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难民挣扎记：香港是离不开又留不下的“家”

孟加拉国难民Joshir在香港待了十年了，仍住在一间五平方米的铁皮屋里。屋外荒草离离，抬眼可以望见对岸深圳的“京基100”——全球第14高、有高档酒店和餐厅入驻的摩天大楼。

“噢，我从前不知道。”Joshir望著大厦愣神片刻，继续沿著农田间小路向“家”走去。2007年Joshir从孟加拉逃难，当时选择经由深圳偷渡到香港。十年里，深圳在楼房的数量和高度上不断赶超自我，相形之下Joshir在香港的生活停滞不前——在贫民窟里等待数年，至今未获得香港政府批准的“难民资格”。

香港难民审核制度严苛，从2009年底到2016年12月，在入境处完成的11,138份难民资格申请中，只有72人获得港府批准，通过率仅为0.6%。相对而言，德国政府在2016年一年里处理了约70万份申请，难民资格通过率接近40%。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在全世界层面，难民认可率（Refugee Recognition Rate）约为37%。

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2016年6月回复立法会议员关于难民审核机制的提问时表示，由展开审核到入境处作出决定，申请处理时间平均为28个星期。他提到有个别申请处理时间长达49个月，但认为原因是申请人以精神状态不佳等理由多次缺席审核会面，“滥用空间”。

截止到2016年底的十多年间，港府共接获30,508份难民申请，9,981份申请尚未完成审核程序，在所有申请中占三成。这三成中，部分申请人在香港进退不得已经十多年，他们既无法前往第三国展开新生活，也不能回国与家人相聚。

香港难民机制审核时间长、通过率极低历来为人诟病，保安局针对这点已提出全面检讨，但低效的审核制度并不是套在在港难民身上的唯一枷锁。

边缘人的困境

Joshir居住的铁皮屋位于香港北部乡村坪𪨶的一片寮屋区，不大的房间刚好够放一张单人床、一只柜子、一台冰箱，简陋的木天花板上悬吊著一颗装饰用的球形旋转灯，贴著风景画的木板墙时常需要经受台风天气的考验。房间各个角落塞满生活用品，大部分都是他从垃圾堆捡回来的旧物。房间的卫生状况令人担忧，冰箱一旁就是一览无遗的卫生间，但看得出他尽力做了清洁。

与Joshir的住所相邻，有十多间同样用木板分隔出来的小房间，木板外用生锈的铁皮罩上一层用来加固，这样的非法临时建筑在香港被称为寮屋。Joshir沿著寮屋区里细细的排污沟向外走，经过许多相似大小的幽暗房间，时而能看到其他难民的身影，午后时分有些蜷曲在床上无所事事，也有女性难民抱著孩子坐在床边沉默。

香港难民组织Vision First在2013年发现了这片难民聚居的寮屋区，将它标记为“树下的贫民窟”，因为这里的地标是一棵从寮屋里长出的大树。贫民窟南面斜坡上是一家生产建筑材料、工业化学品的工厂，工厂的卡车曾经滑下斜坡、一头冲进长著树木的铁皮屋，难民们描述起当时的情景仍心惊不已。

虽然居住环境简陋又危险，Joshir和另外10名孟加拉难民仍依靠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ISSHK）提供的、每月1500港币的微薄住屋津贴，与房屋中介签了合同，没料到却卷入更大麻烦。

2015年，11位孟加拉难民被廉政公署起诉诈骗ISSHK津贴，不仅难民资格审核遥遥无期，还要面临入狱风险。廉署的起诉理由是，合同上的居住地址指向湾仔一个不存在的住所，而不是难民在坪𪨶的实际居住地，因此状告他们利用虚假合同向ISSHK骗取住屋津贴。

“难民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真正应该被追究责任的应该是房屋中介和ISSHK。”Vision First创立者柯兹莫·比森（Cosmo Beatson）向端传媒透露。Vision First自称是一间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为在港难民提供生活、法律等多方面的支援。自2009年建立以来，Vision Frist在机构网站持续发布博客（blog），介绍与在港难民有关的各种信息。

据比森讲述，11个难民在2010年签下这份租房合同，当时中介仅提供中文合同，故意让难民蒙在鼓里。直到2013年8月，难民们在Vision First的帮助下发现了合同上的居住地址有问题，随即向廉政公署举报。此后两年里，廉署从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却在2015年突然将11位难民告上法庭。

“这一案件完全是政治迫害。”孟加拉难民的代表律师、帮助过斯诺登的人权律师罗伯特·提伯（Robert Tibbo）说。

比森也认为案件有诸多蹊跷。他解释，ISSHK社工在审核难民提交的住房津贴申请时，理应亲自考察居住环境，若在这个阶段发现合同有问题，自然不会发放津贴。但孟加拉难民获得这份住房津贴长达五年，比森认为或许是ISSHK失职，没有履行考察责任，而更严重的情况可能是ISSHK对假合同佯装不知情。

尽管每月1500港元的住房津贴在香港的天价房租面前微不足道，但11个难民5年间获得的津贴也是一笔可观数目，而住房津贴按规定由ISSHK直接支付给房屋业主，不会经过难民。比森怀疑，房屋中介或许与ISSHK、乡绅势力有不为人知的联系，“这些人是贪婪的蜘蛛，而难民是掉入他们网中的小飞虫。”

ISSHK的赞助人之一是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夫人梁唐青仪，而廉署是直接向特首负责的执法机构，在比森看来，廉署不起诉 ISSHK失职，“原因不言而喻”。ISSHK回复端传媒表示，案件进行中，因此“不便公开评论”。

“政治报复”的另一名受害难民是帮助斯诺登在香港藏匿的Vanessa。2016年9月，三个在港难民家庭庇护前美国国安局雇员斯诺登的故事曝光，来自菲律宾的Vanessa是“守护天使”之一。

代表律师提伯原本希望故事曝光能帮助Vanessa赢得庇护，但她却被入境处要求提供有关帮助斯诺登的详情陈述。Vanessa说，ISSHK从10月起切断了她的水电煤津贴，因为她拒绝向港府提供相关信息。但ISSHK向端传媒表示，“强烈否认（strenuously denies）”任何人曾因帮助斯诺登而遭到ISSHK “惩罚”，也否认针对ISSHK没能为“符合资格”的申请者提供充足人道支援的指控，而“鉴于隐私考虑”，ISSHK不会对个别案例作出评论。

在这之前，曾有人粗暴地敲打Vanessa的住所房门，提伯认为她有性命之忧。另两个家庭的经历相似，失去生活津贴，甚至被斯里兰卡警方跨境追捕。目前，三个家庭在众筹支持下生活，同时等待向加拿大提交的庇护请愿结果。

因帮助斯诺登而能获得媒体关注的难民始终是特例，大部分在港难民除了等待入境处的审核结果，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他们面对的最大困境是薄弱津贴带来的生存挑战。

ISSHK发放的住房津贴每月只有1500港元，而据港府统计，2016年香港住宅的平均月租金达到每平方米超出300港币的水平。对于居住在新界乡村寮屋里的Joshir，这份津贴尚能勉强支撑，但“女难民更喜欢住在城里”，租房更为艰难。

斯里兰卡难民Amisa居住在香港岛鲗鱼涌一带的“巨厦”里。这种巨型大厦有两千多个单位，住户过万人。Amisa在这里有一个狭小的单间，月租是2500港元，ISSHK帮她支付1500港元，余下部分由朋友接济。

由于租金低于市场价格，房东并不认为Amisa是值得平等对待的人。“房东的客人来时，他命令我让出房间，睡在走廊里。”Amisa眼眶泛红。

难民的食物津贴更少，每月只能获得价值1200港元的食物券，必须在指定商户购买指定食物。但据政府统计，香港人在2015年的人均月生活费为9,253元。

为了防止难民申请机制被滥用，港府规定来到香港的庇护申请者不得工作，非法工作而被捕的难民可能面临长达15个月的羁押。但是政府津贴不足以维持生计，不少难民铤而走险“打黑工”。Amisa就曾因为在餐厅洗盘子被捕，导致她的难民审核一再延长，在香港滞留超过11年。

“但有的雇主宁愿雇用难民，因为他们的时薪低得多。”比森说。

少人问津的议题

2014年3月起，港府对寻求庇护者实施“统一审核机制”，由入境处一次过审核申请人提交的“免遣返保护声请”，联合国难民署（UNHCR）则负责帮助获得资格的难民前往第三国。

但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认为，香港政府在审核难民资格上“能力不足（out of capacity）”。在他看来，港府对难民的态度“一贯负面”，令难民问题难以解决。

香港政府承担审核难民资格的时间并不长。2004年以前，联合国难民署负责审核寻求庇护者的“难民资格”，并将难民安置到第三国。经过“Prabakar”一案，终审法院确认港府有责任审核难民资格，并且需要在审核过程中遵守“高度公平标准”。但在2008年的“FB & Ors”案件中，法庭裁定政府的审核程序不符合“高度公平标准”，于是政府中止审核工作，改善机制，直到2009年底才恢复审核。

2012与2013年，保安局及入境处分别在“Ubamaka”及“C & Ors”两案中败诉，终审法院命令香港政府必须“独立裁定”申请者是否符合难民资格。至此，港府终于建立“统一审核机制”，难民署处理中的申请转交给港府重新审核，而难民署以后负责帮助获准资格的难民转往第三国、为入境处官员提供培训。

十多年里，香港政府对完善审核机制的反应十分缓慢，令不少个案的审核进展一再受阻。统一审核机制设立后，张超雄亦质疑入境处官员是否具备决定难民资格的专业能力。

“要借助UNHCR的专业技术和资源去做，而政府应该给予资金方面的支持。”张超雄认为，香港政府在审核难民资格上经验与人手不足，应当与难民署合作。

但现实是，政府“自己审核，不认真做，不当他们是人”，而照顾免遣返声请者的任务则转交ISSHK打理——“一个只不过是执行合同要求的承包商”。

近两年来，香港建制派致力推动打击“假难民”议题，将难民问题归咎于免遣返声请者滥用本地审核机制。自由党区议员李梓敬称自己“香港政坛第一个”留意难民问题，呼吁“打倒假难民”。他认为香港给难民的优待“好得离谱”，“黑工加津贴”是吸引“假难民”来到香港的重要诱因，而香港却要为此承受沉重的财政负担和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这个概念是香港人创造的，”张超雄不认同“假难民”这一称谓：“用来标签化（label）这些人。”

他主张从用人的角度看待难民议题，认为比经济角度更合适。“都是地球人，都是人。”他指出要用更广的视野看难民问题：

“你几时可以担保香港不会出现灾难？任何地方出现困难都要互相帮助。”但他也承认，香港社会整体上很难接受这种观点。替在港难民发声的中文媒体不多，“讲坏话多，否则卖不掉报纸。”

在本地华语媒体上，在港难民或者因为犯下打黑工、偷窃等罪行而见报，或者被贴上“非华裔人士”、“南亚裔人士”的标签，这些刻板印象加深了主流社会与这个少数群体之间的嫌隙和距离。多数人对在港难民的存在视而不见，而先入为主的印象则决定了他们在面对难民时的态度。

“难民不是罪犯。”提伯有一次在入境处和工作人员争得面红耳赤。起因是“遣送管理组”的一名保安用“极为粗鲁”的方式对待“已承受了极大精神压力”的免遣返声请人。

保安挥舞著一根指头对前来登记与当值律师见面的声请人进行管理，“你！来！”——意思是上前来、过安检门、进行登记，“你！坐！”——意思是回到座位、坐下不动、等待。

“对我的客户说请。”提伯警告这名保安，难民Ajith低著头、垂著手站在他的律师身边。保安仍不说“请”，两人大声争执了起来。

提伯感到愤怒，他的许多免遣返声请者客户声称遭到政治、宗教迫害，长途跋涉数个国家，被人蛇骗走钱财，滞留香港耗费人生，过著基本线以下的生活，期间收到亲人离世的消息也无法返回家乡，在重重身心压力下，他们仍被粗暴对待。

在争执了十来分钟、工作人员劝解无果之后，一名更高级别的入境处官员脚下生风走了过来，陪笑向提伯解释和道歉，承诺不再雇用这名保安，最后一路将提伯和难民送到门外。

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对Ajith说话。他在律师办公室坐定后才开口：“我今天很不好受。谢谢提伯先生。”

在香港社会中，难民发出的声音微弱而单薄。坚持“打击假难民”的李梓敬承认没有亲自接触过难民，是听社区居民和网民举报。

大律师提伯为难民奔走，但更多时间是孤军奋斗，“华人社会文化中，没有加拿大那种接纳外来者的传统”。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也同意，在华人占多数的香港，虽然自认是国际城市，但却是个“标榜排外”的社会，“‘打击假难民’也是ride on（骑劫）这种流行想法。”

作为为数不多为难民发声的香港人，他坦承只能分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给这个议题，却成了人们眼中最关心难民的香港政治家，“unfortunately（实为不幸），”他无奈笑笑。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Joshir、Amisa、Ajith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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