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驳黄羽飞──扩张强奸定义有利于维护女性性自主权

编按：7月5日，端传媒观点版刊出黄羽飞的文章《扩张强奸定义，真能保护女人吗？》，其中的一些观点，不少读者认为值得商榷。本文是读者杨子琪的来函，旨在反驳其中的论点。也希望这些观点交锋，能够促进对相关议题得到更深入讨论。

近日，中国大陆发生一宗怀疑强奸案，引起热议。一名报社实习生在网上发贴文称遭到其指导记者性侵，贴文提到该名女生随记者入酒店开房，发生性关系后收了记者的钱。女生在事后报警，并称自己当时表明了不愿意。此案引发不少人呼吁将“熟人强奸”入罪。有感于此，“性积极女权主义者”黄羽飞在端传媒发表文章，提出扩张强奸定义（将“熟人强奸”入罪）并不能保护女性，反而会产生不少负面作用。

然而，仔细阅读黄羽飞的文章《扩张强奸定义，真能保护女人吗？》，我不能认同作者的观点及论述。为反驳此文，我梳理出作者在文中尝试表达的观点：

一， 扩张强奸定义，指将强奸的定义扩大至“熟人强奸”，将产生负面作用，包括：

1. 增加“熟人强奸”内容，将减弱女性在面对人际关系特别是性行为时的能动性，因为“熟人强奸”让她们可以事后后悔；

2. “熟人强奸”的叙事方式会形成叙事垄断；

3. 强奸概念扩大化，使女性被认定为受害者的情境也在扩大化，加强“男强女弱”、“男赚女赔”的社会文化偏见；

4. 鼓励“熟人强奸”也要报案，会把警察介入当作现代人际纠纷的首要解决方案，会导致警察的公权力扩张。

二，“反荡妇羞辱”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把荡妇变成一个夸奖，从而为荡妇和性去污名，并可以让强奸案“受害者”减少心理负担。

“熟人强奸”强调女性受害人的意愿是否同意性行为。从以上思路可以看出，作者非常警惕在强奸定义中女性个人意愿（即是否同意性行为）因素的加强，认为如此并非真正保护女性，相反是把女性置于一个弱势地位，并可能加强落后的“男强女弱”的社会偏见。

我认为有必要反驳黄的论点。

作者所引用的例子之一，正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报刊记者涉嫌强奸实习生的案件。受害人个人意愿在强奸行为的认定中的重要性，由此案进入公众视线，引起巨大回响。“同意”是否应该成为强奸的构成要件，这是性自主权在中国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希望透过简介性自主权在法律中的发展，来反驳作者的论述，并提出一个观点：将强奸的定义扩大至“熟人强奸”，使强调女性“同意”与否构成强奸与否的重要因素，将有利于维护女性的性自主权，并增强她们在性自主权方面的意识。

“同意”是性自主权的重要组成

性犯罪相关法例规范历史悠久。不少国家的性罪行法，经过了由保护所谓“性秩序”和“性风俗良善与健全”，到维护个人权利的转变。1976年修订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则将强奸由“妨害风化的重罪及轻罪”转而归类为“妨害性自由之罪”。而台湾也在1999年刑法修正时，正式将“性自主权”放入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章所保护之核心。

从“妨害风化”到“妨害性自主权”的价值观转变，法律上所采用的性自主观念，可说是在自由主义发展下所产生的回应。查看资料可见，性自主权的定义，通常指个人有对性行为自由决定同意与否的权利，保障个人不受他人强迫或违背个人意志进行性行为。“同意”是性自主权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

现代法律关于强奸的定义，大多强调违背女性意愿这一点，这与性自主权的观念是一致的。以英格兰《2003年性罪行法令》（Sexual Offences Act 2003）（《英格兰法令》）为例，法令对强奸（Rape）的定义，除行为人的插入行为之外，还包括受害人不同意该插入行为，以及行为人没有合理理由相信受害人同意。英国内政部发出的文件中，虽然指出裁定投诉人是否同意的困难之处，但仍然认定“投诉人是否同意，是确定某项性罪行事实上有没有发生的关键因素。”

在中国刑法中，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行为。而《英格兰法令》对强奸的定义，并没有强调行为人是否有使用暴力手段，而是以投诉人是否同意作为关键因素，判定性罪行的发生与否。

这种关于“同意”因素的重要区别，使得近日在大陆发生的报刊记者涉嫌强奸实习生一案尤为令人注目。投诉人强调的是自己当时虽然懵懂，但清楚内心是不同意进行性行为的。不少舆论认可投诉人以“同意”来认定强奸行为的做法，呼吁将“熟人强奸”入罪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种声音可说是女权主义运动及性解放运动在中国取得的进步之一。

下面，我希望透过对黄羽飞所提出之观点进行反驳，以表明因近日这案件而进入公众视线的“熟人强奸”入罪，并非如黄所说，对女性有害，反而是维护女性性自主权的重要一步。

“熟人强奸”入罪，是维护女性的性自主权

我认为，增加“熟人强奸”到强奸定义范围里，主要指的是将“同意”作为认定强奸的重要构成要件。“熟人强奸”的情况下，受害人可能因为忌惮与行为人的关系，而没有做出反抗，行为人也可能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尽管如此，“熟人强奸”还是违背了受害人的意愿，没有取得受害人的“同意”。因此，呼吁“熟人强奸”入罪，实质上是从法律角度认可女性个人意愿的重要性，维护了女性的性自主权。

我简单逐一反驳黄所提出的四点负面作用：

一、“熟人强奸”入罪，并非让女性拥有“后悔药”，而是赋予女性在性行为中的个人意愿以法律地位，让女性因忌惮与行为人的人事关系或出于恐惧和震惊等情绪之下，意愿上不同意地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后，仍可以有“同意”作为依据去寻求法律解决，而不会因为事发时自己没有做出反抗行为，或因为行为人没有做出暴力威逼行为，而失去提出控告的依据。
女性在面对性侵犯时的能动性，并不会因为法律认可她的个人意愿而减弱；相反，一个不重视女性个人意愿的性罪行法例，才会将女性置于被动的位置。

二、 若说“熟人强奸”的叙事方式会形成叙事垄断，即垄断女性对性行为中她本人意愿的诠释方式，那是否定女性对自我意愿的判断能力。在作者引用的报刊记者涉嫌强奸女实习生一案中，被害人正是在网上表示：她很清楚发生性行为时，自己的内心是不同意的。我不确定作者所指“叙事方式”的意思，但作者无法论证女性会因为“熟人强奸”的知识普及而失去判断自我意愿的能力。

三、黄说“强奸概念扩大化使女性被认定为受害者的情境也在扩大化”。没错，这正是要从法律上认可：女性受到性侵害的判定，并非原有条例所认定的那么少。这让女性明白：法律暂时所不认定某行为属于性侵犯，但并不代表事实上自己所遭受的就不是性侵犯。至于黄说，谈论强奸里女性作为受害者的惨状，是加强了“男强女弱”“男赚女赔”的社会文化偏见，我不是很明白个中的逻辑。强奸是犯罪行为，造成对女性受害者极大的伤害，这种事实描述并不是偏见。

四、“熟人强奸”当然也要报案。作者说，这种做法是把警察介入当作现代人际纠纷的首要解决方案。我想反问：难道当犯罪行为涉及人际纠纷，我们就不应该将警察介入当做首要解决方案吗？难道当犯罪行为人是熟人时，我们就应该不报警？报警如何还有熟人不熟人之分？显然，一个行为是否是犯罪，并不因行为者是否是熟人而改变。若认定“熟人强奸”也是强奸，那么让警察介入犯罪行为，并不是滥用公权力。

黄认为，扩展强奸定义至“熟人强奸”，是将女性置于弱者的地位。然而，正是增加“熟人强奸”的认定，让“同意”成为判定强奸行为的重要因素，让女性在性行为中的个人意愿得到重视，维护女性的性自主权不受侵犯。（其实男性同理，但在此先按下不讨论）这让女性更强地认识到性行为中的自我意愿，明白自己的意愿应受尊重，拥有法律依据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让“熟人强奸”入罪，是当女性遭遇处理违背自己意愿的性行为时，能拥有更多法律力量的帮助。显然，这不是将女性变为弱者。

“反荡妇羞辱”的正确方向，是增强性自主权意识

黄认为，当下的“反荡妇羞辱”言论并没有直击“荡妇羞辱”的死穴，而是与之共享了同一个逻辑：因为此案中，有受害少女的声援者极力反对揣测受害少女是主动、自愿与行为人发生关系，认为该少女涉世未深，不可能是荡妇，这种声援仍然将荡妇一词视为贬低妇女，所以实质也是“荡妇羞辱”。黄又认为，“反荡妇羞辱”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将荡妇变成一个褒义词，为荡妇去污名化。黄认为如此一来，至少能让受害者少一些心理负担。

然而，人们反对对此案受害少女的“荡妇”揣测，并不是因为认为荡妇是贬义的，而是因为该受害少女已经清楚公告，自己在事发时内心是不愿意的。声援者是相信该少女的自白，而非贬低荡妇。

再者，“反荡妇羞辱”的正确方向，并不是将荡妇变成一个褒义词。荡妇一词就如性冷淡者、性保守者一词一样，只是女性在性生活方面的自由选择之选项，荡妇并不比性冷淡、性保守更好或更坏，如此而已。

即使荡妇变成一个褒义词，难道就可以让受害者减少心理负担吗？若然受害者的确在性方面保守，而人们因为她遭受性侵而认定她在性方面持有开放态度，这对她而言同样是有违事实的讲法，同样没有尊重她的个人意愿。

“反荡妇羞辱”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其实恰恰是增强人们性自主权的意识。当所有人能够清楚明白，女性有按照自己意愿进行或不进行性行为的权利，并且这权利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候，对荡妇和性的污名化才止于性的权利意识。

于是，扩大强奸定义至包含“熟人强奸”，加强“同意”因素在强奸判定中的重要性，并没有将女性面对性行为的能动性减弱，不影响女性对个人意愿的判断，与加强男强女弱的社会偏见无关，反而的确可以保护女性的性自主权利。

（杨子琪，哲学系及国际传播系毕业生，关注性别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