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募救急不救穷！《端传媒》转生，同时尝试多方资金造血

你可能会好奇，《端传媒》群募募来的数百万台币，能撑多久？

“肯定是撑不了太久。”《端传媒》总编辑张洁平昨天在媒体座谈会上，这么回答提问的媒体。她也同意贝壳放大创办人林大涵所提的“救急不救穷”概念；“（救）穷的话，就不要救了。你救的话又怎样？”

“我们不是期待这笔钱就能让我们活下去，”张洁平解释，“如果我们完全没有（资金）造血能力，就靠这笔钱活一辈子，就不会做这笔集资了。”“我们不是没有造血能力，包含做自己的小量广告、小规模付费等，收入来源多种多样……。”

《端传媒》于6月14日举办一场名为“如何拯救濒临破产新媒体”的座谈会，与谈人包括林大涵，以及刚获颁金鼎奖“杂志类个人奖：专栏写作奖”的资深媒体人黄哲斌。出席现场的媒体从业人员约占8成，问答交锋之际，张洁平首度在公开场合证实，《端传媒》财务危机、失去70%员工主因，就是最近一轮融资失败。

至于媒体关切的运营金额，她则表示以目前运作规模，每年运营成本约为100万至150万美元。如何支应这些成本？她说，除了群众集资、广告收入各占三分之一，也将发展朝鲜等地深度旅游、实体活动等，拓展收入。

一场活体解剖：我们犯了所有创业者会犯的错

张洁平说，《端传媒》现在的状况是“端2.0”，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自我解释。《端传媒》于2015年8月3日上线；2017年4月遭遇危机；2017年6月6日启动群众集资计划；2017年6月12日转型改版；2017年6月下旬推出深度内容付费机制。“22个月，我们开创出一个独特定位的品牌，虽然还没长大，但是和现有媒体不同的品牌。同样的，我们也犯了所有媒体创业会犯的错误，”她说。

“今天这对谈，其实非常奇怪，一般是成功的人才在分享失败经验，我们就像做一场活体解剖一样，我们还在挣扎。但我们也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只是端要面对的，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时代产业的切片，我们也很乐于分享，这个路，一定要大家一起走出来，”张洁平说。

她做了一张图，称图中密密麻麻的术语为“编辑和记者耳畔常浮现的恶梦”。这些词语包含了 DAU（每日活跃用户数）、MAU（每月活跃用户数）、TP（用户在页面平均停留时间）等指标。

不仅如此，22个月来，《端传媒》团队过著这样的生活：“老板或投资人不停说，你要做短视频，你要做直播 broadcast，你要追著资本的风口来走，记者们不能像以前一样，你要有 KPI，你要为你的点阅量负责，记者已经没用了，我们有我们有大数据……”，张洁平说，不仅仅是《端传媒》，这些词会不断在新闻工作者耳边回响，这也导致媒体产业里，很多人的怀旧，称过去的媒体为黄金时代。

但，这些意味著什么呢？张洁平认为，所有错误的价值，在于体现“我们一定要活下去”。她说：“活下去，就有勇气和有资格去把我们犯过的错叫作‘成功道路上的试错’。现在还没到那时刻，但我们盼望能尽快到这样的时刻。”

她细数犯过的那些错误。包括发展内容优于模式，先做内容产品，才发展商务，更后来才发展用户；陷入流量焦虑与品牌形象的拔河；以及被资本风口牵著走。有了这些过错，端传媒不得不重新想像媒体、新闻与内容；以及，未来究竟要以资本、读者，还是以客户（广告）为中心？

“拔起你的头发，把你自己从泥土里拎起来”

她强调，《端传媒》想做的事情，从头到尾甚至不是深度报导和优质内容，因为，这两种东西是想做内容的人该有的底线。“我们非常希望有一个视角：‘跳出本地的圈子，看回本地’。”

张洁平的出生地是中国，香港给了她一个非常特别的“回看故乡”经验。到香港定居之前，她从未以这种角度看待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香港让她得到的，不光是被曾经政治力量屏蔽的真相，还包括一种视角，这个视角让人重新认识自己，还有重新认识自己来的地方，更让人清晰地知道“往哪里去”。

既然共享同一种语言，先不论身份认同，有没有一种视角，能够稍微高一点，重新看待这个共享语言的华人社群？

张洁平常思索，身为讲华语的人，都喜爱看外媒怎么报导中国、台湾、香港；“你会发现大家都很需要一个‘外人的视角’，告诉你这土地上有这些问题，这些过去没看到的亮点。这个视角能够拔起你的头发，把你自己从泥土里拎起来，”她说。

她强调，《端传媒》提出跨区域报导，透过故事和对话，读者能在阅读过程中见到真实和自由，对世界有好奇心、有同理心。而这个能被共享的视角，甚至不一定要做新闻——它可以是讲故事，可以是旅行，可以是活动，当然，他们必须都优质。

至于现场媒体关切，未来报导的选材是否会调整？“我们不会让角度变钝，”张洁平答，未来的内容仍以读者中心，“如果我们敢让角度变钝，我胆敢不做铜锣湾书店，我可能就会失去你。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传播者的三层肉：你在第几层？

黄哲斌则引数据分析网站指出，2012年上半年，光是 Google 的广告收入，就超越同期美国所有杂志和报纸广告收入的总和。Facebook 在此后加入战局，同样成为广告市场上的赢家。他引统计指出，去年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全球广告营收相加（分别为794亿美元、269亿美元），两笔相加后，已经超过同年全球总广告量的五分之一！

这些数据皆显示，传统媒体依赖的广告模式，早就难以为继。他指出，网络时代，大家很自然认为内容就该免费；然而，网络上许多免费的“美好的事”，对认真的专业媒体工作者而言，必定产生冲击，陷入流量红海的焦虑。

流量红海带来的各种现象，包含即时新闻、内容农场、抄袭爆料社团等生产“大量廉价但能带来流量”的内容生产行为，则是不难预测的后果。

黄哲斌常开玩笑说，现在的新闻产业环境，根本就是要让所有新闻媒体成为非营利团体，还要让所有媒体工作者成为免费部落客。收费，是挑战读者的习惯。但他认为，向读者收费，能逼著一些媒体走出来，和读者沟通、以内容和读者买单，体会到核心不再是广告主，而是读者。

但这并不容易。他也分享了自己的中文媒体订阅“帐单”，媒体包括《端传媒》、《苦劳网》、《焦点事件》、《公民动影音资料库》、《报导者》与《天下全阅读》包括赞助制和订阅制，每个月的帐单费用约为新台币1500元。但值得讨论的是，如今的台湾社会，有多少人能负担一个月1500元的订阅帐单？

黄哲斌也以“传播者三层肉”解释媒体的时代困境。他解释，“一级传播者”为个人内容生产，包括脸书图文、部落格等；“二级传播者”为 Facebook、Twitter 与
Youtube 等社群平台；“三级传播者”则是将新闻、影像、声音传送到终端用户的电脑或手机萤幕上的网络电信服务商。

“各位难道都没有为内容付费吗？”其实行动上网、上脸书看内容，使用者是需要付费的，只是你付钱给电信商，而非辛苦产制影音和文字的内容生产者！

“如果智慧财产也是一种财产，文字劳动也是一种劳动，不妨在这个时代重新思考，前述分配系统是否合理？”黄哲斌抛出这个想像，有没有可能，未来每个家庭每周能掏出新台币1000元左右，去支持产出公共性内容的媒体？

“社会会不会进步，取决于好人会不会得到好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Paul Krugman 的著作新台币500元有找，我为何要为了订阅《端传媒》，一年付上千元台币？”林大涵在募资计划扮演关键角色，他回忆最初和《端传媒》的合作关系，其实是受邀写文章，他发现稿费超高，自己文章的点阅率却很低，他当时就想：“他们（端传媒）活得下来吗？”

他分析，新媒体商业模式常见“方向不对，半生白费”状况，尤其，内容创业是一个“非 control market”，不但受到文化地理限制，也不是在小市场实验成功就可以复制到大市场的一门生意。他也注意到，大众并不是不愿意为内容付费，而是“需要更多动力，让使用者付费”。

谈到新媒体的商业模式，林大涵忆及，创业之初，曾有人问他：“你们商业模式是什么啊？”一开始，他觉得不太开心，“这就好像我和未婚妻将来生出一个小孩，人家问我，这小孩长大会怎样？”

他也分享，在做集资时，听到很多私底下的声音，例如：“我很喜欢端的理想，但我不会考虑支持，就算支持了，他半年后来会有一样危机。”林大涵这么答：“是噢，那上次总统大选，你投给谁？”

“如果有一天，订阅《端》的人，像是当年资助电影《看见台湾》一样，纷纷很骄傲地分享在自己脸书上，那不是很好吗？”林大涵指出，群众集资案件里，看见许多人对理想的追逐，而这些追逐的效应是会持续的；例如当年太阳花学运，众人集资登广告上《纽约时报》头版，许多赞助者今天还会津津乐道：“我曾是纽时的广告赞助人。”

林大涵指出，“做新闻”绝对不是 VC （创投）喜爱的好项目，但若是每个人都只挑战“看起来会成功的事情”，那世界就不会变好。“社会会不会进步，取决于好人会不会得到好报，”林大涵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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