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元平体育馆外铺上了红地毯，十台白色特斯拉组成的礼宾车队驶来，停在一块黑色巨幕前。镭射灯打着，闪光灯照着，一群20岁左右的理工科男生和极个别女生，颇为羞涩地下了车、步上这“红毯”场合。他们中的多数，仍是穿着短袖T恤，休闲短裤，凉鞋或者拖鞋。
这是2015年7月19日傍晚，2015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现场。赛场是兼具NBA、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风格的场地：操纵机器人战车的大学生红蓝对垒，摇臂摄像机、航拍无人机、灯光、烟雾、兼具动感的音乐、面容姣好声音甜美的主持人、深圳市市长许勤，一时间都成为这群大学生的陪衬。
而最后，真正幕后的主角站了出来——斥资5000万元全程赞助此次比赛并设计了场地的，前理工科男生汪滔和他的大疆创新（DJI）。
大疆创新，如今在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中占有70%的份额。《连线》（WIRED）杂志前主编、《长尾理论》（Long Tail）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称其为“无人机领域的‘苹果’”。《华尔街日报》曾评价它是“首个在全球主要的消费产品领域成为先锋者的中国企业”。
大疆的创始人，白手起家的80后汪滔，这位以287亿元人民币身价新晋登上胡润百富榜的老板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次，他为参加机器人大赛的大学生们做了一场演讲。
提及中国“总体而言还在做便宜货”、“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一窝蜂”的市场，汪滔表示“很遗憾”。活动之前五天，这位35岁的无人机大亨刚在中南海见到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的主题是“新经济形势”，彼时，整个中国经济界还震荡于股市的急速下跌中。此时，演讲台上的汪滔说道，“企业需要一批具有真知灼见和创新求真精神，做事靠谱的核心人才”。他提起“很多人主动选择遗忘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才能把它真正做得好，只有怀揣崇高的理想才能走得更远”。
“不想创业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汪滔和大疆的故事开始，可以被理解为“创客”（Maker）运动的一部分。这个生态圈构筑的三要素是：廉价且密集的供应商、较低的技术门槛、不断尝试且分享的实践者。这一运动的鼻祖，便是上文所述的克里斯·安德森。
克里斯·安德森曾是一个热爱科技的极客（geek）记者，为了不让儿子失望，2007年时，他查阅资料，拼凑制作出世界上第一台乐高无人机，为了让后来者的探索之路变得更容易，他办了网站：DIYDrones.com。于是，遍布全球的玩家得以借此创作、分享经验，其中的算法、代码均可免费使用。
那时，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HKUST）念书。这之前，他选择从上海的重点院校华东师范大学退学，追求更适合自己的平台。
汪滔生于杭州，他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工程师，父母在下海潮中前往深圳经商，成为小企业主。得益于经济压力小、兴趣时间多的家庭环境，中学时，汪滔就对航模产生了很强兴趣。
在港科大，汪滔师从华人机器人研究领域的权威李泽湘教授。李泽湘，湖南人，1979年首批出国的公派留学生。他有三句话：“不想创业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改变所在产业或研究领域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不想从根本改变所在地区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大学不是好大学”。
当时港科大有一门课，叫《机器人大赛》，学生们会形成团队，用八个月的时间做几台机器人参加比赛，其间涉猎机械、控制、软件的知识， 20多人一个队，每台机器要做好几轮。
这门课，汪滔选修了两次。2005年，他所在的团队获得亚太机器人大赛香港区冠军、亚太区并列第三的成绩。
“遥控直升机”是汪滔青年时代的梦想，但他发现短时间掌握这门技能并不容易。他摔坏了好几台微型直升机，右臂上至今留着一道伤疤。汪滔的本科毕业设计主题是：“根据数据控制飞机舵机的反馈运动，使飞机可以自动悬在空中”。尽管成绩只得了“B-”，但他身上的“工程意识”吸引了李泽湘，将其收为研究生。
按以往的“产学研”模式，学生把设计图纸给学校，得等上一个月，样品才能出来。但李泽湘将这个漫长的时间缩短至一天。李当时在协助筹备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深圳的自动控制与机电学科部，他号召学生们来到深圳，“一大堆做机床、机加工的，当天就把这个做出来，晚上用我的车‘走私’就扛回香港去了”。
新模式让学生们充分了解背靠“世界工厂”的真正意义。李泽湘的课堂上走出了包括汪滔在内的一批企业家、创业者。而李泽湘日后诸多头衔中，亦包括大疆创新董事长一职。
读研期间，在深圳城中村的一套农民房里，汪滔成立大疆。那时，大疆的产品放在航模论坛，已经收到订单若干，到2010年时，月销售额已过几十万元。
再后来，汪去芝加哥参展，有好莱坞的摄影团队抱怨现在的航拍飞机一旦震动拍的质量不好，能不能做一个云台，把震动消除。学机器人的汪滔便将其中的直驱技术用在云台上，做出当时最好的一款无人机相机云台。
飞行、控制、应用，无人机的三大部分至此已全被突破，从技术的角度讲各自都并非高精尖，但作为一家做整体产品的公司，大疆抢占了全球市场70%的份额。正如汪滔在采访中所说，“我们有点像汽车启蒙时代的福特”。
“山寨”一台无人机？
消费级民用无人机成为少见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美誉从海外飘回中国的产品，得益于并不特别复杂的工程原理、中国长期积累的代工优势、工科人才的精益求精。
小型无人机的技术门槛并不高，其原理普通工科大学生通过自学即可掌握，比如最常见的四旋翼机器有四个螺旋桨，螺旋桨一样快、悬空静止；螺旋桨一起加速、升高；某两个螺旋桨同步加速、旋转；一个桨快一个慢，倾斜。再配备一台每秒能处理600个决定的处理器，无人机之根的飞行系统也便落成。
在汪滔的大疆作为“创客”浪潮中的佼佼者脱颖而出之外，其他一批中国品牌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今年1月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国际电子消费展（CES 2016）上，80%的消费级无人机参展商来自中国，“亿航”甚至推出了“载人自动驾驶飞行器”的概念机及短片，有国外评论人指出，类似手机市场一样的竞争即将出现，“它们中的多数想成为大疆的翻版”。
商业巨头外，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们也在热衷DIY。在大陆的问答社区中，类似“大一在专业课全都没有开的情况下如何自学并完成四轴飞行器的制作和调试”的问题不少，亦不乏“我做四轴也有三个月了，现在基本能稳住了，这学期今天刚开学，希望加入定高等额外功”类似的分享。
2009年，克里森·安德森创立了美誉度很高，和大疆、Parrot并称三强的“3D Robotics”公司，他的创始合伙人是当时只有19岁的墨西哥少年若尔迪·穆尼奥斯（Jordi Muñoz），一个刚来美国的、爱玩遥控直升飞机的新移民。
如今28岁的穆尼奥斯在墨西哥管理着公司的研发生产团队，他的Linkedin格言就是“少说多做”。安德森忙不迭地在自己的书中总结出三条挖宝经验：1.聪明孩子只用Google就能成事，即所谓自我教育；2.简历没有必要，作品自己会说话；3.团队建设是自然而然的事，什么人吸引什么人。
安德森遇到过一些来自中国的麻烦。2011年时，北大一名博士全文翻译了3DR的无人机手册，中国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山寨产品，“教主”安德森最初很愤怒。但他很快便转念，“开源（open source，指开放源码，实现软件项目上的公共协作）的一个核心是，用户可以自行制造产品，无须支付任何费用，这对于用户库中0.1%的人来说是件好事情，而他们通常也是产品新创意与创新的最佳源泉，但事实上是另外那99.99%的用户宁愿付钱给专业人士，确保产品能够使用。那才是公司的核心所在”。
安德森主动联系了这位北大的博士，并在3DR的网站上链接了中文版本手册。
无人机巨头一方面构建技术壁垒，一方面又纷纷敞开怀抱，向使用者开放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的集合）接口，这部分的竞争将决定谁能走得更远。
勘探，航拍，向章子怡求婚
自1920年代“一战”时两位英国将军提出可否发明一种无人驾驶的飞机以向敌方空投炸弹、第一次提出“无人机”的概念以来，近十年，无人机的民间应用井喷。在中国电商网站淘宝上检索“无人机”，可以得到14.87万件商品，价格由数百元到数万不等。新闻记者用它航拍现场，农民用它给田地喷洒农药，快递公司正在研究用它来发送快件。
无人机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可能，将飞行理解为树根，控制理解为树干，应用理解为树枝，可以做任何具体的延伸。如今，主流的玩法有两种，一是充当人类的耳目：航拍、新闻报道、极限自拍、导航、巡视、勘探、协助绘图。二是成为运输载体：投递物资、悬挂条幅、求婚。
2015年1月8日，英国BBC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卧虎藏龙》的明星在被无人机求婚之后准备结婚了。说的便是摇滚歌手汪峰向章子怡求婚的事，章子怡收下了大疆无人机送来的一枚婚戒。
当无人机走入家庭、成为休旅标配指日可待，也有更多成本搅局者也准备闯入时，更多专业级玩家认为，藏在水里的冰山玩法才是希望，无人机是低端红海，还是想象的蓝海？
在TED官网上，一段关于超微型无人机群舞的视频点击率超过三百万次，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Vijay Kumar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完成了令人惊艳的无人机群飞，通过识别各自位置及角度，20台无人机可以绕着8字形路线优雅地飞行。或是钻套圈儿，把圈套扔到空中，飞行器就在摄录装置的帮助下计算位置，试图预测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钻过去。这样的极端挑战及竞赛活动是国外爱好者的乐趣所在。
而在大陆，因为成本等因素，使用范围更务实、贴地气，遍布各地的航拍公司，操办着开业、婚礼、真人秀等拍摄活动，无人机视角巧妙或生硬地出现在屏幕之上，成为标配。
不过，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案例，出现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当地一名国土资源局技术员黄群在今年3月注册了属于了自己的域名，gtwrj.com（国土无人机），每年服务器费用5000元，同时他自费购置航拍无人机，完成了辖区部分移民搬迁点的勘探工作。在一封写给媒体的信里，黄群写道，“艰苦的基层环境，庸庸碌碌的日常事务逐渐消磨着我的意志，感到已经被生活固化，纵有翱翔凌云的诸多梦想也无处发挥……”后来，无人机拯救了黄群，这名无望的县级公务员因此得到了来自省一级的表扬。
绑着“反恐”和发展的无人机
无人机在砥砺之间帮助人们日拱一卒地改善生活，却也面对发展与监管的恒久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无人机行驶的空域争议，人们的隐私和政治、反恐。
20年前，正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缓慢地开放了部分波段，才有了WIFI和蓝牙工业的今天。权力的博弈如此，但趋势乐观。这背后就有包括大疆、3DR在内的诸多无人机厂商的游说力量，根据代表着遍布60个国家、7500个厂商利益的无人机系统国际联盟（AUVSI）发布的数据，仅在未来的三年里，无人机行业就能为美国带来7万个工作机会，并将成为130亿美元的巨大生意盘子。
而在中国，对于无人机的规范性文件是一个灰色区域。在被广泛解读为利好的、由民航总局发布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中，有7公斤以下，视距内500米、相对高度120米的无须证照管理的开放区域，但这条规定仅限于驾驶员，可以无照飞行并不代表空域自主。
“严格意义上，除了天空飞的鸟，任何物品离地三尺，都得申请空域”，这是民航总局授权进行驾驶员管理的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协会（AOPA）技术人员对媒体的表述。
当然，无错不纠的原则仍在规管和发展之间留下了余地，既“不许乱飞”又“不阻碍行业发展”成为目前主流的价值取向。
事实上，无人机厂商也都在主动规避政策风险，具有导航控制功能的无人机基本都会内置禁飞区，如果让大疆新款Phantom在安保森严的天安门周边几公里内升起，将不会有软件系统支持。在误闯白宫事件之后，大疆的固件升级已将华盛顿特区市中心15.5英里的范围保护了起来，GPS信号一旦察觉将自动返航。
当然，如果不去升级系统也许存在着强飞的可能，这个技术悖论加在没有政治属性的工具上，实属为难。据《连线》杂志报道，今年初美国军方、国土安全局举办的一次不向媒体开放的会议上，展示了一段叙利亚武装力量改装民用无人机的视频，配备半自动武器的它击败了地面的武装力量。如果无人机绑上炸弹呢？
反恐与科技发展的一线之隔会否影响无人机的民间应用？目前，军方显然拥有更强话语权。据为空客、波音和美国最大的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服务的美国工业咨询机构蒂尔集团（Teal Group）2014年发布的报告，尽管民用无人机发展增速喜人，但从研发预算的角度讲，军民比例仍然悬殊：89%对11%。
除了飞不飞，哪能飞，监管的大手也伸向了民用无人机采集到的数据上，4月，大疆公司对外宣布，愿意与中国政府分享其产品的用户数据，包括GPS定位位置，飞行纪录，用户拍摄和上传至服务器的影像。尽管大疆强调：不会直接将数据权限开放给中国政府，政府的“合法”请求才有可能被批准，这是国际惯例。但在法律流程、权力制衡都不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的帽子足够大也足够不透明，足以让人担心，比如，如果再度出现天津爆炸、长江沉船的重大新闻，相关航拍飞行纪录是否会成为“秋后算账”的证据。大疆正是以容易上手，地理位置辅助等功能闻名，而这些，已经被公权力注意到。大疆公司需要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比如数据保存多久。中国政府出台更为细致、严格的管制规则也在预期之中。
在汪滔们的创客理想、资本与消费的热度、监管的夹缝中，无人机将会走多远？眼下，它刚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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