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一则“落马”通报备受瞩目。
通报的主角是湖北省原省委书记蒋超良，他官场生涯在金融系统开始，在2002年调任湖北省副省长，其后回到金融系统。在2014年，他转战地方，历任吉林副省长、省长、湖北省委书记，直至新冠疫情后防疫不力被调往全国人大。
蒋超良是今年截至目前最受舆论瞩目的金融首虎，也是2012年十八大反腐运动开启以来，首名有金融背景被查的省级“一把手”，外界料其落马与从业金融期间的问题有关。
在蒋超良落马后的一个月，另一则金融背景官员的升迁同样引人注目。在3月25日，广东省人大表决，任命李运为广东省副省长。李运此前先后任职于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曾是建设银行最年轻副行长，直至此番履新中国第一经济大省。
无论是黯然落马的蒋超良，还是赴任广东的政坛70后李运，他们都是中共官场的一个类型：金融空降兵。这批专业技术官僚从金融系统出身，其后转换跑道到省级政府任副首长（直辖市称副市长，自治区称副主席，以下统称副省长），或是一直深耕地方，治理地方，或是地方任职几年后，提拔重回金融系统。
检视现时中国大陆31个省级政府的领导层资料，可见17个省级政府都安插“金融副省长”，占比过半。而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共产生了45位金融副省长，其中四分之三（34位）在2016年以后产生，可见这种安排是中共官场的新现象。
究竟这类官员是谁？有何特点？为何中共高层有此布局？“金融副省长”的现象又揭示今日中国政治经济的甚么问题？
金融副省长群像
金融副省长的成群出现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官场特有现象，但金融干部赴任地方的安排在世纪之交就有先例，如王岐山（1998-2000广东省副省长）、李礼辉（2002-2004海南副省长）、蒋超良（2002-2004湖北副省长）。
但在2016年后，中国省级领导团队配备熟悉金融的副省长渐成一种制度化安排。中国官员调动不断，据端传媒统计，过去十年全国31省级政府有27个政府都配备过金融副省长，现时则有17个省级政府配备金融副省长。
细看这17位现职金融副省长的履历，可见他们大多年富力强、高学历，并在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系统）历练多年。按年龄来说，他们有13位是七零后，4位是六零后。按学历来说，这些金融副省长大多主修金融、经济和工商管理学科，有11位具备博士学历，另外4位有硕士学历和2位本科学历，可谓是高知干部群体。
从干部来源来说，中国国有五大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是金融副省长的主要来源，另外不少也有中国央行（人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证监等）、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和证券公司的历练。当中，至少有6位金融副省长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比例不低。
踏入2025年，中共官场新添四位金融副省长，从他们的履历可见这些官场新贵的路径。
2月赴任云南副省长的徐浩有硕士学位，他曾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总行风险部总经理、江苏分行行长等职，2023年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直至此番履新。
3月就职广东省副省长的李运有丰富的银行经验，他毕业于武汉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硕士与武汉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其后在农业银行工作超20年，历任农行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农行贵州省分行行长等职。在2021年9月，李运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打破建行当时最年轻副行长纪录，直至今年空降广东。
比起徐浩和李运，4月履新贵州副省长的郭成林不是那么典型的金融副省长，他并非出身银行系统，在职业生涯的很长时间任职建造业国企。在2019年9月6日，郭成林转换跑道，获任为中国邮政集团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其后在2020年11月，郭成林又担任中邮证券党委书记一职，并在2021年11月担任中邮证券董事长一职。此番郭成林调到贵州副省长，是少数证券系统出任副省长的案例。
在5月，海南亦迎来金融央企高管空降，现年52岁、来自中国太平的赵峰出任海南副省长，此前他担任中国太平副总经理、太平人寿党委书记，并兼任中国太平旗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长。这次任命，也是少数保险系统任职金融副省长的案例。
今年新任命的金融副省长在西南和华南两地，但纵观全国，无论是贫困还是经济大省、沿海还是内陆地区，配备金融副省长都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地方经济的“金融化”
为何中央要为地方政府配置金融副省长？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金融事务在地方变得越来越重要，北京需要加强地方政府的金融能力，一方面是谋发展，另一方面是防风险。
地方政府的行为常常被冠以“公司化”来描述，意思是地方官员在北京设定的“晋升锦标赛”中互相竞争，像公司那样逐利，从而推动GDP增长。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背后，事实上还有地方政府的“金融化”——即地方政府不单依赖财政收入投入经济，还越来越多地依赖金融资本市场，采用各种金融工具作融资和投资，从而撬动地方发展。
通俗地说，“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金融手段就是地方政府撬动经济的“米”，当中主要涉及地方融资平台、地方银行和产业投资平台，他们都是央地关系演变和博弈的产物。
1994年的分税制奠定“财权上收，事权下沉”的央地结构，以致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存有系统性的缺口，需要在有限的财力下承担大量的支出责任。在分税制后，土地的转让权和收益都留给地方，而地方政府的征地强制权力得到加强，促使地方发展“土地财政”（即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以及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增加收入。由此，地方政府亦大兴“土地金融”，通过质押土地和未来收入获取贷款和融资，当中的手段是地方融资平台，又称为城投平台。
城投平台是地方政府的“白手套”，法定身份是地方国有企业。由于旧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债，地方政府便另辟蹊径，通过成立城投公司借债。具体操作是将土地、国有公司股权、国债收入等资产划拨注入城投公司，继而从银行取得贷款或发行城市投资债。这些贷款和债务用作公共工程、基础建设和开发工业区，藉“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不单是国有大型银行购买城投债和借贷，地方政府控制的地方银行亦是主要买家。在中国，总部在北京的四大国有银行在全国具垄断性地位，但各地亦有大量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农业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等中小型银行，他们是地方经济调控的重要金融资源。
跟城投平台平台一样，地方银行的诞生同样与分税制有关。分税制的央地谈判触目惊心，当朱镕基在1993年要说服省级政府把财税上收中央时，他实质上动了地方政府的蛋糕，削弱了地方的财力。作为补偿，朱镕基允许地方开银行，成立农村合作银行和城市合作银行。此后，中国各地在1990年代中开始发展城市商业银行，而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则在2000年代开始遍地开花。
这些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股东主要是地方财政部门，而城商行和农商行也可作村镇银行的股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中小型银行也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
与城投平台和地方银行相比，地方政府的另一种金融工具——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历史较短，主要是在近十年才广泛兴起。在习近平年代，北京提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战略目标，国家层面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如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资金），地方政府亦纷纷仿效，出资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传统而言，地方政府支持产业发展是通过拨地建产业园，提供税务优惠、补贴和银行融资渠道，但近十年地方政府开始通过成立产业投资基金作资本招商和发展产业，变身“机构投资者”。这些产业投资基金类似美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专注于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并参与到被投资企业的运行管理。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3年，我国累计设立政府投资基金2086只，目标规模约12.19万亿元人民币，已认缴规模约7.13万亿元人民币。
以名声在外的“合肥模式”为例，合肥政府首先选取符合其发展目标的企业和项目，再由政府的产业创投基金投资企业股权，从而引入项目落地，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产业升级。在资产增值后，国资股权可以有序退出，获取回报，继续投入下一个项目。据此模式，合肥政府不但引入了新型显示器件、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还以股权投资收入充实地方财政，被称为“股权财政”。
综上所述，可见地方政府在一地的经济发展中置身事内，不单是“出政策”，还“出金融”，因此安排专业对口的金融副省长管理地方金融事务尤为重要。
慢动作的地方金融危机
当然，金融工具虽可撬动资源，但也可以是风险的来源，金融爆雷更会危及社会稳定。随著中国经济成长下行、房地产市场连年不景，中国多个地方的金融风险上升，有论者称为慢动作的金融危机。因此，北京加紧配置金融副省长，更有加强地方金融风险管控的意味。
占GDP比例四分之一的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命脉，亦与金融体系紧密结合。当2021年中央推出三条红线后，房地产泡沫戳爆，冲击地方金融稳定，具体表现为房企债务违约，工程停工，居民断供，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恶化。据统计，2019至2024年破产的房企超1660家。
至今，中国房地产低迷来到第四年，火烧连船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4.87万亿元，同比下降16%，连续三年累计下降超44%，冲击地方可用财力，继而增加地方债务的偿还压力。
地方债务分为显性债务和隐形债务，在2015年预算法修订后，中国的地方政府始允许发债（显性债务），但长期以来，由于中国财税制度存在结构性问题，加上地方官员有GDP考核压力，促使地方政府使用不透明的预算外融资方式，尤其是城投平台，导致政府的隐形债务居高不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报告，许多城投平台正面临负债高企、流动性匮乏及经营存续风险三重困境，约39%至46%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需进行重组，方能恢复其偿债能力。
而据民生证券的报告，2022年中国地方政府宽口径的负债率（总债务规模/GDP）达74.4%，当中三分之二的省份超过60%的警戒线，而天津、贵州、青海、云南、甘肃负债率更超过100%。在债务率（债务规模/地方综合财力）方面，国际警戒线为120%，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率（宽口径）达到332%，当中债务率最高地区是重庆、天津、贵州、黑龙江、湖北、新疆，均在600%以上。
在2023年，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便称，在贵阳贵安、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调研之后发现，受制于财力水准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有效解决，喊话中央出手救助，可见贫困地区地方债的问题严重。
与房地产和地方债风险交织的，还有中小型地方银行的风险问题。地方银行不但与当地房地产和支柱行业关系紧密，亦是城投债的主要承接商。相较于大型银行，中小型银行“量多质弱”，抗风险能力较低——主因是资本缓冲较薄弱、融资成本较高、净利息收入下滑以及借贷集中度较高，而且公司治理能力薄弱。
根据中国央行的发布报告，当前高风险银行数量达357家，且均为中小银行，当中11%的城市商业银行属于风险较高的红区银行，另外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红区”银行数量占“红区”银行比重较高。
在结构上，由于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常常“不分你我”，难有金融独立性，地方政府容易干预借贷，进一步提升金融风险。常见的例子是地方官在考核和晋升压力下，一边快速上马缺乏论证的面子工程、政绩项目，一边要求银行借贷，其后工程烂尾，形成坏帐。在极端的情况下，若银行不给当地政府贷款，政府甚至可以威胁把存在此行的财政存款转走。
由于中小型银行治理相对不完善，高管的权力非常大，也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操纵、违规关联交易等问题。例如包商银行（由“明天系”控股）等城商行就被民营资本“掏空”，侵害储户和其他股东权益。“明天系”在2005年～2019年的15年间，通过注册209家空壳公司，以347笔借款的方式套取信贷资金，形成的占款高达1560亿元，最终全部成为不良贷款。
更底层的村镇银行同样如此。村镇银行的初衷是填补村镇地区的金融空白，以改善县域民生、促进就业、支持地方“三农”为目的，但实质运作上这些村镇银行藉著互联网金融平台，能吸取全国存款，使村镇银行的风险更加复杂。
在2022年4月，河南就爆出村镇银行取款难的事件，可见村镇银行的乱象。当时，河南省境内4家村镇银行毫无预警地关闭线上取款和转帐渠道，事件涉及约四十一万名储户，高达人民币近四百亿元被非法转移，引来储户发起数次维权和抗议活动。当年7月10日的行动最为激烈，有数千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至郑州维权现场爆发警民冲突。事件过后，公安部介入才牵扯出高管腐败与内外勾结内幕，暴露村镇银行的监管问题。
在过去几年，地方屡屡爆出金融风险和爆雷事件，以上所述仅仅是冰山一角。地方金融稳定的最后防线是公安部门，而配置金融副省长则能更专业对口处理相关的技术问题。但无论如何，虽然近年地方政府历经P2P平台爆雷、房地产滑坡、地方债以及村镇银行等一连串事件，但在官方极力介入和维稳下，目前尚未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线修复
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中国金融改革需“在线修复”，即是经济运行无法中断，机器要继续运转，既要带病干活，同时更换问题部件。在这个意义上，北京安排金融副省长赴任地方，就是希望他们在线修复地方金融问题，加强央地协调和监管。
这些地方金融副省长都会做些什么？在党政岗位来看，2023年中共推出机构改革，中央层面建立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各省亦陆续成立相对应的省级金融委和金融工委，加强党对金融事务的控制。据统计，至少有10名现职金融副省长担任省级金融委主任、金融办主任或金融工委书记，负责协调和统筹地方金融事务。
金融资源天然嫌贫爱富，因此贫穷地区的金融资源较少。但凭借金融机构的经验，这些金融副省长某程度上从甲方变成乙方，相信能加强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关系，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举例而言，有些金融副省长赴任地方后，便代表地方与前任银行签订战略协议。在2023年，辽宁的金融副省长张立林，便与建设银行等17家金融机构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此前张曾在2017至2019年任建行的副行长。
除了拉拢金融资源促发展，金融副省长在地方债的化解上亦担任重要角色。北京的整体化债思路是压实地方责任，中央不出血兜底，但开政策绿灯，推动地方政府以置换债务的方式延期减息，以时间换空间。在2024年11月，中央就推出化债新政，合计增加十万亿显性债务资源予地方政府，用作化解隐性债务，整个过程需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配合。考虑到不少金融副省长都有国有银行的经验，他们的金融专业能力能促进中央化债政策的落地。
更有甚者，金融副省长在化债问题上亦需走到台前，出席债务恳谈会直面投资者，打消投资人的疑虑。在2019年10月，时任贵州谭炯副省长上任不到一个月，就带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了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会见曾经的同行。随后，贵州推动茅台化债，包括划转贵州茅台股权、茅台控股子公司投资债券、茅台集团发债等。
在2021年6月，天津也召开债券市场投资人恳谈会，时任金融副市长康义宣讲天津经济发展、公开市场债券风险防范情况，承诺对公开市场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化解不力的人员“一追到底、终生问责”。
在地方银行方面，2020年包商银行爆雷事件，揭开各地中小型银行的解散、合并和重组潮，金融副省长亦可以从中推动执行。按权责来看，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由地方政府牵头组织实施，但中央亦会监督管控，这个过程需要央地协调。
抱团取暖、“救助+改革”是常见的路径，即是有问题的村镇银行被较大的村镇银行、农商行和城商行等银行合并承接。在2024年6月，成立不久的辽宁农商行就吸收合并辽宁新民农商行等36家农村中小银行机构。此前，2023年辽宁农商行成立时，金融副省长张立林就主持成立大会。
在今年前5个月，已有184家小银行获批复合并或解散，数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之多，且已接近去年全年的总量。当中，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在5月16日获批开业，吸收合并了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在内的120家机构。这120家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同日宣布解散，相关债权债务由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承继。
对中央来说，中小型银行野蛮生长的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出清和强监管的年代——金融机构越少，就容易监管。当然，即使银行整合，坏帐也不会消失，只是被稀释拖延，长远之计是地方银行找到营运和控制风险之道。
平步青云？
总括而言，配置金融副省长是应对地方金融风险的一个举措，但他们不可能是“机械降神”，更多是政策落地的促进者，由此亦可反映党国干部体制的灵活调动和韧性。
然而，央地交流的金融副省长固然有软实力（专业能力、知识权威、金融人脉），但他们并不手持尚方宝剑，省级政府还是由“一把手”统领全局、协调各方，因此金融副省长也有很大的限制。况且，地方金融问题涉及多方利益，推动难度很大，不但需拿出真金白银，而且要说服国有金融机构支持。事实上，很多城投平台、房企、地方银行的解决之道是“该清盘要清盘，该破产要破产”，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且震动大，并不是那么容易推进。
而央地之间也必然存有张力，最直接的分歧是“中央重监管，地方重发展”，过份“强监管”也可能重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地方经济老悖论。
就中国官场而言，这些金融副省长之后的仕途走向亦引人注目。翻看历史，最著名的金融副省长是王岐山，原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王岐山在97金融风暴后，奉命赴广东任副省长，收拾广东国际信托和粤海信托的烂摊子。这段经历为他赢得“救火队长”的政治资本，有助他在仕途一路向上，最后官至政治局常委。
近十年，郭树清也是为人熟知的金融副省长案例。他原本执掌中证监，其后空降山东，历任任金融副省长和党委书记，推行山东金改。在地方任职后，郭树清在2018-2023年执掌中国人民银行，直到潘冬胜接任。
现年55岁的北京市长殷勇是金融副省长履历最有前景的官员。他曾前后任职中投公司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成为全球最大资产管理机构的管理者。其后他出任央行副行长，再于2018年空降北京任副市长。在2022年，他当选为二十中央委员；在2023年，他出任北京市长。
当然，并不是所有金融副省长都平步青云。金融行业容易滋生腐败，近年金融反腐也是中共高层的重点领域。当中，至少有三位金融副省长履历背景的官员落马，包括今年2月落马的蒋超良，他官至湖北省委书记，曾在银行系统工作超30年；2024年11月判囚终身的朱从玖，他官至浙江省副省长，曾任上交所总经理，人称“朱十亿”“十亿（副）省长”；2022年6月判处死缓的童道驰，他官至湖北省副省长、海南三亚市委书记，曾任职中证监14年。
尽管如此，在地方经济“金融化”和地方金融风险突出的当下，金融系统干部相信仍将继续获重用。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