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缓解之后，香港过去半年的大规模抗争活动会重现街头吗？
“418民主派人士大搜捕”、两办发声干预内会事务等事件，会深化市民的抗争情绪，令抗争活动会越发激烈吗？
疫情之下，抗争运动稍缓，但彼时“黄色经济圈”开始成形并于各区扎根，你认为其会成为取代街头抗争的新姿态吗？
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逐渐缓解，香港已连续21日没有出现本地感染案例。随着限聚令放松，再加上反修例运动周年将至，香港各区的社会运动又逐渐活跃起来。
就在五月的前十天，已有市民在不同商场发起多次“和你唱”、“和你lunch”等抗争活动。而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5月10日），香港多区商场亦出现了抗议活动；入夜后，旺角地区更是发生警民冲突，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喷雾驱散人群，最终逾百人被逮捕。
疫情之下，大规模聚集抗议减少
去年6月，因《逃犯条例》引爆的反修例运动不断升温。直至11月中旬的区议会选举，市民通过自己的选票表达立场；最终民主派夺超过8成议席，获得压倒性胜利。到12月底，中国大陆疫情爆发，香港市民的注意力被转移到抗击疫情和要求政府“封关”方面。无论是基于公共卫生的担忧，抑或是囿于港府限聚令的限制，大规模的街头聚集行动逐渐减少，这场长达半年的抗争也稍见缓和。
相比运动高峰时期每日有一场甚至是多场抗议活动，疫情袭来以来活动大大减少，但每到重大事件的满月纪念时，必有纪念活动如常举行，当中亦牵涉零星的街头抗争与冲突。例如在1月21日，721元朗袭击事件半周年时，一批民主派元朗区议员在元朗西铁站巴士总站举行放映会。尽管港铁元朗站提早于下午三时关闭，但当晚仍有近百名市民带口罩出席。同样，2月8日，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堕楼去世3个月后，也有过百名市民于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外聚集，并点起烛光悼念。
同时有不少活动转到线上举行：“831太子站”事件半周年时，民间集会团队以Facebook和YouTube网上直播的形式举行集会。民集发言人刘颖匡指，高峰时期各个媒体总共有5000人观看直播，他希望用新方式继续提醒市民，警暴从未因疫症而停止。另外，也有网友呼吁市民在疫情期间，多做一些线上文宣工作，或是将抗争融入到平时的衣食住行当中，壮大“黄色经济圈”。
港府在疫情期间“秋后算账”
当市民的注意力集中在抗击疫情之时，警方对15名民主派人士展开了搜捕行动，中联办和港澳办亦先后办发声明，批评民主派延误立法会内会选举，再度将社会情绪挑起。
2月28日，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及工党副主席李卓人因涉嫌参与去年8月31日，于湾仔至中环一带的“未经批准的集结”而被拘捕，其中黎智英另涉及一宗刑事恐吓案件。一时间引起舆论哗然；香港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颕匡批评警方此举为“政治清算”，事件提醒香港人警方和政权的打压从没停止。
4月18日，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执业大律师吴霭仪、前立法会议员区诺轩等15名民主派人士，因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被捕。此次事件为自反修例运动而来，第4次涉及多名政界人士的拘捕行动，人数为4次中最多，被称作“418民主派人士大搜捕”。民主派支持者视此事件为港府对反修例运动的“秋后算帐”。
香港警务处警司林颖濠见记者时强调，警方是根据香港法例执法，任何人违法都会调查，不会因其身份而有所分别。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发文称，这次搜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黄之锋认为他们未必均会罪成判刑，但会让警察取得更多资料，完善警察的情报网络。
另在“大搜捕”前，4月13日，国务院港澳办及中联办先后就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停摆一事发声明，谴责并点名批评主持选举的郭荣铿议员，引发“两办”无视《基本法》第22条规定、“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的争议。
18日，港府经过三次更改说法后，指两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有权代表中央行使监督权，不受《基本法》第22条明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不得干预香港事务”的规范，引起市民对于香港法律进一步受到侵蚀的担忧。
除此之外，由3月29日起开始执行的“限聚令”经过调整后延续至5月21日，但合法聚会人数上限由4人增至8人。不过在疫情期间，警方常被市民指责以保护公众健康为名，打压市民表达诉求的权利，包括多次以“限聚令”为由，颁出反对集会通知书、票控并抓捕集会人士，有黄店甚至指受到警方以执法为名的骚扰。
警方重新部署6000警力、揭炸弹发现案与理大事件有关
警方于去年6月曾展开“踏浪者”行动以应对《逃犯条例》引发的各区抗争运动，及后因应疫情影响，社会事件缓和，警方于今年3月起陆续撤减行动人手。
不过有传媒引述消息指出，为应付疫情缓和后再现的各种示威活动，警方于5月中将重新部署“踏浪者2.0”行动，重组六大总区应变大队；预料将有4000警员会重返防暴大队。另据无线新闻报导，所有应变大队将会由8小时的三更制，转为每日工作12小时的两更制，当中包括军装警在内的“第三梯队”，为期约6周。
另外，5月2日，警方接报于九龙湾圣若瑟英文中学旧校舍的男洗手间发现爆炸品，到场后发现校舍内发现有手掷式土制炸弹、烈性炸药、遥控爆炸装置及约20樽的化学品等。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经对比物品形状、包装及标签后，相信与香港理工大学失窃案有关，他并指出压力煲为恐怖袭击的物品，杀伤力非常大；而该次是警方在反修例事件至今，第11宗与爆炸品及土制炸弹有关的案件，认为情况令人担忧。
至于有市民发现警方3月曾于上址进行演练，质疑警方为何在此时才发现爆炸品，李桂华承认事件但强调警方演练时绝不会使用有毒及易燃性物品，表示事件与警方演练行动无关。
疫情之后的香港的社会运动方向
4月3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传学院教授李立峰发文，阐述了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3月中旬进行的民意调查，反应了疫情之下的民意转变。
文章指出，尽管市民在3月下旬调查期间，对政府的信任度回到稍稍高于去年9月的水平，但整体来讲，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当中对于警方有极低评价的市民比例达到了45.6%，但同时对警方有正面评价的市民比例也有回升。李立峰认为这是因为“示威活动得到的关注较之前少，警方行动引发的争议和批评亦相比之前少。”
尽管被问及是否支持“反修例运动在疫情期间以各种方式继续延续下去”时，受访者的支持和不支持的比例基本一样，但被问及“当疫情消退后”，会否支持“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去争取诉求”，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或非常支持。
一旦疫情缓和或结束，街头抗争运动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有多大，你怎么看？
文：端传媒实习记者乐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