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革命广场的标志是高耸的革命塔，下方是独立战争领袖何塞·马蒂的雕像。通常这里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激情澎湃而又令人不堪承受的马拉松演讲的地方，而“革命教皇”的位置显然不宜到访的天主教教宗。9月20日，备受景仰的教宗在此为上万名古巴信众主持弥撒大会。他的演讲坛，设在广场的另一端，便是古巴的革命图腾和“景点”──内务部外墙上用金属做成的切·格瓦拉肖像。
古巴人喜欢假设，“假如切活着会怎样？”革命广场经常举办纪念他的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的演讲成千上万次出现切的名字。少先队员的口号更是重复亿万次─——“我们像切一样。”
然而这一次，数十万人的集会竟然不再出现切的名字。切从内务部外墙上默默注视广场上这位不速之客，以及蜂拥前来膜拜他的人──而人们的视线也难免被他占据，他们难免再次发出那个疑问：“假如切活着会怎样？”
或许切死在了革命最恰当的时候，而菲德尔今年已近八十九岁，比他温和实用得多的弟弟劳尔仅仅小他五岁。古巴人经常发出另一个更迫切关系他们命运的疑问：“假如菲德尔去世会怎样？”更复杂的是“假如劳尔比菲德尔先去世会怎样？”古巴至今仍四处可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查韦斯的会面合影，但是这位拉美革命领袖接班人却早早去世了。
古巴人现在在密切关注年轻一代的领导层，其中55岁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 Canel）被很多人猜测为未来的接班者，人们认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必定会采取更灵活的政策顺应时变。
从保罗二世到弗朗西斯三世，教宗成为促成古巴变革的关键人物。此次古巴之行，我还去过圣塔克拉拉、圣斯皮里图斯、以及一些沿途小镇。教宗弗朗西斯的海报无处不在，似乎教宗来访本身就已构成一个节日。教宗的肖像被官方广为印制、发放及张贴，看上去有点中国年画的意思。
在圣斯皮里图斯街头，我见到有趣的一幕：在CDR（保卫革命委员会）一个街道社区办公处墙外就贴著教宗肖像海报。CDR是古巴政府的维稳利器，功能相当于中国大陆的“朝阳区人民群众”，是官方组织和控制的“民间志愿组织”。 CDR承担一些类似大陆“居委会”的工作，成员不领工资，但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可能会得到一定好处。CDR最重要的职能是监视。古巴没有建立电子监视的网络系统（或许这太昂贵了），只能靠CDR的肉眼。尽管街上偶尔还能见到几个CDR群众走来走去，但这个古怪的工作似乎已经过时了，据说没人理会他们。在过去，如果你偷去教堂，可能会遭到CDR告发，从而丢掉饭碗。但现在，迎接教宗（例如负责张贴海报）成了百无聊赖的CDR的一新任务。
保卫教宗就是保卫革命？古巴的社会革命事业，有了全新的定义。
少时需就读耶稣会学校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革命成功后逐步取缔宗教：天主教、新教、犹太教在古巴几近覆没；本土的桑迪利亚教（Santería）也在共产主义严厉打击之列。但卡斯特罗的革命成功，却要感谢两人：一名神父和一名教徒。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发动攻击蒙卡达兵营的行动。行动失败，卡斯特罗被捕，面临极刑。但圣地亚哥德高望重的神父佩雷斯·希兰德斯吁请政府枪下留人，他疾呼“血已经流得够多了！”卡斯特罗被判15年徒刑，两年后时任总统巴蒂斯塔大赦，卡斯特罗得以出狱，卷土重来。
1956年，年轻的天主教徒安东尼奥·埃切贝里亚创办了哈瓦那革命总部，并于1957年3月13日向总统府发动围攻。总统府如今是格兰玛（Granmas）革命博物馆，里面的楼梯和墙上，仍有很多1957年暴动留下的触目惊心的子弹孔。博物馆向参观者展示了巴蒂斯塔当时仓皇逃走的秘密通道。埃切贝里亚等人被射杀，大学生的军事行动失败。陪同我们参观的古巴朋友奥斯卡说，古巴人也经常假设，“如果当时大学生成功抓住了巴蒂斯塔会怎样？如果是埃切贝里亚上台，这名天主教知识份子又会给古巴带来什么？”
卡斯特罗的政权已统治古巴长达56年，古巴人难免陷入无穷无尽的历史假设之中。
拉丁美洲有“解放神学”传统，背着枪的神父，乃是古巴电影以及海报的经典形象。教宗的来访，也令人追溯天主教与革命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纠结。
哈瓦那有一个著名的官办Live house叫Maxim， 门口电线杆上也贴著教宗海报，20岁左右的摇滚乐迷佩德罗指著教宗海报笑说：“Pope Francisco 是来古巴收编桑迪利亚的。”
这句玩笑话有严肃的背景。不了解古巴本土宗教的外国人（尤其是新闻媒体人士）很容易将古巴的宗教问题简化为共产主义与梵蒂冈的关系，简化为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之争。但事实上，桑迪利亚教在古巴民间地下一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便是共产主义政权也难以抹杀，因为桑迪利亚教源于古巴的非洲血缘，对它的压制容易危及种族平等原则。
桑迪利亚、阿瓜巴秘密社团、帕罗神社是古巴三大非洲根源教派，相同之处是：都源自西非奴隶，都不与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冲突。受天主教教化的奴隶庆祝天主教节日的同时，也庆祝他们自己神秘的多神教，这是在美洲颇为普遍的宗教fusion。有趣的是，古巴华人社会也曾将关公和观音与古巴本土宗教相融合。
因此，在统计和探讨古巴天主教发展的时候，不能忽视以桑迪利亚为首的本土宗教基础，桑迪利亚教徒很多同时也是天主教徒，尽管有的可能不是那么严格意义上的。人们在探讨古巴问题仍然容易以过时的冷战思维，将之简化为一出“天主教 V.S.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肥皂剧。
哈瓦那的桑迪利亚教徒有不少也盛装上街迎接教宗。在哈瓦那旧城：桑迪利亚教的气息无处不在。假如你看到广场公园老树下，苍蝇正在饱食腐烂的鸽子，请别抱怨清洁工人不作为，因为那是桑迪利亚教徒留下的祭品，不宜太快被清理；假如你看到身着一袭白裙，一手抱着同样身着白裙的洋娃娃，一手举着白伞的黑肤女士坐在广场的树荫下，请不要贸然上前扔硬币，桑迪利亚教并不是一种被观光化的宗教古董，它依旧渗透在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新入教的教徒在第一年必须天天穿白衣。
古巴老一代华人应该对桑迪利亚教再熟悉不过，中国城旁边就有一座桑迪利亚教堂──卡里达教堂，里面供奉著把八个桑迪利亚的orishas神，而外面则贴著教宗弗朗西斯的海报。
贩卖革命、将革命遗产观光化、转化为消费品，是古巴旅游业的一大特征。
那些过时的革命书籍、报刊、海报、明信片、邮票 、徽章被回收利用，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而切·格瓦拉俨然是永恒的名誉旅游部长，为古巴继续赚取外汇。
哈瓦那最古老的广场军事广场（plaza de Armas），有一个迷人的二手市场，贩卖二手革命遗产。市场边角上有一个神庙，那里是哈瓦那建成的标志：1519年，西班牙人在一棵木棉树下（这棵树后被飓风拔去，现在这棵是后来补种上去的）举行了哈瓦那第一次弥撒。但在如此神圣的天主教圣地门口，一名戴着五角红星军帽的中年妇女，摆摊兜售革命游击战士军帽，她在午后的烈日下冲游客吆喝：“切·格瓦拉！切·格瓦拉！”
英雄，已经不是用来歌颂，而是被用来吆喝的。
而教宗，也难免成为旅游出卖点。教宗的驾临使哈瓦那的旅游旺季提前了，主教大街是哈瓦那最繁华的旅游步行街，教宗的海报贴在沿街的橱窗上，橱窗里是时髦的女士内衣以及阿迪达斯和彪马运动鞋（美国品牌耐克肯定将随着古美建交而快马杀到）。街头艺人也利用了教宗这一商机，贴上一张教宗的海报，把教宗当作自己的背景，再用小号吹奏一曲爵士名曲Summer Time。
军事广场的二手革命遗产摊档中，赫然出现1998年保罗二世来访时的旧徽章，古巴居然也有了供游客缅怀和消费的“天主教遗产”。17年过去，天主教在古巴进一步生根，而卡斯特罗又老了17岁。
而17年，新一代人又成长起来。我在古巴见到的朋克乐手，最小的是17岁。我问了很多朋克乐手，没有一个对教宗的来访表现出兴趣。
朋克歌手兼吉他手桑托斯被问及教宗时笑说，“Pope is fat!”他表示，“教宗为古巴做了很多好事，但他还是一个胖子。”
而另一位朋克歌手兼吉他手何塞更令人咋舌，“Fuck the Pope!”他说：“我不相信宗教，也不相信革命。”
在宗教与革命之外，还有更稀缺的东西有待古巴年轻一代去争取，那就是自由——个人选择的自由，消费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最基本的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多数古巴人仍然不习惯面对摄像机谈论政治，好在还有这样无所顾忌的朋克乐手勇于表达自己。
他们同样熟悉那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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