的时候接受他们的宽容。那时候，做“他者”不必然是件坏事，只要扮演好那个乖巧的、勤奋的、生疏的、需要被照顾的“他者”形象，人类普适的同情心自然便会流露。

我无法想像现在来港就读的陆生是否还能保持我当年的心境，对他们而言，来到香港并非探索自己人生一段未知的旅程，接触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而是进入一场硝烟弥漫的战场的最前线。他们尚未亲身感知陆港文化与认知上的差异，便已经被媒体的妖魔化吓到了，墙内墙外信息的差异和故意夸大的误解更让他们是穿着盔甲前来。而身穿厚重的盔甲，又如何能毫无负担地大口呼吸呢？

何为一国，何为两制？

最初的大半年，我对自己无比自豪，我并不感到在香港的生活与中国大陆有什么天差地别，而就算文化冲击确实存在，但只要有足够的普世的关爱、宽容、开放与同理心，就完全不会构成问题。但有两个细节给我带来不同的冲击。

就像大多普通的内地生一样，周末我常常会跨越罗湖边境，去深圳采购廉价的日用品和食材。而当我第一次由香港踏足深圳的时候，却让我着实震撼。只是隔着窄窄一条深圳河，另一边就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总感觉，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别必然首先受到地域影响，那么自然同在热带的深圳和香港气质上更为相近，可事实上是，深圳和在纬度上与其有十万八千里之远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肌理相同，却与香港毫无共通之处。无论是街道标识、 人行道与机动车道、路边小贩的叫卖与店舖的招牌、交通状况，甚至连街上行人的样貌……总体而言和国内的一线城市并无分别，我可以娴熟地以在大陆生活二十多年的经验自如穿梭其间。

这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明白了何为一国，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秩序之下，竟可以将地理的自然分布与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几近抹杀，统统都打造成一个模样。北方城市与南方城市、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平原城市与高原城市……国家教育我们为中国的地大物博、文化源远流长与丰富而自豪，确实无论是祖源、语言还是风俗之多样性，一直是国人津津乐道的。然而，却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多样性在党国深入基层的控制与集体主义思想这个大背景下，就像蛋糕上的裱花，主菜旁的配菜，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细枝末节。只有经过比较，我才体会到，当你踏入大多数中国城市，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本地的文化特色，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无处不在。而同样，我也感受到了何为两制，仅仅是一条深圳河，就将同处一个气候带的地区分隔成天差地别的两个世界。不仅是城市景观，还有社会民生、日常生活的细节，甚至连仪态都很难想像，他们本是同一个族群，甚至还可能有些沾亲带故，却难以看出相似之处。正是从深圳与香港的距离，让我逐渐明白所谓两制之间的距离，绝非政制层面而言，是经由漫长的历史变迁，已经浸染至日常生活的肌理。有人说，香港人一定要区分香港与广东，分明是优越感作祟，可事实上它们真的毫不相似，而我也意识到，要真正融入香港的距离，比我想像中遥远太多。

另一个细节，则让我尴尬。无论多么和善的港人，只要听说我来自大陆，便充满同情地问起关于中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新生入学必经的军训，又或者是基督徒是否可以公开信教等等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每当此时，我总感到很难向他们解释，08年之前二十多年的生活经验让我知道，当年的中国大多数人既不是盲目拥护政权的顺民，也不是激进流血的革命者。尽管无论是小到日常生活层面，还是大到国家政策层面，他们都不会公然表达自己的意见，可他们一直在以另类的方式让自己能继续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能保持独立的自我，对政权进行有限度的对抗。可有时候我费尽口舌，却发现对方还是在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中，根本理解不了我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确实，没有经历过六十来年的政治运动的人，自然是不需要这种生存的智慧。

而让我和很多一样初到香港的陆生更为愤愤不平的是，仅仅因为中国的政治教育和军训制度，不少港人就认为我们都是被洗脑的，惯于服从，并没有自由叛逆的灵魂。这种评价比讽刺大陆人没有素质、物质虚荣等等还要难听。生活在独裁制度底下，政权的触角和控制深入到方方面面，要一个刚刚成年的学生反抗谈何容易，但这就不代表我们在灵魂和思想上，比民主制度之下生活的香港人低劣。所以，当我们看到本地学生参与 O-Camp（迎新营）、舍堂活动时那疯狂投入到似乎没有自我的样子，必然忍不住暗自偷笑。比如中文大学的 dem beat（打拍子叫口号），和我们军训时整齐划一地喊口号，有什么分别呢？在我或很多陆生看来，这些舍堂文化又何尝不是一种类似“军训”的规训文化？

我能够理解，初成年的大学生总是需要一种仪式，让他们能在一个同质性的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共同的记忆和经历，越是无意义无目的性的行为，越是能培养出这种兄弟情谊。在独裁统治的国家，正是透过无意义的操兵和军事化的驯化，来建立无条件顺从上级的集体文化。而舍堂文化呢？虽然是民主政体之下的大学舍堂发生，但本质上来说，经历者也正是透过一系列疯狂不合理的活动，以顺从学长学姐来建立自己的集体文化。我可以理解，这是身为社会人不可避免的年少无知，只不过不幸的是，我投胎在中国，而他们投胎在香港。可是要知道，就算被“洗脑”教育了十几年，我们还是会反感军训，或者想出各种办法溜号，或者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与教官抗争。我们会笑那些把烈日下无谓挥洒的汗水当做美好记忆的人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可是，为什么在那时的香港学生中却不常听到有人会批判或反思舍堂文化的意义呢？我不禁质疑，民主自由世界走出来的人，是否就有资格去批判一个从独裁专制世界走出来的人，不够他们思想独立和自由？不，我发现我无法用民主对独裁这把准绳，去判断香港和大陆的不同。是的，这两个世界大相径庭到有时根本沟通无力，但我根本找不到头绪，去解读这背后的原因。

当我愈接近这座城市，我却感到它愈发扑朔迷离而陌生。而随着时光流逝，我渐渐厌倦了扮演乖巧而无知的“他者”的角色，我想以真实的自我去面对这座城市，在我和这座城市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不再回避；在我不认同的地方，我大胆表露；在它不喜欢我的地方，我也不再怯生生地搬出新人的羞怯，我期望冲突能带来火花，可以让我把它看透，但我却看不透。于是，当我有限的观察与经验无法给我答案的时候，如同许多内地生一样，在一年学习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我拿起了能找到的一切有关香港的文学作品，只希望在其中能瞥见这座城市的真貌……

随着时光流逝，我渐渐厌倦了扮演乖巧而无知的“他者”的角色，我想以真实的自我去面对这座城市，在我和这座城市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不再回避；在我不认同的地方，我大胆表露；在它不喜欢我的地方，我也不再怯生生地搬出新人的羞怯，我期望冲突能带来火花，可以让我把它看透，但我却看不透……

（待续）

（胡清心，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一个生于上海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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