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在白纸的人

白纸运动的能量是否被延续？转移到了哪里？这是端传媒“白纸周年”专题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推出系列报导，关注行动者在被恐惧裹挟中如何艰难前行；关注白纸能量转移到海外后的具体困境；关注运动留给中国大陆行动者的巨大创伤；以及，海内外的白纸亲历者们想说给你们听的话。

起床是一件艰难的事。

回到家乡后，艾歌每天在床上躺十几个小时，“醒来吃饭就已经耗费了所有力气”。

起床，意味着面对新的一天，面对不能理解自己为何参与白纸的父母，以及他们假装出来的“一切正常”——好像艾歌在北京街头被捕、回到家乡，不过是过年回家吃个饭而已。

身处成都的李青不再去曾经热衷的书店讨论、观影等公共活动。鱿鱼也在2月离开成都，到处游山玩水，她很少上网看新闻，只想接触具体的人。“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幸福，什么也不知道真的会幸福吗？”

羊艮离开了获释后被孤立的兼职单位，这一年，她喜欢一个人到深夜的黄浦江边走动，走很久很久。解封后每个人都在流动，她却感到凝滞和迷茫。

白纸运动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留在墙内的人，陷入了巨大的失语。

第一次

他们还记得一年前。

11月27日，在上海抗议现场的羊艮一边被警察驱赶，一边不断拉回被警察抓住的人，在一次试图救下被警察抬起四肢的女孩时，她不慎被抓。

警察打羊艮的头、踹她的后背，将她和女孩一同推上小巴。在小巴上，她们被扇耳光、抢手机。“警察抢手机的同时又让我们闭嘴，甚至不可以哭。”羊艮记得，身旁的女生因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扇她耳光、扯她头发，让她不要哭。

“那辆车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无法求助任何人。”羊艮说。她在派出所经历了威胁式审讯、睡眠剥夺、写悔过书等，直至29日才离开。事后，羊艮在医院诊断出轻微脑震荡。

同一晚，在成都望平街，23岁的鱿鱼骑车经过路边停靠的几十辆警车，听到两个身穿夹克、40多岁的便衣，在用一种很戏谑的口吻交流彼此打了多少人。

“感觉白纸当天像是沉浸式戏剧，有戏在上演，但不觉得这是真实的，”鱿鱼说，“就像你一直知道警察有暴行，但你没有亲眼见过。”

她记得游行队伍中有很多牵着宠物的年轻人，一个牵着狗的男生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他被警察暴力拖走时，狗在一旁不停地叫。

离开那个现场后，鱿鱼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在见证暴力前，李青遇到过一些温暖的片刻。也是在成都白纸现场，有人演讲、有人为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摆放蜡烛和鲜花。一些基督徒也在场，他们是秋雨教会的人，围成一个圈为众人祈祷。“好像在比较危难的时候，人类还是可以散发互相守护的光辉。”

在北京亮马河，柏莉看到人群中一个爸爸抱着4、5岁的小孩，孩子问，他们在排队做核酸吗？爸爸说，不是，他们都是不想做核酸的人。

那晚，柏莉的朋友一直待到凌晨两三点。朋友说，那是她第一次站在街上。

他们每个人都为站在街上付出了沉重代价。

封控解除了，但针对白纸亲历者的封控才刚刚开始

获释的朋友们在聊天群组里打趣被关押的经历，聊看守所的厕所长什么样、有什么好笑的书、警察讲了什么话。艾歌沉默着，“我很难想象他们在看守所里经历了什么”，但每个人都表现出不需要被安抚的样子。

要如何讨论白纸？用什么样的态度讨论？讨论的意义又是什么？

艾歌说，真正经历白纸的人，你没有办法和他去讨论。鱿鱼也说，不知道要讨论什么。

没有被捕的人、被捕后获释的人，都背负着“幸存者”的愧疚。“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惨、比自己承受更多，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埋怨这一切。”艾歌说，“我说得太多，就好像给别人展示伤口，很羞耻。”

艾歌20多岁，在北京工作，因帮助参与白纸被捕的朋友寻找法律支援，在街头被抓走，遭连夜审讯后获释。艾歌回到家乡，母亲辞掉工作在家陪她，父亲在体制内的工作也因她的事受到影响。

获释者们深知不能在微信里联系以前的任何一个朋友；被警察没收又归还的手机、电脑似乎随时在搜集新的“罪证”；人们辗转得知其他人的近况，知道他被释放——这样就够了，不必再说什么。很多人就此断联。

白纸让他们看到彼此，但随之而来的抓捕、审问、关押，又让每个人回到隔绝状态。封控解除了，但针对亲历者的封控才刚刚开始。

“白纸那几天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结束的方式反而让我觉得这一切是真的。”艾歌说。

羊艮曾幻想白纸会是“不错的、勇敢的开头”，但后来发现，不仅看不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这个开头的代价都无比高昂。在白纸刚刚过去的三、四个月里，遭遇过警察殴打的羊艮，在路边或地铁看到警察就会犯怵，每每警车经过就一阵紧张，但表面又要佯装没事。

去派出所拿自己被没收查验的手机那日，羊艮遇到了另一位也去拿手机的男生，站在他身旁的女领导向派出所询问事件定性，以此来决定还在试用期的男生是否能被录用。

二次创伤潜藏在白纸后的日常生活里。解封后的感染高峰期，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向鱿鱼的朋友埋怨道：“就因为你们年轻人闹，大家才阳了。”羊艮在微博中提及因声援白纸被软封杀的演员春夏时，有人评论到：“确实不要忘记，是那些学生让放开才害大家感染。”

鱿鱼有次和朋友喝酒。朋友说：“我简直不能理解怎么有人做出白纸这样不顾后果的事，你去街上能推翻什么，自以为很反叛！”那是鱿鱼唯一一次和别人聊白纸，她哭了很久。

这样的时刻，他们也会问自己，意义是什么？

“政府给我一种不了了之的感觉，不允许大家讨论封控的各种话题，好像那些（逝者）名字不存在，好像事情没有发生过。”羊艮感到困惑，“因为放开了，大家好像就也没有一个新的理由再去聚集到一起，发出诉求。”

艾歌有同样感受。封控结束后，一些朋友们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该吃吃、该喝喝，拍漂亮照片发在朋友圈。“原来你们生活中糟糕的事情只是因为封控而已吗？”她安慰自己，可能他们也没有真正走出来，只是表面上开心，“但我连表面上开心都做不到，我的生活断裂了，但别人的生活在继续。”艾歌说。

“我有种被抛下的感觉。”

变与不变

气氛比从前更冷了。

端传媒了解到，各地白纸被捕者近日陆续接到当地社区或警方的电话，禁止他们在周年时期有所活动。白纸周年前夕，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附近的警力在夜间巡逻也变得频密。

过去这一年，上海市中心和地铁站增加了更多警车和警察， 频繁到羊艮渐渐习以为常。很多朋友离开上海、甚至离开中国，书店“关闭的关闭，结业的结业”。羊艮觉得，疫情放开后人流动了起来，但一些东西又好像停滞了，“在这个环境里，找不到一个新的突破口去努力。”

她还在继续表达，在社交媒体转发社会新闻，却三番五次接到警察电话，“让我删帖，找我谈话，或者是威胁我”，羊艮说，拼命查违禁词、一遍遍改成缩写，还是发不出去，是很挫败的感受。

如今，她看到公共事件想说些什么，却不知可以发在哪里、哪里是安全的，话语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却再也没有力气写下来。

同样受困于网络审查的还有身在广州的宝荣，她因转发白纸相关内容失去微信帐号，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作，发一篇被删一篇。宝荣说，一位内容创作者曾想发起活动到香港散步，为此三番五次改公众号标题，从最初的“和《香港散步学》的作者一起city walk”，一直改成“和那个那个的作者一起city walk”才成功发出。

白纸后，柏莉看到警察或社区工作人员会有生理性反胃。她今年29岁，在北京做了数年记者，疫情期间，柏莉用了十几年的微博帐号被炸号，她关注的女权、法律博主亦接二连三消失。

在李青看来，白纸似乎没有对成都的公共生活增加额外的压力。

“不管在白纸运动前还是后，成都整体有一种微妙的张力。”李青20出头，参加了去年在成都的白纸运动。他解释道，近几年来成都吸引了很多离开北上广的公民行动者，他们给公共生活带来新的可能性。随着这种可能性可见度的增加，活动也被有关部门关注，审查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蓬勃，也有房地产、艺术馆等商业机构或政府背景的活动，甚至在实体书店不断关门歇业的时候，成都还在不断开新的书店。

“看着频率和密度增加了，但性质有区别。”李青说。

2023年10月底，万圣节“百鬼夜行”的场面让上海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衬衫上贴满白纸的女生，手持巨型棉棒的“大白”，拿着“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标语的“鲁迅”，挂着“打倒程蝶衣”牌子的“程蝶衣”。年轻人用变装表达讽刺和愤怒，一些评论说：“彷佛看到一年前”。

羊艮却觉得难过：“大家的表达普遍是阴阳怪气，这种表达背后是一种创伤。 你没有办法自由地正常地讲述，只能用隐晦的、讥讽的。”

29日的现场，羊艮遇到警察开始交通管制、疏散人群——如一年前一样，对路人说着“只出不进”。被封路围起来的空间，有个名为“FOUND 158”的酒吧，酒吧每年的万圣节活动都会吸引人群。当羊艮穿过管制走进去，却发现酒吧灯条上滚动着：“158无万圣节活动”。

“这怎么样都算不上是一个正常的环境。”羊艮说。

离开

不少白纸亲历者都提到“离开”这个选项。

“我不想离开，但我没有办法不离开、还不在心理上被摧毁掉。”艾歌说。

留学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却是当下能够自救的唯一途径。众多受访的亲历者都展示出灰心、迷茫和无力感，甚至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创伤。他们想要优先关注自己，想要去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想要留在海外。鱿鱼说，同温层的朋友们以前讨论留学，看重的是排名、好专业，如今看重哪个项目更容易留在国外。

柏莉在白纸后离开北京，赴海外快速“转码”。她所在的城市政治氛围稀薄，柏莉日常忙碌于学业，像一条“老狗”一般放松生活。她提起一位曾经非常赤诚、热血的行动者，前几年他搬到美国，过上安稳的生活，结婚生子，转学生物和医学。

“我现在能理解了，因为（过去的）感情太强烈了。”柏莉说。

远离政治和新闻，也成为鱿鱼和李青的选择。“一些幼稚的责任感都被消磨掉了，也不太想回忆那段时间。现在自我审查尺度又收紧了一些。”李青说。艾歌也说，自己现在关心政治，缺少了曾经的热情，只是出于责任感：“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那就要继续做下去”。

来到海外后，艾歌尝试和身边的外国朋友讨论白纸，对方听完会说：“I’m really sorry for that”。艾歌不知要怎么回应。她觉得出国以后遇到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讲这件事都很隔阂。她也关注白纸运动在海外的发展，“海外延续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很讽刺，这是关于中国的运动，你却不能在中国谈论它，它也不会对中国有影响力。”

正在申请留学的鱿鱼也出现了类似的灰心：“国际上的发声传不到墙内，就算传到墙内，又能给谁听到、谁愿意听到呢？”

尾声

柏莉印象很深，那晚去亮马桥，她只对室友说去见些朋友，不想给室友惹来麻烦。那夜柏莉做了被捕准备，裹上厚毛衣、穿上最厚的鞋——这样或许在派出所也能睡一觉。事后，在社区网格员的带领下，警察来到家中，在室友面前将柏莉带走。错愕之后，室友很快着手帮助柏莉处理后续事宜、联络朋友。室友还去了解传唤时间，若柏莉没出来，室友打算做好早餐去派出所等她。

“白纸是漩涡中很小的水流，但那天晚上做出选择的人在我心里很重。”柏莉说。她记得一位学政治的朋友说，六四留下的东西不是撼动了政治体制，而是隐密的社群资源和价值观相近的人。“（白纸）就是一个考验，有些关系和价值经受住考验了。”

只不过，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亲历者们，面临严苛的审查和监视，无法建立社群、亦很难抱团取暖。白纸运动在墙内的“不可言说”，也剥夺了反思、疗伤的可能性。

“离开这里，便能获得自由与平和吗？”羊艮没有答案。

身在海外的艾歌说，无论读书还是结识新朋友，她都快乐不起来。

“我的精神状态、身心状态都不是一个可以重建生活的状态，断裂已经发生了，没办法修复。”艾歌提到写韩国学运的小说《鲭鱼》，后记讲到，那些看上去被毁掉人生的人，其实永远停在了年轻的时候。

不久前，艾歌路过一场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听到人群大喊口号、看到警车的车灯晃过眼前时，她浑身颤抖。

“我想回去（中国），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艾歌说。

为什么想回去？

电话那头传来了啜泣声。

应受访者要求，艾歌、鱿鱼、羊艮、柏莉、宝荣、李青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