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九个国家喂过母乳

早上10时多，天后往金钟的港铁车厢中挤满了人，王薇的宝宝却哭闹起来。这名妈妈没有多想﹐从背包中拿出哺乳巾，在车厢中喂哺母乳。“周遭气氛突然变得怪怪的，没人出声制止，但你看我，我看你的。”列车到站，她一股脑儿冲下车，这才逃离别人的目光。

王薇来自北京，婚前是驻东南亚的国际记者，2014年与德籍丈夫结婚后，定居德国科隆，当上自由工作者。半年前，夫妇迎来他们的爱情结晶，一个男孩。

周遭气氛突然变得怪怪的，没人出声制止，但你看我，我看你的。

在德国政策下，员工初为父母，能领取最多14个月的有薪“育儿假”，期间最高可获65%的工资。为了不缺席儿子的成长，王薇和丈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假期，更趁机四处游历：“德国冬天很冷，我们就想跟宝宝到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

王薇坐月一个月后，三口子举家起行，走过欧洲的丹麦、瑞典、波兰、赛普勒斯、土耳其，来到亚洲后，他们先回到故乡北京，再旅游至香港、菲律宾和汶莱，现时暂居马来西亚，先后踏足10个城市。

带宝宝出远门，要兼顾不少琐事，王薇不但在五个月内游遍欧亚，更坚持全程直接喂哺母乳。“在德国文化中，妈妈不喂母乳，是需要很正当的理由。”她坚定地说。然而，她在旅游期间很快就发现，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价值观，特别在香港，喂哺母乳似乎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在德国文化中，妈妈不喂母乳，是需要很正当的理由。

为何香港奶瓶选择特别多？

王薇一家10月来港，逗留了五天。对香港最深刻的印象却来自超级市场——货架上放满各种口味的奶粉，还有不同设计的奶瓶。她好奇地翻看奶瓶的包装纸盒，竟然发现不少都写着“德国制造”。

“即使我在德国的时候，也没见过有这么花多眼乱的选择！这样的情况说明到，这里婴儿对奶瓶的需求极高，可能是香港妈妈都是先挤奶、再以奶瓶喂，不然就是以奶粉喂了。”

香港卫生署由2006起，在公立及私家医院进行调查。最新数字显示，在2014年，86％妈妈在婴儿出生时会以母乳喂哺，较2006年时的66%多；但到了产后4个月，已只剩下27%妈妈仍然会以全母乳喂哺。有研究指出，妈妈不能持续喂哺母乳，与在职妈妈只有10周有薪产假有关。

反观在德国以至不少西方国家，妈妈都会选择直接喂哺母乳，根本不需要奶瓶。王薇强调，她在怀孕期间，医护人员已经会灌输直接喂哺的好处，因为在产后初期，妈妈的供奶量跟婴儿食量未必一样，直接喂哺的过程，可以令母婴适应对方，调节步伐。

公园、餐厅、公共交通工具，欧洲妈妈常常在公共场所直接喂哺母乳。王薇说，她在欧洲时，在餐厅解开衫扣喂哺母乳，周遭的人根本不当一回事。但她唯一一次在香港的港铁上喂哺母乳，却碰上了尴尬场面。

人们多多少少明白，喂哺母乳是什么一回事，基于修养也不会出声，但似乎他们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她强调，明白到亚洲母乳喂哺风气，没有欧洲那样盛行，所以到亚洲城市前，已特意找亲戚在日本买来哺乳巾。但这次在港铁车厢的经验，却让她发觉在公共场所喂哺母乳，妈妈即使以哺乳巾遮掩整个上半身，还是会引来奇异目光，就如触碰了禁忌。

“人们多多少少明白，喂哺母乳是什么一回事，基于修养也不会出声，但似乎他们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王薇这样理解，香港人对喂哺母乳的感受。

于是，王薇跟丈夫唯有匆匆下车。离开港铁站后，二人在金钟到处找“不会招惹太多目光”的落脚点，却来到一座商业大厦底层的商场，不但没有育婴室，就连一个好好坐下来的角落也没有。焦急之际，她看到对面马路刚好有一个小公园，就干脆跑到公园的长椅坐下。

喂哺母乳是权利？还是为他人添麻烦？

从车厢逃到商场，再从商场逃到小公园，王薇在大马路边的公园长椅，终于安下心来，打算让宝宝吃饱。这时，一名园丁走来，客气地说：“我要打农药，不如你们到别处去，以免农药影响宝宝。”

东奔西跑了好一阵子，王薇不知道还可以去哪里，唯有请求园丁再给她五分钟。园丁最终一直在旁等候，她也就只好在这情况下，赶忙应付宝宝一餐温饱。

为什么不去找母乳喂哺室呢？王薇说，她在港短暂停留数日，发觉很多香港商场都没有设置清晰的指示牌，一时三刻很难找到喂哺室。

欧洲人的思维是觉得“这些都是我的权利”；但东方人的思维是，“我是不是为别人添麻烦了？”

在港铁坐升降机、在铜锣湾街头，王薇发现即使推着婴儿车，香港人也少有让路，每个人都似乎有事要忙。“香港事事讲求效率，不太baby friendly（对婴儿友善），可能是无形地视宝宝为效率的障碍吧。”

于是，在香港短短五日，王薇变得小心翼翼——不希望因为婴儿哭闹而吵着别人，也不希望因为要喂哺母乳而招惹目光。相反，其德籍丈夫则一点也不介怀：“欧洲人的思维是觉得‘这些都是我的权利’；但东方人的思维是，‘我是不是为别人添麻烦了？’”

在香港难找母乳喂哺室，在欧洲，王薇却说根本不用找母乳喂哺室，因为在公共场所直接喂哺母乳才是常态，她甚至连哺乳巾也没有用。“欧洲人对母乳喂哺处之泰然，反而会质疑你受不了，就自己不要看。”王薇说。

离开香港后，王薇下一站到了菲律宾，宝宝已经差不多半岁，开始进食流质至固体食物。一次，她请餐厅帮忙将生果打成糊状，让宝宝进食，对方不但乐意帮忙，更主动提出加水的比例，对制作婴儿食品显得很熟悉。王薇笑言：“如果在香港的餐厅，我可真不敢提出！”

在王薇眼中，东南亚虽然不及香港先进繁荣，硬件设施不够完善，但她的经验反而比在香港好：“当地人对婴儿热情友善，有浓烈的人文关怀，会主动为妈妈提供协助，大大减低妈妈面对外间眼光的压力。”

欧洲人对母乳喂哺处之泰然，反而会质疑你受不了，就自己不要看。

在这五个月的旅程中，王薇从来没因为母乳喂哺，受过任何陌生人当面指责，反而曾受到朋友的质疑。当时身在北京的她，跟长年在美国生活的内地朋友吃饭，她没多加思索，索性在餐厅喂奶。虽然她已经系上了哺乳巾，但没有了陌生人的隔阂，朋友反倒直接质问：“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老公还在这。”

香港政策能确保妈妈有权选择吗？

“其实社会抗拒母乳，隐隐然与女性身体有关。”香港的妇女动力基金干事郭家齐解释，社会大众对在公共场所母乳喂哺的看法，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身体如何的展露才算decent（符合体统），什么为之‘正当’或‘不正当’，有很强烈的划分。”其中，女性胸部跟“性”有密切关系，母乳喂哺的画面，往往被看成掀起衣服露出乳房，成为不端庄的表现。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妈妈，她习惯在午膳时间，到公司的会客室揼奶（吸奶），平时也没人用那间房间。有一天，她老板严厉地跟她说，不可以再这样做，甚至命令她要拿走全部放在雪柜里的人奶。”郭家齐说。

社会对于身体如何的展露才算decent，什么为之‘正当’或‘不正当’，有很强烈的划分。

卫生署在2016年发表报告，探讨香港妈妈在公共场所喂哺母乳的经验。在1079位受访者中，51.4%妈妈表示由于没有育婴室，迫不得已在公共场所喂哺母乳；只有8.2%说这是习惯。其中，360位妈妈说在公共场所喂哺母乳时，曾遭遇不愉快经历，60.3%表示曾经被投以奇异眼光；30%被要求转到洗手间或其他地方；11.1%更曾受到阻止。

而根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15年的调查，722位的受访者中，超过67.7%认为现时港人对女性于公众地方喂哺母乳的接纳程度，属“低” 或“非常低”；认为接纳程度是“高”或“非常高”，只有17.8%。85.5%受访者赞成雇主实施“母乳喂哺友善工作间政策”，但却只有33%认为，政策长远对雇主是利多于弊。

旅途上纵有不便，王薇回想起来，却从未后悔喂哺母乳：“母乳能为婴儿提供的营养和免疫力，都是最好的。任何一个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客观条件允许的话，都会选择为宝宝喂哺母乳，这也是最必要的选择。”

半年来一家三口周游列国，留下不少美好回忆，王薇说，这一切，全都受惠于德国的育儿政策：“丈夫能够有14个月完全放假，才成就得了我。”

任何一个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客观条件允许的话，都会选择为宝宝喂哺母乳，这也是最必要的选择。

因此，她认为各地的育儿政策，应该创造更多外在因素，鼓励和支持父母经营家庭，尤其是育儿假——因为假期政策往往影响到妈妈能否喂哺母乳，也会影响到父母投放在家庭的时间。

见尽欧亚国家文化大不同，除了政策配套有助提倡母乳喂哺，王薇说，要减低妈妈在公共场合喂哺母乳的压力，更关乎到人们对家庭的关注，以及能否抱有一颗将心比己的同理心：“即使你未来不会当上父母，但你总也曾经是一个小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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