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炎黄春秋》这样诞生在地下室

【编按】2016年7月17日，25岁又16天的《炎黄春秋》，由社长杜导正签字，宣布即日停刊，以拒绝官方强制对杂志社高层进行大换血并派人强占办公室和官网管理后台。时间倒回25年，走进月坛南街69号的老中青年，赤诚倔强，从一而终。

（本报导采写于2011年。今日首发）

1991年春天，部级干部杜导正离休后琢磨着找点儿事做。他在景山公园西边租来几间地下室，从总参“化缘”了三张桌子（上面还残留着文革大字报），邀七八个老笔杆子凑一起，一份“求是存真，以史为鉴”的历史刊物──《炎黄春秋》便降生了。

那时候，后来的那些“年轻人”们还四处奔碌着：

杨继绳，当了半辈子记者，还待在新华社，职称评完了，混到头了，他决心不再“跟着形势跑”了，只“尽可能说真话”，他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求索，直至为大饥荒年代饿死的3600万人竖起一座《墓碑》；

34岁的吴思从《农民日报》离职，办过几个杂志，手臭，办什么砸什么，倒是拼命读书的习惯存续，在做了上百万字的读史笔记后，最终被他悟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词汇──“潜规则”；

首都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徐庆全在授一门叫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课，抑郁得很，不到半学期，班上50个学生只剩下4个，他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课余常常弄点花生米和白酒，一边喝一边哭。

前国家领导人习仲勋曾题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106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说：《炎黄春秋》是当代的《新青年》。

20年后。

2011年，北京，月坛南街69号。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穿过一栋老字号的国有宾馆，在美容院和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下，最西头那矮楼的第二层，就是《炎黄春秋》杂志社。

七间房，午饭时分一股速冻饺子的味道。一大半办公桌椅是高校上个世纪淘汰下来的“古董”，甚至还保留了1945年的标签，柜子合不拢，靠橡皮筋年深岁久地绷着。没有饮水机，招待客人还用计划经济年代的绿铁电壶。成摞的书信四处安家，处理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堆积的速度，难免落得一身灰。

望过去，编辑部里白发茫茫，但都拿自己当“新青年”。社长杜导正87岁，看谁都还是“小字辈”，于是编辑部便有了“小杨”──70岁的副社长杨继绳，“小吴”──据说苦读书导致头发花白的总编辑吴思，还有当之无愧的“小徐”──49岁的副总编徐庆全。

简陋如斯的大环境里，老杜和“年轻人”们劲头十足，他们讨论上下五千年，东风西渐，以及中国往何处去。他们代表着体制内反思人士的声音，是温和理性的改革派。一路磕磕绊绊过来，如今的印数勇攀至15万份。拥趸大多是国家退休干部和老文化人，平均年龄60岁以上。

前国家领导人习仲勋曾题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106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说：《炎黄春秋》是当代的《新青年》。

杜大胆与小春秋

《炎黄春秋》生于1991年春。随着诗人和梦想家的时代宣告休止，报刊杂志的圈子也单调得不行。一些党内高层的老同志试图打破清一色的沉闷。于是，上将萧克站出来，倡议办一份“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的历史杂志。

上将之外，萧克的另一身份是作家，曾获1988年茅盾文学奖。他有句名言：“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

1990年，萧克点将，让刚退休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担任社长。

“我们没有向国家要一文钱，一个编制，一间房子，真正是白手起家，”杜导正说。

杜导正常说自己是“党抱大的娃娃”，14岁入党，参加抗日战争，之后进了新华社，做党的喉舌。他也历经了几次厄难，挨整，整人，再挨整，一度被打为“广东的小彭德怀”。自此他头脑冷却下来了。1978年，杜导正在新华社任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三大工程”上冲得厉害，得一诨名“杜大胆”。

老杜这辈子是个“两头真”──早年真诚地参加革命打硬仗，中间犯过糊涂，晚年又真诚地反思。他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讲真话真难还是应当讲真话”。

“杜大胆”之外，捧场的几十位顾问和编委也都是重量级人物，“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原中国国家安全部长凌云……

新杂志名头响亮，囊中却羞涩得很。“我们没有向国家要一文钱，一个编制，一间房子，真正是白手起家，”杜导正说。

一开始谁都没工资，没经费，老头子们在这第二职业干得很带劲，天天上班，从早到晚驻守编辑部。编辑刘家驹五十多岁，下楼梯把胳膊摔断了，刚接上，绑着石膏板子就来上班。为了省路费，每天上下班，杜导正就拿他的部级干部专车当公共汽车使，从万寿路到宣武门兜一大圈，接送几个同事。

有人看着都纳闷，摘诗赠杜导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言下之意，你这样的大干部，天天盯着小杂志干什么！

1991年，创刊号很快面世。一出门就跟老观念唱了对台戏。过去讲党史、军史只提红一方面军，《炎黄春秋》写道，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也打了漂亮仗。讲共产党的代表人物，除了李大钊和毛泽东，也有贡献很大的陈独秀……

杂志大卖四万多册。

其时，首师大教师徐庆全是杜导正的“忘年交”小朋友，喝得昏天黑地之余也给杂志社写点东西，比如《宋代改革的左中右三派》。后来别人叫他来这儿，他想“这儿敢讲点真东西”，二话不说就来了，工资没谈。

内容下海，发行上山

新杂志适逢改革开放年代。“下海”、“发财”这些词汇频频上报，有报纸说，约三成的北京人做着百万富翁梦。都市报出现了，广告越来越吃香。但在《炎黄春秋》，老同志们笔头上支持经济体制改革，行动起来却是矮子。

“我们没有广告的概念，旧社会的报刊都是不搞广告的，文字很珍贵的，篇幅有限，只要能够运转就行了，”杜导正说。

老杜任命六十出头的徐孔担任杂志社总经理，分管广告和发行。徐孔是解放前上的中文系，没毕业就跑到张家口解放区，跟所有人说：我是来寻找真理的。朝鲜战争他是随军记者，一度因为替战友鸣不平，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平反后又拿起了笔，任《农民日报》总编室主任。

老同志徐孔对市场不感冒。当然，赚不赚钱是次要的，管理者老杜更看重他的人品──“做不做发行没所谓，关键是绝不会贪污腐败，杂志社没损失嘛。”

很快，在徐总带领下，杂志发行工作一团乱麻，资金回笼不灵，理想主义的老人家们斯文不起来了。

总经理老徐的信念是：内容好了，发行自然就好了，不用专门搞。他成天看稿子，在单位里看，拿回家也看。连广告发行部、财务部在内，大伙都争着看稿子，齐心协力“夺”编辑部的“权”。

有一回拖欠印刷厂3.5万元许久，对方恼了，差四个拳头大胳膊粗的壮汉冲进了杂志社──那时杂志位于北京图书馆二楼，中南海北门正对面。“野蛮得跟文化大革命一样，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递杯子给他们喝水，哐的就把杯子砸了，他们拍桌子说粗话，要钱，今天必须给，不给我们就不走！”一群老干部见机偷偷溜走了。对方不罢休，放话说：我们要住到杜导正家去，吃他家的饭，睡他家的床！当夜就穷追到万寿路的部长大院门口，每天晚上二十多个恐吓电话，吓得理亏的老杜躲着不敢出门。

作为一名总经理，也许徐孔最大的贡献是人才引进了老部下吴思。当时吴思筹办《东方杂志》，被封了，正愁没地儿去。

吴思1957年生人，生日适逢马克思诞辰，故名为“思”。“文革”时停课闹革命，他被锁在屋里带弟弟，由此养成“乱翻书”的习惯。他人生的改变缘于两次重大转折。其一是“学大寨”到“大包干”，先前他下过乡当知青学大寨，左得很，“抓”到贫下中农截水浇自留地，还跟别人打了一架。但找不到出路的农业同样让他困惑。“分田单干”的出现，突然间解决了他所有的疑虑，“原来可以这么干！思想上的框子马上砸碎了。”

吴思也研究经济，他尝试对放任自流的发行工作提建议。比如调查北京市读者群分布和报摊位置，之后铺摊推广，再不然就用老招子，“到各省去，请邮局啊通讯员吃饭，王婆卖瓜，订一份给回扣，拉关系，找领导，然后落实”。

老头子徐孔平时脾气挺好，一听要改进发行工作，就拉下瘦长的脸：你们没干过，你们不知道，可不像你们想得那么容易！

每年征订季节，交5000元就可以上邮局征订目录，上年纪的徐总经理看不惯这种“歪风邪气”，不给！宁可不上也不花那5000块钱。

结果好些读者想订《炎黄春秋》都找不着路子。

总经理老徐的信念是：内容好了，发行自然就好了，不用专门搞。他成天看稿子，在单位里看，拿回家也看。

非但徐孔，连广告发行部、财务部在内，大伙都争着看稿子，齐心协力“夺”编辑部的“权”。

“节约闹革命”

那些年，外头下海的味道颇浓，中国人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而杂志仍旧穷得叮当响。

发行部主任孔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到印刷厂和纸厂捡废纸和废绳子，一捡一大车，回头给读者包裹书和杂志，信封都是两面使。

“节约闹革命，不浪费，我们这一代人都这样。”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孔屏一面用N次利用的牛皮纸和绳子包着书，一面头也不抬地说。这位发行部主任嗓门粗大，都是这些年接电话练出来的，“读者都是老人，耳朵不好使，听不见，就得跟他吼”。邮寄书信的称谓是“同志”，“什么先生小姐的，听着难受！”

而“广告发行部”的办公室，像极了废品回收站──捡来的电子秤、挂钟、键盘，还有莫名其妙的老式收音机、长木棍……

“也只有这样的地方，可以办出这样的杂志。”办公室主任王海印说。

杜导正说，“网络发展的结果，会在中国的上层建筑中引起革命性的变化，这是自下而上的。”

王海印是杂志社唯一的70后，名衔是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名不副实──他基本没机会负责接待和吃吃喝喝。吃住都在办公室，他在十平米的房间里实现了生活工作一体化，床和办公桌用一张帘子隔开，精简得像个胶囊公寓。

平日里他得担起一切闲杂事务，比如开门锁门，打扫卫生，买四十块一斤的茶叶待客。有时半夜书送到了，他就去马路边卸货，把书搬到大院里。第二天老人上班了，也一起搬进搬出。

“大家就像一家人，没有架子，没有等级。”规章制度倒是有，不过基本上靠自由心证和自律。印象中，九年里他只挨过一回数落，那次他好些天忙不过来，房间乱成一窝，老杜见不得乱，就帮他把房间清理了一遍。事后大家批评他：怎么能让老人家给你擦桌子叠被子呢？

2001年，还是学生的王海印来杂志应聘，杜导正对他说：“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地方。”月薪800元，他留了下来。

那一年，高层们的工资也才一千出头。受老领导杜导正之邀，退休的杨继绳来到《炎黄春秋》杂志社，咳，连台电脑都没有！

杨继绳也是个“两头真”。他父亲死于大饥荒，临终前瘦得像一段枯木，其时他还在热情歌颂“大跃进”。后知后觉的耻辱感迫使他要对那段历史拨乱反正。于是他写墓碑，写改革年代的那些事儿，为此收到过“取下你人头”的恐吓短信，他也没当回事。到《炎黄春秋》当编辑后，他还时不时显露记者本色，呼吁教育公平，披露北京公务员低价福利分房。

约是2003年，杜导正才在徐庆全口中听说“网络”一词。编辑部向来数“小徐”最潮，开酒吧，搞收藏，还是“苹果”粉。老杜不懂“网”为何物，听着特神乎。“年轻人”就费劲解释：网络等于是条大马路，上头好多商店，不过店里摆的不是商品，而是各种各样的文章。

“一开始以为就是个通讯工具，没想到网上是个平台，可以对全世界发言，”中国网民突破4亿、鳌居世界之首这一年，杜导正说，“网络发展的结果，会在中国的上层建筑中引起革命性的变化，这是自下而上的。”

四年前，杂志社终于配齐了兼容机和网络，不过，老杜至今连鼠标都使不来。

给温家宝的稿费不能少

“我们这里基本都不靠工资吃饭，”管理者杜导正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低薪带来的人才流失。“杨继绳写书，徐庆全讲课，吴思没事还炒点股。”

2003年曾有高校挖吴思，开出的条件优渥：工资翻番，还有几十万的安家费。吴思回绝了。老杜心里乐呵，又不免担心吴思的生计：“萧克说过，票子多了没用，但没有票子也不行啊！”吴思答：“杜老您放心，我炒股挣了几十万呢！”

吴思数字上一点不含糊，他在一堆历史数据中分析出了“血酬”：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命价66.27万，而徐孔当21年“右派”的损失是120万。但私下，他显然更欣赏苏东坡的放达，“来炎黄春秋，给不给钱无所谓。”

也许惟有死亡，才能打乱杂志的轨迹。

这是21世纪初，中国人普遍有一张焦虑的面孔。“圈地运动”伊始，垄断巨头浮出水面，政府工作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越来越高。《炎黄春秋》对中国现状的分析是：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2007年，《炎黄春秋》发表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响巨大，“在思想界引发的震荡，接近于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向低调的吴思有点得意。

这些年，编辑部刊发了一系列大尺度的历史文章，呈现了开国领导人的复杂性，深入剖析土改、反右、大跃进的机理，甚至披露了大饥荒中的“特种案件”。一大批离退休的高层干部成为主要作者，包括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原政协副主席胡启立等。2010年底，杂志发表评论文章《上下互动：温总理谈话解读》，末了还给温家宝汇去800元稿费。

几乎每天都有老年读者找上门──有的挎着菜篮子路过，有的拄着拐杖来投稿，有的从斜对门的国家信访局过来上访──提得最多的是：你们敢说真话！

“工作着是美丽的，”在堆积着灰尘、古籍和速冻饺子的资料室里，徐庆全开始“诗意地栖居”。

也许惟有死亡，才能打乱杂志的轨迹。

2010年5月，80岁的总经理徐孔过世。“寻找真理”的字句成为他的墓志铭。即便发行部门再无为而治，印数也从最初的四五万份慢悠悠地涨破了十五万大关，把一堆摩天大楼里市场面孔甩在了后头。

“也许徐总是对的，”有时吴思这样想。

“碎步前进”

有关死亡的话题一直伴随着《炎黄春秋》。

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刊文《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文末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方案：一，搞试验田；二，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长途电话里他对杜导正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

2005年，任仲夷走了。

1993年4月，胡耀邦逝世四周年，老同志们想着应该有所表示，在封三发表了一首悼念耀邦的白话诗。有人担心步子迈得有些大。是上将萧克把风头顶了下来，他嘱咐编辑部：“谁对杂志有意见叫他打电话给我，把我的电话告诉他。”

2008年，萧克走了。

曾有新闻界前辈谆谆善诱：“我们不要埋怨限制，做事就跟盖叫天唱京戏一样，桌子底下也能跳舞。”

2010年，这位前辈也走了。这一年，版权页上的顾问编委和社委会名单里，黑框几乎就没有消失过。

常常这样的时刻，编辑部里有点沉默。杜导正2010年87岁，也不时被善意提醒，该是含饴弄孙的时候了。不过老杜仍旧硬派：要干到120岁！

编辑部里，杜导正以最乐观的悲观主义重提孙中山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杜导正爱用“碎步前进”来形容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现在是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跟扭秧歌似的。我们就是看得着急，希望进步快些，再快些。”

2011年5月里的某日。这些天，中国的关键词是：三峡与大旱，人大代表自由参选以及炸毁了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西楼的十年上访老户钱明奇。

月坛南街69号。上午不到九点，新任总经理李晨──前《人民日报》社长李庄的女儿──就来烧开水灌水壶了。

老杜在家，原则上两个星期来一趟办公室，可在家也不闲着，总有世界各地的记者排着档期求采访。吴思步行上班，开了电脑，正在读《人民日报》几天前的署名文章，《共产党员绝不允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不一会儿杨继绳也来了，八十年代的小干部形象，皮带系在肚皮上，昂首阔步迈进办公室。徐庆全缺席，受邀去山东给大学生上历史政治课去了。

很快“同志”们的来电响起，粗且大的嗓门喊起，投稿的上访的老人家颤巍巍踱上楼来，碎步前进的又一天开始了。

《炎黄春秋》杂志社“换血”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