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军事研究解禁，会动摇学界反战传统吗

地下物体探测技术、人工智能联动系统、模拟生物小型飞行器，都是在现代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防御、侦查课题。就在今年，这些科研项目将在日本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中进行公开招募。

2016年12月22日，安倍政权在国会上通过了2017年度的预算案。主管日本国防事务的防卫省宣布，将继续实行“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下文简称为“推进制度”），提供丰厚的科研经费公开招募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进行防卫装备厅指定的国防技术相关科研项目。

今年是该推进制度实施的第三年，投入的科研经费预算总额将达110亿日元，远远高于2016年的6亿拨款。而初次实施该制度的2015年，经费只有3亿。仅仅3年时间防卫省的科研经费就翻了三十多倍，从个位数跃进为三位数。

消息一出，持反对态度的学者主导民间组织“军学共同反对联络会”，立刻发表了抗议声明，称“这项偏重军事的预算案会将日本推向军事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企图进行武器出口的安倍经济学战略中的一环。容忍该预算案不仅会动摇日本和平发展的根基，还将推进军产学（军事、产业、学术）复合体的形成，从而摧毁科研领域的自由风气。”

曾在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曾获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担任评议员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小沼通二指出，推进制度是开发武器的起步阶段，一旦染指就会陷入军事协作的陷阱里不能自拔，最后失去独立自主的科学家立场。

日本学界的反战传统

虽然军事研究在其他国家看似稀松平常，但在日本始终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二战期间，大量科研人员被卷入武器研发制造中，成为侵略战争的帮凶。出于对军国主义的反思，有“科学界的国会”之称的自然科学学者自治组织“日本学术会议”,曾于1950年和1967年两度发表声明：“绝不从事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和军事划清了界限.除了明确反战立场之外，也是科学界维护学术独立自由的一个象征。

但随着二战变成历史名词，离普通人的生活愈发遥远而陌生，同时科研领域军用和民用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军事研究开始浸渗到大学的科研当中。2008年，防卫省开始和东京工业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知名院校缔结“技术交流”关系。如果说技术交流还勉强维持着大学科研一线和军事研究泾渭分明的名声的话，那么2015年推进制度的公开实施可以说标志着日本军事研究的彻底解禁。

推进制度自实施以来，不断遭到左翼学者的批判和抵制。不少学者表示“绝不从事和战争沾边的杀人研究”，强调“没有和平利用哲学的科学堪称凶器”。不少大学以整个大学的名义表明坚持“军学分离”的立场。

例如，广岛大学以“作为从原子弹爆炸后的废墟中复兴的大学，绝不进行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为理由表示不会应征。

“既然防卫省有使用武器的可能，就不应该参与。”广岛大学副校长吉田总仁表达对推进制度的看法时说。

新泻大学在大学行为指导中追加“不进行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关西大学、法政大学等私立大学也表示不允许自己学校的科研人员应征防卫省的推进制度……

2015年3月日本全国公务员劳动组合联合会对国立研究机构科研从业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64%的科研人员认为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进行军事研究”。今年3月，日本共同社以95所大学为对象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四成大学表示不会参与军事研究。在汹涌的反对声中，防卫省的推进制度在学界推进的并不顺利，去年仅有44个科研小组（其中23个来自大学）应征。

对推进制度表示赞同的学者则将这种反对的声音揶揄为一提军事就反应过度的“军事过敏”，强调防卫技术研究并不等于武器研究，更不会径直导致战争。呼吁各大学“给科研人员最大限度的自由”，一味的禁止才是对学术自由的干涉，妨碍日本科技进步。

日本学术会议的现任会长大西隆表示：“应该容许大学进行符合自卫队活动目的的基础研究。” 大西会长现任日本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的校长，该校加藤亮教授主持的课题“开发超高吸附性聚合体纳米纤维有害气体吸附材料”曾于2015年获得推进制度的研究经费。

国际局势平添不安定感 “防卫”成合理诉求

为了打消科研人员疑虑，防卫装备厅强调制度以保护国家安全防卫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设置的科研项目也均为小型飞行器、防毒材料等侦查防卫方面的技术。

日本与中韩俄之间因领土问题摩擦不断、风云难料的朝鲜核问题，蔓延全球的恐怖主义……与周边国家关系恶化，国际局势的不稳定让日本社会陷入一种关乎安危的不安情绪中。这种社会氛围映衬下，“防卫”显得十分合理而有意义。拓殖大学海外事情研究所所长安全保障专家川上高司在接受保守派媒体《产经新闻》采访时呼吁“学术界必须顺应国民意识和舆论的变化”，不应谈军色变，过度反应。

与此同时，防卫省承诺原则上允许将研究成果对外公开，只不过“如果研究进行期间公开时，需事先将公开内容告知防卫省”。研究结束后科研人员可自由公开“研究成果书上记载的内容”，同时保证学者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

“不会限制公开，不会向科研人员提供机密，不会将研究内容设为机密，防卫省职员不会干预研究”等条目用红色醒目字体登载在推进制度的官方首页上，竭力地试图证明防卫省的研究与一般研究一样公开透明。

对于防卫省给出的两颗“定心丸”，日本著名天文物理学家、军学共同反对联络会代表池内了教授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那不过是防卫省的花言巧语，并不可信。

池内教授认为推进制度不是孤立成立的，是安倍政权一系列保守政策的一环。

“‘原则上’这样的用词太模糊了，那实际上呢？如果真的能保证公开又何必加上原则上三个字？而且需要提前告知防卫省，想要做到实际上的审查太容易不过了。同时，军事研究深入下去必然会涉及到所谓的国家机密，到时候可以拿秘密保护法来制约科学家，公开终将成为空谈。”

“保护国家安全”成万能护身符

2015年1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成立“特定秘密保护法”，防止国家机密泄露。今年3月，规定犯罪策划准备阶段即可进行逮捕的“恐怖袭击等组织准备罪”已经送交国会审理……这一系列法律都打着“保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在使用范围和遣词造句不够严谨的质疑声中强行推进，引发了不少人对于日本国家权力膨胀，民主空间将不断受到压缩的担忧。

池内教授认为国家安全并不需要军队来维护，“反恐事务并不需要军队来主持，警察和国安部门已经足够。日本根本没有必要参与国际上的军备竞赛。国家安全不过是煽动人们的不安情绪以谋取开发军备正当性的借口罢了。”

“一个科研项目所耗经费少则百万，多则上亿，”在某研究所从事生物科研的博士研究员上村对应征者的选择表示理解,“想要维持科研顺利进行，第一步就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想应征也是无奈之举吧。”

他所在的科研项目每年都要耗去超过1亿日元，最近他刚刚经手购入一种化学制剂就花去约20万日元。而他也曾亲眼见证过有研究室因为中途经费不足最终不得不解散，使得研究半途而废。“科研所需的经费绝不是个人能够承担的。若是经济好的时候，没准还可以指望大企业的资助，但现如今恐怕只能依靠政府了。”上村庆幸自己所在项目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不需要纠结推进制度的善恶。

第2次安倍政权成立以后，连续五年增加防卫预算。在2017年的预算案中，防卫预算高达5.1兆日元，这是日本防卫预算首次超过5兆，比2016年增加1.4%。相对地，日本科研经费却逐渐递减，国立大学运营费拨款在过去11年间削减了近1500亿。

北海道大学计划到2021年为止，削减相当于205名教授薪水的人事费用，东北大学解雇了3200名临时雇员……去年文部科学省对200所大学进行的有关科研经费的问卷调查显示：有约六成科研人员一年的个人研究经费不满50万日元，八成不满80万日元，只有一成科研人员表示科研经费较十年前有所增加，而表示有所减少的人则超过四成。

获得2016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大隅良典教授就曾在表达获奖喜悦的同时，对现在日本科研所面临的经济困境表示担忧：“如今大学运营费拨款越来越少，科研人员必须自己去竞争科研经费，如此一来难免会急功近利，看起来没什么用的基础研究难以赢得经费，年轻科研人员大量流失”。去年11月举行的国会审议质询会议上，共产党议员宫本彻提出“应当立刻取消这种将大学卷入军事研究的制度，要是拿得出110亿日元的预算，就应该实实在在地拿来支持大学的自由研究。”

“这就相当于日本政府在对科研人员进行经济性征兵”，池内教授将这种通过预算上的政策倾斜迫使科研人员不得不依赖防卫省的科研经费的策略称为“经济性征兵制度”。
“在一般科研经费遭到严重削减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那些缺乏经费支持的研究者不会病急乱投医，无奈之下去应征防卫省的研究经费。”池内教授对此深表忧虑。

4月14日，日本学术会议召开新年度的总会，发布了对于军事研究所采取态度的官方新声明。新声明延续了前两次声明的立场，重申“科研人员不应从事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但与此同时，声明称“希望各个大学自行制定相关制度，判断与军事安全保障相关的研究是否违规”，将具体情况交由各个大学自行判断，这使声明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显得模糊与空洞。

5月底截止报名的防卫省推进制度仍在招募中，应募的情况尚不可知。面对科研经费不断缩水的现实，大学与军事研究的关系今后何去何从难以预测。

“期待日本政府来维护日本大学自由反战的立场是不现实的，”池内教授将希望寄托于科研人员的自律，“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呼吁更多的人不要去申请推进制度的科研经费，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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