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困兽犹斗（下）

【编按】艾晓明导演的纪录片《夹边沟祭事》2017年2月25日在香港首映。这是她50岁学习拍摄纪录片以来，第16部纪录片作品，也是最“重量级”的一部。“重量级”的含义很多，可能是耗时长，制作难度大，也可能是面对的恐惧与压力大。从2014年4月，到2015年末，艾晓明用了近20个月的时间，寻访曾经在中国甘肃夹边沟被劳教过的老人，试图给一段残酷的历史，留下唯一的集体真人见证影像。1957年，中国大陆的“反右运动”中，3000多名“右派”、“反革命分子”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在3年时间之内，2000多人死于饥饿、虐待、甚至吃人。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碑纪念，也被砸碎。记录夹边沟的艾晓明，也在时隔半世纪后，再次重新面对自己的文革记忆。端传媒将一连两天连载长篇人物报导，介绍这位中国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从化解“文革”梦魇开始的治学、经世、记录、行动之路。报导上篇已于2017年2月22日刊出，点击此处可阅，以下为报导下篇

夹边沟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导演、拍摄、剪辑：艾晓明

片长：375分钟（5集）

发布：2017年

与大多数受到“孙志刚案”的启发开始参与民间发声与行动的人一样，艾晓明的初衷是相信更强大的舆论关注、更清晰的道理事实能推动官方改变不公，这也是2003年后民间的“主旋律”。

她选择的介质是纪录片。

在那之前，她的感受、思考和表达几乎全都是通过文字来实现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将文字作为求知、表达的工具，但是在中国这种极权社会，宣传术和洗脑术也是通过文字来实现的，它特别否定具象，否定人们的直观体验，”艾晓明说，“而影像、纪录片，它呈现的就是这些直观、具体的东西。”

这是她从事纪录片工作十多年以后沉淀下来的思考，而在拿起摄像机的当初，艾晓明的想法是相对简单的——看到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她觉得纪录片的影响力很大，她想到或许可以用纪录片让更多人了解“黄静案”，从而给事件带来改变。另一个很实际的想法是，她以后可以用这个片子作为女权主义课程里的教学资料。

况且，她也是爱影像的。她记得小时候每到周末就竖起耳朵收集各种风声：今天晚上放不放电影？也记得自己“宁可信其有”地早早在操场上放了小板凳，知道了没有又悻悻地冒雨把板凳搬回家。

在美国访学时，她几乎每天都要借两三盘录像带来看，她觉得一定要趁这个机会把国外的电影看个遍，离开了就再也看不到了，但有时她泡了一天看片子以后又懊悔，“又什么书都没看。”

优质影像的浸淫让艾晓明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被我的职业身份压抑着，我想自由，自由地创作，”艾晓明说，“在纪录片领域工作的人太少了，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女性就更少了，在这个领域工作着的女性，同时是关注社会运动的，就很少很少。我就有一种想法，想要开创中国女权主义纪录片的历史。”这或许是促使她拿起摄像机的因素中最为“高大上”的一个。

从一开始就将纪录片与行动融为一体

艾晓明第一部亲手拍摄的纪录片是《天堂花园》，关于2003年的“黄静案”，这是在湖南湘潭一个女教师宿舍内发生的一起裸死事件，湘潭警方称其为正常死亡，而黄静的母亲则认为男子姜俊武强奸未遂导致了她的死亡。网友一开始纷纷对此事义愤填膺，但随着姜俊武与黄静的情侣关系浮出水面，舆论转向质疑黄静母亲。

天堂花园

导演：艾晓明

拍摄、剪辑：艾晓明、胡杰

片长：137分钟

发布：2005年

艾晓明则在其中看见了公检法和社会公众对“约会强奸”作为性别暴力问题的盲区，于是介入和推动此案的澄清。她邀请黄静母亲到中大与师生讨论案件、联合女权学者和NGO给有关部门提意见，也出谋划策让中大法医中心去给黄静尸体做独立鉴定，并把这些拍到了纪录片中。她的观点在当时备受争议，直到现在许多男性知识分子仍不以为然。

艾晓明的其中一个反对者就是她的合作伙伴胡杰，对他来说，这属不属于暴力需要打问号。他现在回想仍觉得艾晓明当时非常强势而且有欠中立：“我们吵得简直是，我差一点就走了！”

在这次合作几近破裂的临界点上，从来没有独立拍摄经验的艾晓明站在湘潭街头，看着民间艺人卖唱，“我就很有一种人世沧桑的感觉，我就拿起摄像机开始拍，”她回忆说，当回到住处看自己拍的东西，她突然就生起一种信心，“我觉得我拍得很好，我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做这件事，我对场景和事件有感觉。”

胡杰在纠结后觉得把一大堆素材交给一个没有剪辑经验的人是不负责任的，他告诉艾晓明自己会协助完成这项工作，但如何编排由艾晓明主导。

最终，《天堂花园》上中下三集，加上“黄静案”判决和后续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完成，共长达180分钟，是对该事件最完整的民间纪录。参与了案件的发声写作的黄海涛认为，这是少有的甚至仅有的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社会性别视角民间讨论和纪录。而胡杰对这个复杂事件没能从中立角度做更广泛的记录仍感可惜。

作为纪录片“菜鸟”的艾晓明，并没有胡杰的“纪录片导演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一样去观察”的观念，她从一开始就将纪录片与行动融为一体。当《天堂花园》在英国放映，观众用“参与式”这个词汇来描述它，香港放映时，一位学者评价道：“这是行动者的纪录片。”

“她总是在追寻越来越细节、越来越丰富的真相”

艾晓明明确地将纪录片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应该说是在拍摄《关爱之家》和《中原纪事》期间。这两部关于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的现状与自救努力的纪录片，缘于2005年底她接到了媒体人王克勤的一个电话，报导了此事的他希望艾晓明能拍摄感染者的故事。她听了王克勤的介绍，又把报导找来看，觉得故事性很强，可以做纪录片。她为此感到兴奋，就邀上胡杰去了。

关爱之家

导演：艾晓明

拍摄、剪辑：艾晓明、胡杰

片长：46分钟

发布：2007

在这个事件里艾晓明认识了万延海，中国最早推动艾滋病感染者维权的民间领袖，他创立的NGO“爱知行”是中国日后许多知名反歧视工作者的孵化器和联结点。由于受到官方的打压，万延海在2010年移居美国。“我跟万延海一起参加感染者的活动，我觉得那就是一场社会运动，是一场维护权利的社会运动，”艾晓明自觉地加入了这场运动，在其中承担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的角色。

关于艾晓明是怎样工作的，胡杰举出《中原纪事》里的一个例子：“我们去了那个‘关爱之家’（注：一个收容照料艾滋病孤儿和感染者的民间机构，其负责人是段军），去了以后我们拍到了这些孩子的生活、拍到孩子和段军之间的关系，也采访了段军，我觉得够了。但是后来她自己又去了，她又拍了一个尼姑（注：尼姑释妙觉是一位民间维权人士）去到那里，跟患者之间的关系，又拍了段军找了一个女朋友，又拍了他俩之间的关系……我本来觉得拍完的事，她自己又去、又采访、又去，去了好多次。”

中原纪事

导演：艾晓明

片长：122分钟

发布：2006年

在《中原纪事》的结尾处，艾晓明放的是释妙觉带着感染者一起做的祈祷：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刀兵不起……“我感动之至！”艾晓明回想起那一刻，“人们想要的东西就那么多，这个状态里面有一种中国人的生命，有一种魂魄，虽然这个魂魄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失魂落魄的状态。”

“她总是在追寻越来越细节、越来越丰富的真相，真是穷尽了，”胡杰说，“她的工作方式确实决定了她对影片的结构、把握和情感。”

艾晓明对工作的较真程度是她的博士生黄海涛很熟悉的。他记得在选导师时就听说过艾晓明“论文杀手”的名号，他说尽管她2000年回国后严厉程度稍减，但仍会认为研究生们一周读不完700页书是不可思议的。“每次我们劝她要多休息的时候，她就会说像她这样在文革浪费了十年的人，总觉得要努力把时间补回来，”黄海涛说。

“我听她说过一句话，”胡杰说，“她说‘如果我到要死的时候，往后一躺就死掉了。’意思就是她要一直在忙碌工作着，如果要死也不会躺着床上病病歪歪的，她要一倒床上就死掉好了。”

她在旷野上奔跑呼喊，一路往枪口上撞

2010年2月，四川的冬天是阴冷阴冷的，艾晓明揹着沉重的行李，深一脚、浅一脚，独自走在川大校园里，去找一个采访对象。她感到势单力薄，她知道这系列片子没法再往下拍了，因为这场运动结束了。

那是艾晓明在拍摄川震系列五部纪录片的最后一部《国家的敌人》，在这部片子里，她前四部的主角之一谭作人，遭到了国家的审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虽然法院判词称谭作人的罪行是对六四事件“造谣诽谤”，但当时大部分的分析都认为他是因对川震倒塌校舍的调查触怒官方而获罪。

艾晓明说谭作人的遭遇让她终于明白，那些承诺是永远不会被兑现了——真相、进步、权利、法治……

国家的敌人

导演：艾晓明

片长：46分钟（5集）

那几年，她的镜头里有了越来越多的审判：2010年，《零八宪章》推动者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艾晓明在判决前采访了他的妻子刘霞，刘霞判决后被软禁至今；2011年，艾滋病感染者田喜，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刑1年；2011年，“福建三网友案”维权者王荔蕻，寻衅滋事罪，判刑9个月；2014年，“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4年……

至于艾晓明本人，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她的安危。

“她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纪录片导演，也不仅是一个学者，她是一个扛着纪录片，带着教授这样的头衔，在旷野上奔跑、呼喊的一个勇敢者，”胡杰用十分影像化的方式描绘他眼中的艾晓明，“她从一个象牙之塔走出去，从女权主义问题，又发现法治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在这一路上奔跑，就是一路上往枪口上撞。”

体制对艾晓明的定性或许早在2005年就做出了。艾晓明拍摄了“太石村事件”后，这部直录当局对维权者的暴力伤害现场的纪录片震撼了舆论。她又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下公开信，吁请他倾听村民的声音：“我当时还是相信中央政府是好的，或者说是不明真相的，要不然怎么会给温家宝写信呢。”

公开信发布后，来了两位自称新华社驻广东的记者，艾晓明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是来了解公开信的事，他们也确实问到此事，又问了太石村的许多情况，她都坦诚地谈了。不久之后，艾晓明的一位媒体朋友神秘兮兮地给她看了一份内参的传真件，就是以那两名记者的名义发的。“如果不是广州市委的就是新华社华南分社的内参，”艾晓明勉强回忆道，“但是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当时太排斥那个文件了，竟然都没有像用照相机拍一下。就好像有些人不愿意看自己被划成右派的文件一样。”

但那份文件的内容和她当时的感受艾晓明记得清清楚楚：“里面就好像我变成了这个事情的幕后黑手一样，‘所谓的维权人士艾晓明’，我心想你们就是这样欺骗中央的。”

黄海涛记得，那段时间不时有“警察要进学校来抓老师了”的传言，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待在风暴平静中心附近，艾晓明该上课就上课，该指导就指导。这件事终究没有发生。

成为国家的敌人，成为人权奖得主

如果说那份文件不能说明什么，接下来几年里，艾晓明原本自由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被学校领导谈话、干预，甚至异地阻拦，她才渐渐意识到，自己是被“盯上”的人了。尤其在第一批签署《零八宪章》以后，各种压制骤增，艾晓明隐约知道自己又回到了“黑五类”的行列。

2010年春，谭作人被宣判后不久，艾晓明欲出境香港被海关拦截。她问警察到底为什么不让她出境，警察叫她回去看《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

她回去看了，第八条规定着不得出境的情形：“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她也成了国家的敌人。

遭限制出境后，艾晓明给系主任写信声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不久后她被通知已被作“自行脱党”处理，据说是在党支部会议上举手通过的。

成为“异己”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学校不再允许她开设课程，她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被闯入者直接关电脑拔线，在复旦大学、汕头大学的讲座被要求取消……作为一个教授，她被赶下了讲坛；一些独立影展出于谨慎不再放映她的片子，坚持邀请她的影展被警方施压险遭流产，她在民间的放映活动被警方现场关停……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她被剥夺了观众。

但就在这段幽暗的时间里，艾晓明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她被授予了西蒙·波伏娃奖——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为性别平等及人权的捍卫者所设立的奖项。艾晓明在她的获奖感言里写道：“我是多么喜欢这个大奖啊，在寒流滚滚的冰封季节，一朵五月之花从天而降，它带给我久违的尊敬、友好的祝福、遥远的注视和西蒙．波伏娃的理想之光。”

“哭有什么用？豁出去就是惟一的出路。”

2013年，艾晓明的最后一名博士生答辩通过，她正式告别教职，离开了广州热闹的女权和民主运动圈子，回到武汉家中，除了拍片很少出门。

“以前是团队的感觉，现在是一个人的感觉， ”但这不代表她会不问世事、独善其身。

那年夏天，女权人士叶海燕不忿于当年海南万宁的“校长带小学生开房事件”，在该校门口举牌“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引发网友一人一照片效仿。但随即叶海燕在广西博白开设的性工作者权利机构遭不明人员捣毁，她的家被闯入，举刀作势自卫的叶海燕被警方拘留。

听闻这件事，艾晓明感到激愤，她想要用一种强烈的方式表达她的抗议和对叶海燕的支持。她最终决定“用叶海燕的方式声援叶海燕”：裸露乳房，手持大铁剪刀，在胸前写着“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拍照，上传网络。

为她拍下这张照片的是知名的人权捍卫者曾金燕，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曾金燕当时正在撰写有关艾晓明的社会行动的博士论文，在艾晓明家中与她一起生活工作是田野调查的一部分。曾金燕后来专门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艾晓明的这次行动：“身为一名退休教授，她平时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照顾年老父亲上，根本不具备足以对当局构成威胁的强大社会、组织资源或财力。尽管如此，艾晓明还是不时受到来自当局的软禁及其它行动、言论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身体就首当其冲地成为她的社交介质。在网络空间，她创立了一个颠覆自我的新形像。”

这张刺激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相比于推特上一面倒的赞许，墙内平台上则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想炒作，有人说她下垂的乳房难看，有人说一个女教授应该端庄而不是裸露。

艾晓明在几天后做出了自己的正式回应：“在这一刻，我的身体，什么暴露不得的乳房啊，隐私啊，在如此巨大的恶势力以及如此普遍的悲剧面前，根本无足轻重。”她说，“当人们说，看到这张照片，我流泪了；我希望他们的眼泪是为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孩子们流的，是为那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家长们流的；唯独不是为我流的。哭有什么用？像叶海燕一样豁出去！这就是惟一的出路。”

被释放后的叶海燕看到照片感动不已：“我一直对艾老师就是自己人的感觉。”艾晓明自己说起这件事却轻描淡写：“看的人可能觉得是件很大的事似的，对于做的人就是几分钟的事。”

2014年“3.7女权五姐妹案”期间，已经较少公开发声的艾晓明，不仅撰文声援，对各种采访也来者不拒。当有居于国外的资深女权学者号召“老女权”们一起去“投案自首”，艾晓明是第一个响应者，“集体投案”的计划虽然后因鲜有其他学者加入而作罢，但艾晓明还是打算若“五姐妹”被正式逮捕，她就自己到北京“投案”。所幸“女权五姐妹”刑拘期满未被批准逮捕。

“出来之后看到艾老师的声援文章，每看一次我都会有眼泪湿湿的感觉，”“五姐妹”之一的郑楚然说，“我是一个行动者，艾老师也是一个行动者，她的说的话和她做的事经常给我们提醒和榜样。”

“艾老师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她比绝大多数体制内自由派学者都走得更远更彻底，”异议知识分子野渡说。但艾晓明自己认为：别人看来可能是断裂性多于连续性，我觉得自己是连续性多于断裂性。学生黄海涛也说艾晓明给他的印象是“一以贯之”。

早年的“黑五类”经历让艾晓明对歧视和压迫无法视而不见，昆德拉的文字最早帮她固定了对极权的反感，女权主义为她提供了思考弱势议题的理论框架，并促发她的行动基因，纪录片则最终给了她承载这一切的容器，加上时代偶尔推波助澜……一步一步，顺理成章，她走到了这么远。

夹边沟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有关运动和抗争的故事

“在我的祖国
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
只有你未曾爱过我
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
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
走最光明的道路
来向我认错
……”

2014年清明节的后一天，在经历了重重阻截之后，艾晓明终于第一次到达了夹边沟林场门口， 还是被两排穿着迷彩服临时站岗的人给拦住了。她对着这些面无表情、正视前方的年轻人，以及直直地向前延伸她确无法踏足的干燥土路，在这场无法完成的祭奠中，朗诵了俞心樵的这首《墓志铭》。

剪片子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把自己念诗这段剪进去。“一部纪录片能做的很少，”她说，随着身边的运动者一个个被打压，也随着她自身的边缘化，越到后来，她就越倾向于把自己放在镜头之外，留给观众更多认知和思考的空间。

但她强调夹边沟的故事并不是“合上了的历史”，与她过去的纪录片一脉相承，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有关运动和抗争的故事，右派老人们在种种压力和破坏之下要拾骨、建碑、讲述，“是对记忆的守护、是记忆和反记忆的斗争”。

《夹边沟祭事》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它与右派老人们合作发出拷问：我们要怎么理解那个时代，我们要怎么面对那个时代？“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的极权灾难、极权制度之下的群体灭绝的一个缩影。我们今天怎么看、要不要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否则，就没有是非，所有其他是谈不上的，”艾晓明说，“那么那个时代完全有可能重来，而且已经在重来，或者说，那个时代从来都没有结束。”

艾晓明知道这个议题的份量，她经常想到被抄家，连做梦都是抄家、艰难收集的素材都被抄走了，“我要把它做完，做完了放到安全的地方，”她说自己现在最大的顾虑就是老人家，其他的没什么，“我们就活这几十年，要是老想着他们在后面盯着，就白活了。”

“困兽犹斗”，艾晓明反复用这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就是被围困的野兽依然还在战斗状态。我觉得自己也被年龄体力围困，也被政治压力围困，也被家庭的义务围困。”

“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人，是人们的生活和故事。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未知的世界。我非常感恩人们对我敞开了他们的痛苦和追忆，使得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有一种交汇，也让我们理想的事物在某种人生状态中相融，”艾晓明说着她“犹斗”的动力：

“就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的，我们无法讲和地狱斗争，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了，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分清楚哪些东西属于地狱，哪些东西不属于，尽量让那些不属于的东西存活下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我们尽量分辨。比如在这个纪录片里，就有一些东西不属于地狱：坚持这种记忆、坚持这些牺牲是无辜的、这些苦难是不应该的。这种微弱的坚持，就是不属于地狱的东西，那如果一个新的社会要长成，必须是让这种微弱的坚持幸存下来。”

报导上篇已于2017年2月22日刊出，点击此处可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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