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索是一座位于泰国最西端的国境线上的小城，与缅甸隔水相望。沿着莫艾河（Moei River）天然形成的国境线走，一路上有时候能听到绵软的缅语流行歌，有时候是诵经声，有时候是无人机的轰鸣声。
1997年建立的泰缅友谊大桥跨过莫艾河，连通了缅甸那边的苗瓦迪和泰国这边的湄索。桥上是通关的检查站，桥下不远处则是“边境黑市”。黑市里应有尽有，一个个货摊排成一条整齐的直线分布在边境铁丝网的后面，摊主们从铁丝网的另一边叫卖缅甸食材和走私的烟酒，顾客们在铁丝网的这一边选购。摊主的孩子们从货摊上一会翻进去，一会又翻出来，每一次轻巧的翻越就是一次“偷渡”。
光顾那里很多次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站的这一边是泰国，但是摊主们所处的位置却不属于缅甸，而是莫艾河中央的一小块沙洲。它处于两条国界线之间，是一块“无主之地”。上面的村落里住着无国籍的人，有的是在缅甸境内遭遇种族清洗而流离失所，却不幸被泰国警察挡在国境线外的罗兴亚人，另一些则是为了逃避泰国或缅甸的法律惩戒，只好落脚在这块没有主权的飞地上。
湄索就像是莫艾河上那块小沙洲的延伸，国籍在这里是一种不稳定的物质。
它在国境线泰国的一端，却更像是一座缅甸城市。这里通用缅语，大部分生产和消费活动几乎都围绕着缅甸人的流动而形成。极少人拥有被国家主权界定的身体，可以磊落地活在阳光下；另一些人的身份在泰国官方分配的不同种类的临时证件下，处于流动与悬置之中；更多的人则如同现代秩序的“污垢”般，需要被藏匿起来，他们没有任何合法身份。
边境与无国籍的人
莫艾河潦草涂画成的国境线如多棱镜一般，将从历史到当下的流动与冲突，在这座边境城市折射出几个平行宇宙。
祖戈尔还记得小时候每个夏天从仰光回湄索探望外祖母时，路途总是艰难险阻。一家人先从仰光驱车到苗瓦迪，然后就要碰运气了。从苗瓦迪到湄索的路不仅崎岖，而且是单行道，有时朝去程开通，有时则是返程。最快也要24小时才能抵达，慢的时候要在苗瓦迪等上一整天。
2023年2月，我在湄索的穆斯林聚居区认识了他。从琳琅满目的湄索市场走向这个村落，东南亚所特有的缤纷色彩暗淡了下来。道路逐渐变得坑洼不平，低矮的建筑也愈渐破败，铁皮和木板半遮半掩沿街的起居空间。到了晚上，整个街区笼罩着一种危险的气氛，路灯少得可怜。诵经声此起彼伏，从一扇扇半落着卷帘门后传来，里面白织灯光打在诵读古兰经的孩子们的头顶，并隐微地照亮狭窄的街巷。除了穆斯林，几乎没有别人来这里，包括警察。这里或被动或主动地，被市政遗忘了。
祖戈尔的姐姐在他们家自建房的底层开了一个小吃摊，卖一种叫做泡鲁达的甜品，那种甜品传说起源于波斯帝国，后来经印度传到缅甸，又传到云南，每一次流转都增加了当地的味道，不过波斯名和藏红花是这种甜品流传至今保存下的精髓。我曾在云南尝到过它的滋味，如今在湄索再次品尝到，就兴奋地和当时站在门口的祖戈尔攀谈了起来，被他邀请到家里用晚餐。
他的妈妈穿着长袍蒙着脸，姐姐们的头巾也戴得规规矩矩。他则戴着复古款的方框眼镜，略卷的中长发拢在一只发箍后面，穿着打扮和这个小镇上保守的穆斯林村落格格不入。他自我认同为缅甸的孟加拉人，今年27岁，远程为一家新加坡的科技公司做外包程序员。外祖父、外祖母作为战争难民越过边境，母亲和舅舅都出生在边境上的难民营。他虽然也在湄索出生，但幼儿时期就跟随来自仰光的父亲回到了缅甸。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仰光度过，直到2012年那里发生的一场佛教徒针对穆斯林的暴动。
“我们都怕极了，在仰光的穆斯林区，壮年男性需要24小时轮流值守，保护社区的人，以免缅族佛教暴徒闯进来”。那之后不久，他家就举家迁回了湄索。相对于历次民主运动的“政治流亡”和移民工的“经济流亡”，他把他家的经历称作“宗教流亡”。
那是他最后一次越过这条边境。这一次没有崎岖山路前的漫长等待，刚刚修建好的公路长驱直入，从仰光出发只4、5个小时就抵达了湄索。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他就被困在了湄索。没有身份寸步难行，他甚至连曼谷都没有去过。
祖戈尔从未拥有过国籍，也许一生都不会拥有。在缅甸时因为穆斯林的身份，申请国籍无比艰难，来到泰国后他则变成了难民。从2012年抵达泰国至今，等待了十年后，他才刚刚拿到一张“无国籍卡”，勉强让他不再是“黑户”。然而，这张卡不会通向国籍之路，只有他的下一代才能成为“泰国人”。
所幸，湄索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国籍。
湄索一直是历年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缅甸流亡者抵达泰国的第一站。边境那一边克伦邦的战争自缅甸建国以来几乎从未停止过，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流离失所的克伦族难民和抵抗者，他们奔走于这个城镇和丛林中的战场之间。伴随着缅甸境内一轮又一轮针对穆斯林的暴动和系统性迫害，穆斯林移民也接踵而至，在这里形成跨国贸易的聚落。1988年和2007年依次发生在缅甸中心大陆的政治运动，都曾带来过一批又一批来自缅甸中心大陆的抗争者。
2021年2月1日，缅甸爆发的军事政变震惊了世界。一周内，几十万抗争者占领缅甸的各大城市街头，要求释放被军政府逮捕的昂山素季（台译翁山苏姬）、恢复民选政府。年轻一代以“敲锅”、“快闪”、街头艺术等极具创造力的方式抵抗政变，公职人员纷纷离开系统响应“公民不服从运动”（CDM），全国工人发起大罢工，一场被命名为“春天革命”的抵抗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军政府以不断升级的暴行回应缅甸广大民众的非暴力抗议，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逮捕与屠杀。
城市的街头抗争难以为继，在军方的残酷镇压下，抵抗运动开始转向地下，越来越多的抗争者逃离了中心大陆。他们来到少数民族武装占据的丛林里扛起了枪，或越过边境开启了流亡之路。于是，湄索再一次承接了“春天革命”的缅甸流亡者。
对于湄索的穆斯林和克伦族来说，“缅甸人”还是“泰国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身份，而是一个流动的光谱，一个中转的过程，一个不具太多含义的分类法。很多人只是通过自己的族群身份识别与区分彼此。而一波又一波从缅甸中心大陆流亡至此的缅甸抗争者，在自我放逐后也失去了“缅甸人”的合法身份。他们大多没有护照、在缅甸军方的通缉名单上、无法返回。一些人等待着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身份好去往第三国避难，留在这里的人则通过中介办理为移民工设置的“劳工卡”，或通过关系和贿赂办理为边境少数民族设置的“无国籍卡”，或者躲在一个个“安全屋”里尽可能降低出门活动的频率，以免被本地警察骚扰和讹诈。
就像研究湄索“边境资本主义”的学者斯蒂芬・坎贝尔（Stephen Campbell）指出，边境是一种“庇护”和“暴力”的二元辩证。缅甸人在遇到政治迫害时随即跨过国境线，却并不一定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寻求政治庇护。然而，国境线那一边的暴政，也同时与国境线这一边的统治技术形成了共谋，泰国当局与私人雇主利用流离失所者的不稳定身份，进行勒索与压榨。
湄索拥有由缅甸移民工构成的庞大的血汗工厂，这个城镇是泰国服装加工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外加建筑业和周边乡村的农业对劳工的需求，几十年来吸引着缅甸中心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军政府在缅甸的每一轮大规模征地，伴随每一波民主运动被军方镇压而到来的西方制裁，都制造出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的缅甸人来到泰国。
对于大部分流离失所的人而言，申请合法务工证件的成本太高了，拿到务工证件的人大多会移向泰国内陆城市，以寻求更好的劳动条件。没有身份和难以移动，使边境的生产机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上最残酷的一环，在这里劳作的缅甸移民工则是这个系统中用后即弃的人。自19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泰国工厂在利益的驱动下迁至湄索，以低于本国《劳动法》最低工资的薪酬雇佣缅甸人，他们被剥夺了社会保障和其他权利，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2021年政变以来，国境线那一边正在发生的国家暴力更加巩固了缅甸人在泰国的脆弱处境，同时也为泰国警察系统对缅甸“非法移民”的敲诈勒索创造了条件。政变后的近三年来，超过五万名缅甸人涌入湄索。没有合法身份的缅甸人成为了本地警察的“人肉取款机”，缺钱了就去街上拦截下几个缅甸人，以遣返或监禁作为威胁，无论如何都能赚到点灰色收入，以至于湄索已经成为泰国警察挤破头都想来供职的地方。
国境线对面另一座边境城镇苗瓦迪在中国舆论场上已经与诈骗园区紧紧绑定在了一起，关于中国籍受害者被绑架、奴役、“割腰子”的骇人听闻的新闻，今年受到中国公众的强烈关注。事实上，2021年的政变导致缅甸底层民不聊生，很多人也跑去中国人的“下水道产业”所在的水沟谷园区 （Shwe Kokko，也被称作 KK 园区）中谋生。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在官方系统里登记过身份，死难者尸骨无人认领，也不具有“新闻性”。最近的流传于湄索的一个传闻是，有人在园区附近发现了一个乱葬岗，里面有很多疑似缅甸人的尸体，器官被挖空。
在边境上，缅甸发生的国家暴力总是以一种缺席的方式在场，几乎每个人的处境都与它相关。以至于我从未去过缅甸，却在这个地方愈渐熟悉起了缅甸的城市地景、山川河流。
逃亡路
我的谷歌地图上，泰缅国境一线被扎满了图钉，标记着我见到的“春天革命”流亡青年们的出逃路线。这是我在湄索最喜欢聊的话题之一，他们不厌其烦地对我讲出一个个地理名词，我在地图上一处一处标记下来。
不管从哪里出发，走的是哪一条路线，流亡者最后都汇聚到了湄索。自2021年政变后，这里已经承接了上万“春天革命”的流亡者。
南亚面孔的梅和诺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同样戴着黑框眼镜，同样梳着麻花辫，同样衣着斯文且说流利的英语。在我们成为好友后，我仍然分不清她们。2023年二月，我遇到这对来自仰光的穆斯林双胞胎姐妹时，她们刚刚从湄索来到清迈，每天都在出门疯狂采购。因为在湄索的一个月里她们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待在“安全屋”中，不敢贸然外出。
政变后，她们跟随母亲参与了“公民不服从运动”，离开了她们各自教书的学校。这场运动由仰光的医护人员带头发起，呼吁在国家系统工作的人退出系统，高峰时全国有超过 40 万名公职人员参与，其中约一半是教师。
离开系统后，两姐妹开始了仰光的地下活动。在高压下维持了两年后，两人所在的行动小组中有一个伙伴被军方抓捕，所有其它人立即开始了流亡路。“我们都提前约定好，谁被抓捕了就告诉审讯者所有人的名单，没有人应该承受那些酷刑。”
因为被通缉而无法拿到护照，泰缅边境的关卡又因疫情而关闭，她们只能像政变两年来的众多缅甸抗争者一样，逃亡到泰国。她们从仰光一路上跟着蛇头，换了两辆汽车，穿越过与泰国接壤的整个克伦邦。然而，当她们刚刚跨越边境，坐上蛇头的摩托车的时候，泰国的警察就迎面而来。
慌乱中，姐妹俩开始用韩语偷偷交流——这是她们常年沉迷于韩剧而习得的彼此间的“加密语言”。片刻的错愕后，缅甸蛇头用泰语向警察举报说，她们在说罗兴亚语，一定是罗兴亚人。警察立即被她们的南亚面孔说服了，两姐妹和蛇头一起被带到了警察局。
事实上，在这次政变的很多年前，这里早已经是在缅甸遭遇种族清洗的罗兴亚难民偷渡至马来西亚的中转站。他们被藏匿在本地长期形成且声势浩大的穆斯林社群之中，大部分人在短暂的庇护后继续上路，经泰国穆斯林网络去往泰南与马来西亚接壤的马来穆斯林聚居区，再进入马来西亚。少部分的则留了下来，参与进本地穆斯林的贸易生态中——二手车、柚木和宝石、围绕外贸兴起的运输业务、本地市场里的小生意。他们的“偷渡”倘若被抓住，往往立即被遣返。
而“春天革命”的流亡者在这里则拥有更多的保护。泰国官方在国际压力下拟定了协议，不遣返缅甸2021年政变后流亡至此的抗争者。两年多以来这里接收的缅甸抗争者有上万人，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了庞大的“安全网”——由缅甸流亡政府的人、抗争的公民社会自组织、做缅甸问题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交织而成。消息和资金在这个网络里流转，好在困难发生时及时响应。
两姐妹进入警察局后，次日就被本地的缅甸流亡网络营救了出来。
同样来自仰光的吉特敦抵达湄索的逃亡旅途要短得多——从边境另一边的苗瓦迪开始。吉特敦在政变后像很多人一样加入了“人民抵抗部队”（PDF）来到靠近泰国边境的丛林营地里接受克伦族地方武装的训练。然而，因为儿子的降生，他放弃了上战场，选择藏匿于丛林里的克伦族村庄里。
2022年2月，他最终决定带着家人离开克伦邦。比双胞胎姐妹幸运的是，他没有遇到警察。但不那么走运的是，他未能得到克伦族地方武装组织的协助，只好和妻子、6个月大的孩子一起跻身于罗兴亚难民和零星缅甸移民工组成的30几人的偷渡队伍里，步行走过边境。
一路的交谈中，他发现虽然同是偷渡，其它群体的目的地和自己所属的抗争者群体全然不同——罗兴亚人要经泰国陆路进入马来西亚；移民工有的要留在湄索进制衣厂，有的则要混进货车箱被拉去泰国的工业港口城市龙仔厝（Mahachai），那里遍布靠缅甸无证移工支撑的水产厂。
更多“春天革命”流亡者们的逃亡记忆回到同一个时间和空间：2021年12月15日，位于接壤泰国的缅甸苗瓦迪地区的莱凯考镇（Lay Kay Kaw）。那是政变以来规模最大，也最惊险坎坷的一场逃亡。
莱凯考镇曾经是一个被称作“和平小镇”的明星工程。缅甸军方与克伦族武装组织在2012年签订停火协议后，在2015年缅甸民主转型的背景下由日本援建，以安置因数十年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克伦人。直到2021年二月政变前，有4000多克伦族村民生活在那里。
政变后，这里成为了缅甸抗争者口中的“解放区”。数千名年轻的抗争者逃离军政府，在克伦族武装组织的保护下，来到了这个镇子。大部分人是响应流亡政府的号召，加入“人民抵抗部队”（PDF）前来丛林受训的游击队员，他们将这里作为去丛林训练的中转和补给站；另一些人则是不同政见者、记者、昂山素季政府的前议员，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休养生息。
克伦革命青年库布的父母和弟弟，在“和平小镇”刚刚建好的2015年就搬了过去。2021年政变爆发后，他们和这里其他的克伦族村民一样，热情地接纳缅甸中心大陆赶来的抗争者。在最终的袭击发生前，几乎每个村民家里都安置了外来的抗争者，有的居民甚至把自己在镇上由日本人建的房子租给这些大城市来的中产阶级居住，自己搬去田野里临时搭建的棚屋。
曾经在仰光南部的迪拉瓦经济特区做工程师的页明秋，是政变后第一批逃至克伦邦丛林里的人。两个月的武装训练后，他意识到自己不适合前线的工作，就在莱凯考镇开办了一所学校，建起一个图书馆，带那里的孩子们读书。一开始学校里只有4个孩子，到逃离前夕已经有70多个孩子了。除了文化课，他也带着孩子们锻炼身体。那是他记忆里政变之后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他发来一些带孩子做游戏的视频给我。“我想念我的孩子们，那时的莱凯考镇就像一个乌托邦”。
一头长发、两只花臂的赫特是来自仰光的资深安那其行动者，政变后在“总罢工委员会”（General Strike Committee）活动，因为十几年来卷入社会运动的经历，他很快就作为“通缉犯”上了军方各大电视台，被指控杀死一个军人。他在仰光的家被军方查抄封锁，妻子和孩子在仰光其它朋友们的掩护下躲了起来，他则和总罢工委员会的其他伙伴们逃到了克伦邦的丛林里。
2021年12月15日，一切都结束了。赫特在11月时刚刚在莱凯考落下脚，一个月后就等来了军方的袭击。这座“和平小镇”由于收容了太多游击队员，慢慢变成了一个武器流通市场，很快也引来了军方的注意。
袭击和抓捕刚刚到来时，村民们努力掩护抗争者。然而，军方很快就开始了无差别空袭。上万人的小镇一哄而散。人们走上了逃亡之路，村子里的一些老人和幼童因为行动缓慢，死于轰炸。
一路跑一路被追赶，几千人的逃亡大军不断被冲散。边境线上没有电话信号，谁也联系不上谁。页明秋跟着几百人一起跑，和他一起逃亡的好友在路途中与妻子孩子走散了，妻子带着三个小孩，最小的只有4岁。好友担心他们躲不过战火。
莫艾河的两岸都有难民营和村落，经年累月收容着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克伦人。库布的父母和弟弟作为克伦族难民，在莫艾河边一个村子落下了脚。然而来自缅甸中心大陆的抗争者则不断往返于河水两边，在缅甸这一边刚歇下脚几天，本地村民就央求他们离开，否则军队的无人机也会随之到来。而跑到泰国那一边，有时被泰国的边防军驱赶回河对岸，有时遭遇难民营紧闭的大门。
“很多营地长期被卷入泰国军火走私的黑市，我们不知道他们站在哪一边，是否在向军政府或者与军政府合作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输送武器”，赫特苦笑着说。“传说中的联合国难民署欢迎我们的标志，一个都没有见到过。”
就这样在路上逃了十几天，页明秋和好友找到了可以跨境的位置。最终抵达湄索后，好友联系上了妻子。妻子特地感谢页明秋在莱凯考时办那所学校，每天带着孩子们锻炼身体，让孩子们能跟着她走完这条逃亡路。
刚刚在莫艾河边的营地上安顿下来，库布的母亲就就离世了。他们未能为她办一场葬礼。几个月后，库布的弟弟偷偷回去过莱凯考镇一次，想再看一眼他们匆匆逃离的房子，发现里面被军方洗劫一空，家具电器全部被搬走了。又过了几个月，“和平小镇”完全被军方占领。曾经象征着和平的明星工程，在骇人听闻的突袭后，成为了军方的战利品。
逃亡者的手指在我的谷歌地图上滑动，时而切换卫星图，时而切换地形图。随着一个又一个图钉落在河水两边的丛林、农场、营地中的每一次藏身处，落在蛇头交接的场所和不同民族武装的检查站，落在国境线上最终可以跨越的一个个戒备松弛的位置，“边境”在我的意识中越来越具体。在一条条逃亡路线的切割下，谷歌地图上沿着莫艾河蜿蜒曲折的国境线变得支离破碎。
流亡者之城
科蒙开车带着我去国境线上的黑市采购时接到电话，需要去接从国境线另一边的丛林过来湄索补牙的游击队员。来自仰光的他长期活跃于国际劳工运动的网络里，流亡至湄索后，开始做组织这里的缅甸移民工的工作，同时也在给接壤泰国的缅甸丛林里的同志们输送补给。
逃亡的路艰难险阻，但偷渡却是这个边境线上的日常实践。丛林里的游击队员时常来湄索就医、娱乐，甚至是寻找某种日常感。走在湄索的市场里，琳琅满目的缅甸各民族服装店中间，偶尔夹着一家戎装店，共同构成这里的日常。不过，十月初曼谷暹罗百丽宫的枪击案让边境紧张了起来，种种线索指向了与泰国接壤的苗瓦迪丛林里的抵抗战争，导致泰国的武器交易黑市更加活跃。偷渡突然不像之前那么轻松了，需要比以往要花更多的时间找到边境上松弛的位置。
即便是在我最关心国际政治的朋友圈层中，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春天革命”这个名字。2021年2月政变距离今天已经近三年，缅甸的消息在国际媒体上几乎销声匿迹，但是斗争却一刻都未停息过。这场革命就在缺乏国际注视的情况下，以全方位的动员与组织方式，通过互联网和地面战场，线上线下同时进行着。
没有国际社会的武器输送，“春天革命”的地面战场在依赖少数民族武装的支援外，就只能靠自己组装无人机。在接壤泰国的克伦邦丛林里，无人机的零件从湄索运送过去，丛林里的游击队员再把它们组装起来。科蒙的游击队员朋友是一个无人机小队的工程师，负责组装。他在政变前喜欢使用无人机拍摄影像，没想到这个技能如今会在这样的情境中发挥作用。
游击队员补完牙，科蒙开车带着我们到物流仓库取农用无人机电池的包裹。他们把东西运去安全屋，一件一件拆开、检查，再用其它的盒子把它们伪装好，等着拉去国境线送去丛林里。曼谷枪击案发生后，边境上的物流管理也更严格了。克伦青年库布告诉我，就在不久前，他的父亲和弟弟在从湄索运送无人机到丛林的过程中，被泰国警方抓捕，要被拘留80天。
丛林里的抵抗更多时候是真实的流血与牺牲。库布在丛林时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他的克伦族战友刚刚失去了一只腿，他故作轻松地说，“他的家族就像受到诅咒一样，父亲、爷爷都在自缅甸独立以来不同年代的战争中失去过一条腿。”
在2021年底莱凯考那场轰炸后，茂茂再也没能联系上她去丛林里加入“人民抵抗部队”的男友。几个月后，她从男友的战友口中得知了男友死亡的消息。2023年2月，我在湄索认识了茂茂，她是来自仰光的缅族穆斯林，穿着性感，不礼拜，认同马克思主义。她隐忍着情绪用破碎的英语跟我讲了她的故事。“我多么希望他是因为变了心不敢再联系我，他的战友们在帮他撒谎。”那时已经距离男友“消失”一年了，她始终拒绝接受他的离世。
苏拉是我唯一认识的女游击队员。当我见到她时，她面容憔悴，带着3个孩子出现在我们约定见面的酒吧。她看起来不过20多岁，身边最大的孩子已经有6、7岁的样子。我吃惊地问她：“都是你的孩子吗？”她回答说：“都是我的战友的，我收养了5个孩子”。她的战友们在丛林中一个接一个死于战火或疾病，她最终带着他们的孩子们跨过了边境，来到了湄索。“我很多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不知道‘幸存者内疚’多么折磨人”，她说。为了这些孩子，她最终坚持了下来，想在边境上为流离失所的缅甸孩子们办一所学校。
湄索在一些安静的夜晚隐约能听到炮火声，提醒我这座平静的小城与那个暴力的丛林并非两个世界。
来得早的人回忆起，2021年政变发生前，湄索只有一家酒吧，几乎看不到现代装扮的缅甸都市年轻人。如今的湄索已经有十几家酒吧了，随处可见缅甸人开的餐厅和茶店。上万缅甸城市青年的抵达，使得本地经济空前繁荣起来，俨然从一个小镇成长为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城市。尽管除了主要道路外，其它的小径仍然像乡间野路，夜晚时出门总会遭遇野狗围追。但是这里有7-Eleven、Robinson购物中心、咖啡馆，还遍布着联合国难民署的酒店，供那些成功通过联合国申请到政治难民身份，准备前往第三国避难的缅甸人短暂停留。
在湄索的缅甸流亡者社群中，革命是无处不在、无休无止的话题。逃离并不意味着背离了革命，革命在缅甸境内与流亡地同时延续着。
近一半的公职人员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CDM）离开了系统，军方只好破格录取那些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顶替医生、教师、工程师等专业职务。民众组成不同的线上监督平台，动员海内外共同抵制军队运营的包括食品、能源和银行相关的产业。“社会惩罚”运动声势浩大，人们在脸书和其它社交媒体上监控与揭露那些与军方有关的个体，或者不加入“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公职人员，动员公众对其进行羞辱。同时，不同的革命组织在Youtube上建立起自己的频道，难以身体力行参与革命的人可以通过点击频道上的广告栏做出贡献，每一次点击就会生成钱捐给这些组织。
我和丹帕的见面是在一家常有流亡政要出入的餐厅，尽管餐厅空旷无人，他依然压低音量一边用纸笔画着示意图，一边向我介绍革命形势，流亡政府和参与到这场革命中的各民族武装组织。他来自仰光的上层中产家庭，曾自费在英国读研究生，流亡至湄索后，为一家美国机构远程撰写关于缅甸的报告，同时为流亡政府NUG做一些咨询工作。
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NLD）的核心元老在政变发生的当天被拘捕后，该党中未被抓捕的部分前议员在两个月后与不同民族代表和民运人士一起组建了流亡政府——“全国团结政府”（NUG），在国际舞台上与军方竞争代表缅甸的合法性。
旧宪法《2008宪章》被流亡政府废除。那是军方在其主导民主转型时所制定的宪法，尽管它推动了缅甸民主选举的诞生，却规定部队成员占据两院25%席位，让军方可以在议会框架里捍卫旧秩序。政变后的近三年以来，在不同族群的不断协商下，新的《联邦民主宪章》正在拟定的过程中。
正聊着，一群穿着体面的缅甸中年男性走进餐厅。他们径直走向餐厅里面的包间，在路过我们身边时，丹帕和其中一个人寒暄了几句。包间门关闭，里面开起了会。丹帕告诉我，那人是“全国民主联盟”的前议员，而这些开会的人中，有很多是流亡政府 NUG 的成员。
不过，流亡社群的缅甸抗争者并非都身处同一个现实。除了流亡政府和相关人员外，像丹帕一样英语流利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缅甸流亡者总是活跃于联合国和各类国际非政府组织交织的网络中，性别、族群、劳工、难民等议题和政治话语在这里与国际社会紧密接轨。政变后大多数在缅甸的国际组织都迁来了泰国，绝大部分西方人会选择住在清迈，只偶尔进出湄索获取前线的信息。在这些国际机构中找到工作的人，或者从西方基金会中找到资助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也纷纷办理好了“劳工卡”，陆续搬去了清迈，更草根的那些组织则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湄索。
科蒙也在为不同的国际 NGO 做事，但是他却越来越厌倦这个生态。“很多议程早已隔空提前设置好了，隔空输出西方世界观和议程。很多时候公民社会组织也不得不来写一些离地的企划案，才能申请到经费。这个生态里的大部分人都在忙于‘话语’的生产，竞争谁掌握了‘真理’。”
这个生态更多是在一套向国际社会“展演”的逻辑下展开，把前线的现实按照西方的人权、性别、族群、劳工、难民等议题分配到不同的位置，以“去政治化”的方式使更多人的困境被维持在一种可忍受和可展演的状态中没有出路。清迈就是这样的展演场所，于是，他始终坚持留在湄索，与前线保持联系。
“我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泰国带来了知识与资源，泰国不应该像对待缅甸移民工一样对待我们。”2023年年初我在清迈大学的一场关于缅甸的会议上，听到一位缅甸流亡艺术家发言时这样说。我告诉做劳权运动的科蒙，科蒙似乎习以为常，“这是清迈流亡精英的普遍思维，在湄索的流亡者面对的现实要残酷太多了”。
湄索的缅甸人说起搬去清迈的人总是五味杂陈，“他们过着像白人一样的生活，而留在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活在困窘之中。受难是革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工厂打工的流亡者，和在国际组织拿着高薪的人，面对的怎么是同一场革命呢？”坎康说。坎康曾经在仰光有两个公寓，革命爆发后抛下了一切，越过了边境，他在为不同组织做事的同时，也在协调丛林里的物资供给，每周都会偷渡一个来回。他的妻子在革命前是一名会计，如今在湄索的一家发廊打工，每天早上7点上工，晚上8点下班，每月休一天，只有150美元的月薪。
在湄索，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和移民工的身份边界愈发模糊，如同“难民”与“移民”的概念在这里从来就难以区分。
随着革命预期的无限延长，生存成了流亡者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国际社会涌入的资金无法解决如此庞大的等待就业的人口，资金在清迈兜转一圈后，再流入湄索已经所剩无几了。上万抵达泰国的流亡者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太多了，能在围绕着缅甸而设立的国际机构中找到工作的人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流亡者在边境上的服务业和工厂做廉价劳工，同时压低了原本就远低于泰国最低时薪的工资，共同因为没有身份而在“边境资本主义”的宰制下灵活就业、饱受盘剥。
同时，政变、政治动荡、罢工、西方撤资和金融系统瘫痪，在缅甸制造了新一轮的经济崩溃和移民工浪潮。移民工在缅甸的家人也大都失业，困窘的处境使劳苦大众对军政府的愤怒并不比“春天革命”的流亡者少。
包括移民工和小商贩在内的缅甸普通人仍热切盼望昂山素季回来，将缅甸恢复到2021年政变前的正常生活。流亡政府 NUG 也仍然为昂山素季在新的权力格局中保留了位置。但是，在经历了民主转型期频发的种族清洗和未能调停的高地民族武装冲突后，年轻一代抵抗者则不再寄希望于昂山素季，因为他们没有“正常”的生活可以回去。
“民主”的迷雾
当我和缅甸流亡青年们聊起“政变”，赫特总会狡黠地反问我：“哪次政变”？他当然知道我指的是2021年2月的这一场，但不忘提醒我，缅甸的当代史是由一场又一场的军事政变和民主抗争构成。上一场的阴影还没过去，下一场就来了。
缅甸历史学家丹敏乌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孙子，他在2019年出版的著作《缅甸的未竟之路：种族、资本主义与21世纪的民主新危机》的最后写道：“三年前‘全国民主联盟’压倒性胜选时，有些缅甸分析家推测该党不会长久执政。其与军方诸将领的分歧会激化到无法弥合的程度，届时军方会接管。但这样的事始终未发生。双方的确互信不足，有时紧张升高。但这些前政治犯和那些曾关押他们的人终究找到共事之道。”
然而，仅仅两年后，军方就将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逐出了政治舞台。
今天再回头看缅甸作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其叙述几乎是在民主抗争与军事独裁二元驱动力之中展开的，具像化为自我牺牲的民主女神带领着等待拯救的人民，与专断邪恶的将领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非对错黑白分明，由一个又一个戏剧性的历史时刻构成：
1962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推翻缅甸第一个民主政府。1988年“8888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军队接管了全部政权。2010年开始，军政府的主动放权，全国民主联盟（NLD）成为合法政党，标志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独裁告一段落。2015年，全国民主联盟在缅甸几十年来第一次公正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然而，所谓的“民主转型”期仅十年，就在全球注瞩目下血腥收场。
民主转型那十年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是自独立以来第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与国际接轨的一代人。与民主转型几乎同时到来的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海外投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纷至沓来，缅甸人与国际社会的来往和交流前所未有地紧密了起来。我采访的年轻人，流利的英语无一例外是民主转型期的遗产。
1988年8月8日，仰光爆发了缅甸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军政府抗争——“8888”民主运动。定居在牛津的昂山素季回缅甸探望生病母亲期间，碰巧赶上这场旷世的街头抗争，她以开国神话昂山将军之女的身份，发表了坚定追求民主的演说，自此登上了历史舞台。“8888”民主运动在军方残酷镇压和民主选举的虚假承诺中偃旗息鼓了，不过孤立隔绝的缅甸式“社会主义”也随之终结，缅甸进入了掠夺性发展时期。
2009年，22岁的赫特第一次从仰光来到湄索，那是在“藏红花革命”爆发的两年后。那时的湄索已经有大量的缅甸人，有“藏红花革命”后来到这里的，也有1988年后抵达的。赫特的父母是“8888”民主运动的一代，他从小就对军政府的教育保持警惕，20岁时从大学辍学。2007年“藏红花革命”爆发时他第一次上街。这场运动以缅甸僧侣袈裟的颜色命名，僧侣抗议军政府的形象也在西方媒体上广为流传。那是赫特作为社运生涯的起点，他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街上被军队杀害。自那以后，他想要更理解政治，于是来到了湄索，在英国人办的教育机构里学习英语和政治学。
不过，正如丹敏乌指出，以昂山素季对抗军政府为象征的“民主vs独裁”叙事，不止遮蔽了很多问题，还制造出了更多问题。在这种叙述中，民主女神需要被西方从遥远东方野蛮专横的将军手中解救出来。因而，每一场民主运动的镇压，都带来西方作为惩罚的制裁。昂山素季的每一次被软禁或收监，都呼唤来更严厉的制裁。1990年代以来，缅甸位于亚洲最穷的国家之列。受美国与英国领导的经济制裁长达一个世代，受到制裁之严厉甚至超过朝鲜。
时至今日，有300万到400万缅甸人因国内经济困顿而来到泰国务工，饱受奴役。
丹敏乌出生于纽约，在西方接受了最好的精英教育后，进入联合国做维和工作。自1988年民主运动开始，它紧密地利用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资源，为缅甸奔走游说，在国际社会提供政策上的建议。1988年军队镇压民主起义后，丹敏乌支持西方对军政府政权实施最严厉的制裁，然而他在1990年代越发对制裁感到不安，西方制裁全然没有伤害军政府，而是给底层民众带来了事与愿违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西方的制裁下，军政府转身依赖中国19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而进入了掠夺性发展时期，围绕着军方的裙带关系和高地军阀主导的资源采掘和种种不合法勾当，一部分人通往了富裕的道路。高地的非法贩毒与中心大陆的地产开发相辅相成，农民在野蛮开发中失去土地，开始加入外出务工的队伍。缅甸的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几乎回到了殖民时代。
2003年，在昂山素季再一次被监禁后，布什政府实施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波制裁，摧枯拉朽地击垮了缅甸初萌的制造业，至少二十万名年轻女工瞬间失业，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国际制裁不局限于投资和贸易，也包括开发和国际援助。相伴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的人道主义危机，医疗和教育系统在整个2000年代近乎瘫痪。
但这些人道主义危机却并不能纳入“民主”对抗“军事独裁”的黑白分明的叙事。丹敏乌和其他任何在国际舞台上呼唤更多对缅甸实施援助的声音，总会遭到无视甚至谴责。反对派始终将“政治”摆在第一位，无论是缅甸内部还是西方，都认为以选举制为代表的“民主”是缅甸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
时间到了2015年，人们呼唤的救世主终于君临天下，所有人都以为长久祈盼的光明未来终于到来了。对于西方而言，昂山素季登上历史舞台更是阿拉伯之春惨淡收场之际，全球民主项目的一剂强心剂。仰光的中产阶级开始壮大，出现了与政权无裙带关系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公民社会迅速崛起，流亡知识分子纷纷回国，希望能为“全国民主联盟”效力。
然而，仅五年后，昂山素季开始在进步青年之中则开始受到争议。赫特曾在2009年和伙伴们到昂山素季被关押监狱门口静坐抗议。而到了2020年大选前夕，他和同一批朋友发起了“不投票运动”。“五年时间，我们看到昂山素季站到权力最高位置时，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她跟军政府没有本质区别，甚至总是把‘我父亲的军队’挂在嘴边。”回国的流亡知识分子没有得到重用，为民主转型期第一任将领主导的文官政府工作过的技术官僚，也在政治斗争中被免职。新的政府的要职，全部由长期被军方羁押的“全国民主联盟”前政治犯担任，道德资本掩盖了他们实际上没有具体执政经验的现实。
做劳工运动的科蒙同样没有在2020年投票给“全国民主联盟”（NLD），这让他和家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在他看来，“全国民主联盟”此前五年执政期，只是靠着西方制裁的解除，把缅甸从军政府自1990年代开始裙带资本主义带入了靠全球投资驱动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保护穷人的福利政策远未跟上改革的脚步，底层继续遭到漠视。如坎贝尔等学者指出，尽管过渡时期政府承诺在外商投资驱动的城市制造业中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外汇的最大来源却是石油和天然气等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采掘业。因此，转型期间就业的扩大不足以抵消征地造成的农村生计损失，继续促使农村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到国外寻求替代收入。
科蒙说，“缅甸一直以来需要的是一场‘社会革命’，以解决再分配的问题”。而从1988年至今的历次“民主革命”里，却只聚焦于政治转型。
2021年政变发生后，国际投资纷纷撤离缅甸。美国对缅甸国有银行的制裁，几乎仅仅伤害到没有军方背景的企业家和普通民众，军方总有漏洞逃避掉这些制裁。缅甸弱势群体赖以生存的制衣业还未从2017年罗兴亚危机带来的国际制裁和2020年疫情的冲击中恢复，又陷入风雨飘摇。
作为“外来者”的穆斯林
2023年10月，因为新一轮的巴以战事，我在湄索见证了这座泰缅边境小城的族群撕裂。穆斯林聚居区的每座清真寺的几乎每一场礼拜都在为巴勒斯坦祈祷，伊斯兰协会开始组织捐款。但与此同时，我也听闻以克伦族为主体的基督教堂有牧师公开支持以色列。
边境上的缅甸流亡社群也陷入不安。来自毛淡棉的“春天革命”的缅甸穆斯林流亡者万欣乌私下跟我说，巴以这次战争爆发后，他看到原本同处同温层的缅族流亡者的仇穆情绪又被点燃了。
2021年2月政变发生后，缅族抵抗者看到曾经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精锐部队开进仰光，残酷镇压要求恢复民选政府的非暴力运动，他们开始进入了集体悔恨之中。他们反思当年看到军政府残酷屠杀罗兴亚人时，自己保持沉默。还有很多人为捍卫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权，在昂山素季在国际法院为军方辩护时，上街游行支持她，祈祷缅甸在国际法院上获胜。在社交媒体上，他们为自己曾经的共谋角色忏悔。在湄索的流亡社群中，他们也不断向“春天革命”流亡社群中的每一位穆斯林道歉。
然而，这一次，穆斯林流亡抗争者非常沮丧地发现，开始有缅族的革命同志谩骂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南亚面孔的敏坎是流亡社群里的左翼青年，对自己的慕斯林身份几乎没有认同，而这次他也遏制不住地愤怒了。“流亡社群里的很多缅族人甚至自比为犹太人，将巴勒斯坦人比做罗兴亚人，声称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应许之地，就像缅甸是‘本地人’的国土，那些‘卡拉人’都应该离开。”
“卡拉”是缅甸语的“外来者”，作为一种模糊不明的族群类别，指代南亚面孔的人。
“原住民”和“外来者”这一殖民时代遗留的二分法，在今天仍然是缅甸“族群民族主义”最棘手的身份认同政治，生发了无止境的“血与土”的逻辑。缅甸在英殖民时期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在英国人统治下，数百万人从印度次大陆前来此国定居。因为缅甸人与印度人从形象到文化上泾渭分明，殖民者在人口识别的过程中就把缅甸境内诸多不同民族首先分为了“原住民”和“外来者”。1937年，当英国殖民者将缅甸从英属印度中分割出来时，印度人在仰光占据人口的一半，其中一半信伊斯兰教。伴随着反殖民独立运动所激发的缅族民族主义，穆斯林在缅甸人的意识中就被视为佛教徒的威胁。
直到罗兴亚难民危机前，中心大陆的缅甸人几乎从未听过“罗兴亚”这个名字，它是罗兴亚人对自己的称谓，意为“若开邦的原住民”。而在缅甸人的口中，这些人被称作“孟加拉人”或是“阿拉干穆斯林（阿拉干是若开邦的历史上的名称），他们统一被认为是从孟加拉到缅甸的非法移民。1982年颁布的《新公民法》以“土生土长”作为公民身份最有力的基础。这不只剥夺了罗兴亚人的身份，也让缅甸不同支系的穆斯林在申请国民身份时困境重重。穆斯林的身份在“原住民”和“外来者”的这二分法面前无比尴尬。
一个主麻日，我在湄索最大的清真寺见到了素奈乌和万欣乌。他们都是“春天革命”流亡至湄索的穆斯林抗争者，缅族人样貌的素奈乌是经学院的学者（Mawlawi），面孔更立体的万欣乌是他的学生，他们都曾为“全国民主联盟”工作。素奈乌是生活在曼德勒的缅族穆斯林，至少他的母亲的身份证上是这样标记的。然而等到他到了申请身份证的年纪时，却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最终，人口局硬生生地在“缅”旁边加上“印度”，才发给了他身份证。“这是在提醒我，我身上流着‘卡拉人’的血”。万欣乌的身份证上写着：缅、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他们都曾遭遇过来自缅族佛教徒的暴力，也都曾是昂山素季的信徒，认为选举民主会让所有问题迎刃而解，直到2019年12月19日昂山素季站在国际法院（ICJ）被告席上为军方屠杀罗兴亚人辩护。素奈乌告诉我，那一天，“全国民主联盟”打电话给他，希望他作为穆斯林代表穿上穆斯林的服装出席声援昂山素季的活动。“他们从来都不喜欢看到我们穿穆斯林的衣服，说在这种族群冲突的时代，在公共场所穿着穆斯林衣服，发生了什么我们不会负责任的。”
昂山素季是梅和诺从小到大的偶像。她们自幼年时目睹了父亲被警察抓走，一个月后回到家时，所有的牙齿都没了，就开始对军政府恨之入骨。她们的父亲是来自掸邦的穆斯林作家，定居于仰光。他因为写了一本以“8888”民主运动时参加了反政府游击队的童年好友为主角的小说而被逮捕。然而，到了2020年大选时，她们却没有投票给昂山素季。作为穆斯林，她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昂山素季和缅甸军队一样，都是大缅族主义的。甚至连她一直以来通过“自我牺牲”建立起的动员民主的道德资本，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佛教徒式的。在这整个过程中，少数族群从始至终都未被“民主项目”纳入其中，遑论甚至未被列入少数民族之列、不具有公民权的罗兴亚人。
一直以来，族群政治纷繁复杂的张力，都在“民主”对抗“军事独裁”的简化论述中被掩盖了。在军方最终作出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行径前，若开族佛教徒早已对罗兴亚人发起过无数次清洗行动，缅族佛教极端势力也在不同的地方制造过针对穆斯林社群的攻击。丹敏乌指出，民主转型甚至更加释放了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毒素，公民社会团体、政党、商界、民兵团体、武装组织，全部以族群身份为单位进行民主动员。身份危机伴随着民主化更猛烈地爆发了出来。
昂山素季在二十多年来，被西方塑造为全球民主价值观在遥远东方的迷人象征。西方也将解决殖民遗留的族群问题的期待全部置于她一身，当她无力解决时，就立即跌落神坛。“东方民主女神”在2017年的“罗兴亚危机”后不再无瑕，缅甸人也不再是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对抗军政府的“无辜的人民”，他们露出“青面獠牙”，站在昂山素季背后，共同捍卫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种族清洗罪行。过去那个“民主女神带领无辜的缅甸人民对抗邪恶军事独裁”的神话故事没办法再黑白分明的讲下去了。以至于这一次政变发生后，西方建制派对于缅甸的民主工程，再未表现出以往那么大热情。
而在缅甸民间社会，政变发生后再回头看过去十年的族群暴力，所有的罪责都归于军政府——殖民留下的至今悬而未决的血缘与归属问题，只是军政府独裁的结果。于是，时至今日，在缅族中心的叙事中，所有的民族又可以共同以受害者的面貌站在统一阵线上，直到革命胜利。对于今天的流亡政府NUG和围绕在其周围的人来说，“夺回民主”再度成为缅甸政治的唯一解药。
两姐妹告诉我，对于参与“春天革命”流亡至此的穆斯林而言，国家命运大于民族命运，她们也一样将自己置身于缅甸人的共同身份之中，为缅甸的民主革命效力。但是，作为穆斯林的她们从来都不相信政变发生后缅族人自我反思的诚意。“他们针对罗兴亚大屠杀的公开忏悔是在换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很多缅族抗争者同情以色列，也同样是在换取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主流建制的支持”。
围绕着10月这一轮巴勒斯坦的事情，湄索的流亡者社群中，不信任又增多一点：也许缅甸的身份政治只是被政变和革命的叙事暂时弥合了，等到革命胜利、秩序恢复后，伊斯兰恐惧症、缅族沙文主义是否又会复燃？素奈乌还是愿意相信这一次革命通过重拟宪法，能带来比之前更好的民主，万欣乌则更悲观，“即便是我们把民主夺回来了，民族仇恨还在，主体族群暗暗的对少数族群的防备和歧视还在。”
敏坎告诉我，缅甸中心大陆地区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并不认为“春天革命”与他们有关。“他们虽然恨透了军政府，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缅族人和军政府之间的斗争。比起缅甸的政治问题，绝大部分穆斯林更关心巴勒斯坦问题。”
湄索也一样，尽管这里的穆斯林绝大多数都从缅甸迁徙过来，却并不共享缅甸人的共同斗争。湄索“春天革命”流亡社群中绝大多数缅族人从未造访过这里的穆斯林社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过，社群中一些穆斯林抗争者，则会尝试在本地穆斯林主导的贸易公司某得一职。
那些原本在缅甸时就更虔诚的穆斯林往往会受到欢迎，但是来自大城市穆斯林叛逆青年们却屡屡受挫。“在缅甸的时候，‘缅族人’（Burmese，既指缅甸人又指缅族人）歧视我们穆斯林，到了这里，本地穆斯林歧视我们‘缅甸人’（Burmese），不愿意帮助我们。”来自曼德勒省密铁拉市的穆斯林说唱歌手愤愤不平地告诉我，因为他手臂上遍布纹身，所以屡次被穆斯林贸易公司拒绝。他在2013年发生在缅甸密铁拉的缅族人针对穆斯林的暴动时，不得不短暂地逃往马来西亚避风头。然而2021年政变后，他作为抗争者逃离缅甸抵达湄索，却成为了被穆斯林排除在外的“缅甸人”。Burmese 在他的表述中切换，有时指代“他们”，有时指代“我们”，身份认同在这里隐秘流动着。
不过，比起其它族群，我在湄索认识的“春天革命”流亡至此的穆斯林流亡青年，通常更喜欢湄索一点。这里强大的穆斯林势力，在象征意义上成为了他们的靠山。敏坎虽然不信教，但到了这里后就开始蓄胡子，南亚面孔配上穆斯林胡须，在湄索的警察面前就如同通行证。素奈乌和万欣乌在这里总喜欢穿穆斯林传统的长袍走在街上，这是在缅甸生活时无法想象的。穆斯林不再是让他们感到羞耻的身份。当素奈乌去派出所打捞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被泰国警察带走的缅族伙伴时，还因为自己的经学院学者身份能少被警方“勒索”一点。
万欣乌不无得意地说，“即便我们被抓，也不再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都因为没有身份。在这里，缅甸其它族群的人变得和我们一样了，都是‘卡拉人’（外来者）。”
十月底，我和乔坐在湄索第一家开张的酒吧里，万圣节快来了，到处都是南瓜和鬼怪的装饰，把我拖入到了另一种时空。乔他来自伦敦，政变发生后不久搬来湄索，在一家由1988年流亡至此的政治犯创建的缅甸政治犯档案馆（AAPP）工作。
在与这个边境小镇格格不入的万圣节氛围中，他给我讲了一个缅甸的“鬼故事”：
他在仰光的一位缅族朋友在2021年政变后去了泰缅边境的丛林，朋友的妻子日夜向家里的鬼祈祷，祈求他平安归来。缅甸超过85%的人信仰上座部佛教，和鬼魂相处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鬼答应了，不过有一交换条件：“家里的猪肉臭味熏鼻，你们不要再在家里做猪肉了！”妻子这才意识到，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穆斯林朋友，家里的鬼却是一个穆斯林。不久后，丈夫平安的消息传来。直到现在，她再也没在家里吃过猪肉。
我听完捧腹大笑，“连缅甸的鬼都讲身份政治！”随后又陷入了沉思，民间社会中人们本有自身的智慧弥合差异、彼此尊重，那些对于彼此的仇恨是怎么强加于他们的呢？
革命的隐忧
2023年二月，我在曼谷参加缅甸政变两周年的一场活动时，看到最前排的一群青少年刚从抗议现场回来，神色亢奋，便走过去搭话。“Are you all Burmese？”我原本想问他们是否都是缅甸人，他们回答：“No”。正在我以为他们都是泰国人的时候，一个女孩用磕磕绊绊的英语指着围坐成一圈的少年依次向我介绍，“缅人、克伦人、克钦人、钦人、掸人……”我恍然大悟。似乎在英语里从来没有一个指代全体“缅甸人”的词。
今天的缅甸大致可以分为以缅族为主体、不同民族混居的中心大陆地区，和以少数民族聚居的高地，构成了7个邦。然而，无论是过去殖民时期的“Burma”，还是军方改用的“Myanmar”，缅甸的国名都是以主体民族缅族为名字而命名的。
除了“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难以弥合的认同危机外，缅甸高地地区的“原住民”也从未被整合进缅甸的国族认同之中。缅甸被划定为“原住民”的除了缅族外，还有7个族群：克伦族、掸族、克钦族、钦族、克耶族、孟族和若开族，它们之间的认同危机在长期的民族武装冲突，和以民族为单位的组织动员的历史进程中，同样难以弥合。
丹敏乌在《缅甸的未竟之路》中写到，1911年大英帝国人口普查的主事者，怀着不安的心情看待缅甸，将缅甸视为“种族不稳定区”，烦恼于缅甸境内诸民族间的差异“既不明确，也没道理，也非固定不变，而且不易察觉……换个世代就可能变了”。
然而，缅甸独立后，并未利用好这不稳定性进行国族建构，反而沿着英国人对于高地与低地分而治之的管理方法所划下的不同记忆和身份的断层线，将族群身份固定了下来。而这种本质主义的族群观早已深入缅甸人的集体意识。丹敏乌认为，现代缅甸政治的最核心问题便是“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即当代缅甸最重要的是建构出一种不与族群挂钩、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认同。而这个议程却并未出现在历次民主革命绘制的图景中。
在“春天革命”的众多议程中，最为重要、也最困难重重的是“联邦制”。几乎所有公民社会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或与流亡政府相关的人都在向我讲述“联邦制”的重启。
从1947年独立前夕，由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主导，不同少数民族代表参与签署的《彬龙协议》开始，高地的不同族群被承诺“自决”和“自治”，共同将缅甸建立成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昂山将军在独立前夕遇刺，《彬龙协议》成为一张废纸。独立后的缅甸即刻陷入了内战，民族冲突成为军方夺权和自诩执政合法性的来源，进而进入了漫长的军事独裁统治。
我二月在清迈认识了克伦青年库布，十月回来泰国后再联系他时，他发来一张炮弹残骸的照片，和一个地图上的时实定位，显示在边境另一边克伦尼邦（Karenni State）的村子里。克伦尼民族武装与军方的对抗仍然激烈，库布和他的伙伴们无数个夜晚都在村民挖的掩体中度过。
与此同时，克伦尼武装组织已经撇开卡顿不前的流亡政府的联邦制议程，率先组建了自己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和“政治代表大会”，运转良好。这也启发了其它邦的民族武装组织。他们自下而上地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府，不再听从流亡政府 NUG。
在当下这场革命中，不同的民族武装组织正在流亡政府 NUG 的主导下，重回谈判桌，讨论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公民社会组织也在忙着做“联邦主义”相关的教育，只要挂上这个名号，就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要求更多自治权的少数民族武装与政府军几十年的冲突，带来了太多死亡、贫困和流离失所的人。只有重新分配权力，才有可能真正停火。
然而，新宪法的草拟已经驻足不前一年之久了——不同的力量之间无法达成共识。讨论“联邦制”框架的会议召开前，素奈乌想为穆斯林申请一个参与决策的与会席位，被拒绝了。流亡政府 NUG 中全国民主联盟（NLD）元老们根深蒂固的大缅族主义思想难以换取少数族群领袖的信任。
革命武装力量“缅族人民解放军”（BPLA）提出了“缅族邦”的大胆构想，赢得了进步社群的广泛支持。这支力量从流亡政府 NUG 领导的“人民抵抗部队”（PDF）中分化出来，要求终结缅族人针对其它少数族群的统治。他们对此提出的解决思路是，缅族人要有自己的一个邦，其行政地位不高于其他邦。缅甸有7个少数民族邦，除此之外，在中心大陆的7个省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都是缅族人的土地，这被认为是在中心大陆推行大缅族主义的基础。
于是，流亡政府 NUG 究竟是全国政府还是代表缅族的联邦政府，与克伦邦、克钦邦、掸邦等联邦政府分庭抗礼，未能在不同民主力量之间达成一致。这是否会让缅甸走向“巴尔干化”，引发了流亡社群内部的担忧。
俊杰是来自曼德勒的缅甸华人，闽南人的相貌，会说一些基础的普通话。他作为生活在中心大陆的少数族群，却也相信以纯净族群为单位构建不同的联邦，是一个进步的进程。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作为华人，你有信心自己不会是缅族联邦中被排除的少数吗？”他沉默了片刻，“的确，在少数族群自治的邦中，永远都会有更少数的族群……”
而早已混居在中心大陆各地、族群起源各不相同的缅甸穆斯林群体，其社会身份原本就是在祖祖辈辈的跨境流动中所形成，与纯净“民族国家”难以相融，更无法想象在这场革命许诺的联邦中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过去十几年发生在若开邦的若开族佛教徒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倘若在一个根据族群民族主义重新组织的缅甸，是否只会更加猛烈？在见证过“民族国家”的逻辑在20世纪生产出如此多“血与土”的暴力后，“民主联邦制”所提供的前景，似乎依然把无限细化和纯净化的民族政治单元作为未能完成的国族建构的出路。
在一次又一次的艰难的讨论后，缅甸朋友们说，“在这场‘革命’（赶走军方）胜利后，‘革命’（对崭新未来的构筑）才真正开始。”
对于流亡政府 NUG 而言，这场革命不止卡顿在“巴尔干化”的前景中，也囚禁于“历史重复其自身”的虚无主义想象中。“全国民主联盟”的核心领导人在政变的第二天，就和昂山素季一起被逮捕了。他们从未参与过这场革命。2021年2月发生的事情，在军方的话语中并不是政变，而是“紧急状态”。“全国民主联盟”中未被抓捕的成员分裂成两种势力：第一种是组成流亡政府 NUG 的革命势力，第二种是与军方签了协议、答应不会在解除“紧急状态”之前采取任何政治行动的势力。
军方正在利用第二种势力与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被捕的核心人员谈判，一旦谈拢释放，那么流亡政府 NUG 就可能被彻底瓦解。流亡社群猜测，军政府大概会再搞一场选举，那么理所当然的那个“全国民主联盟”和昂山素季会继续执政。昂山素季作为民主符号的化身，在普通人的信仰里从未褪色过，流亡政府 NUG 的威望远比不上“全国民主联盟”的正统性。民众势必会追随昂山素季，进而放弃革命。
这样的事情在“8888民主运动”时就发生过。无数人在1990年代滞留在泰缅边境的丛林里，等待那场革命的胜利。
丹敏乌在“8888”后来到湄索，见到一波年纪和他相仿的缅人青年来到泰缅边界沿线由克伦民族武装控制的丛林营地。“先是几十人，然后数百人，接着，到了十二月，已暴增至超过万人”。他出席了“全缅学生民主阵线”（All Burma Students’ Democratic Front）的成立大会，目标是革命。
然而，彼时昂山素季愈渐高涨的人气在反而成为军政府平息革命的最大筹码，以承诺举行民主选举的方式将民众的希望集于昂山素季一人身上，最终放逐了那时的革命政府。军方在2011年主导转型期间，大赦政治犯，欢迎政治流亡者回国。2012年，革命政府解散，还未申请政治避难去往第三国的革命者也纷纷离开了这个边境，回到了缅甸民主转型敞开的怀抱中。
湄索如今还能找到不少“8888”流亡一代人留下的痕迹。乔就职的关于缅甸政治犯的著名档案馆AAPP，就是由1988年的民主运动后流亡至此的政治犯创立的。民主转型时期，它搬去了仰光，2021年政变后又搬了回来，开始记录这次政变后军政府犯下的人权罪行。
“8888”一代的流亡者，大多早已从湄索去了第三国，或在民主转型期回到了缅甸。没离开的人一辈子都在努力抗拒融入，而他们的下一代却难以避免地成为了泰国人，在泰语学校里念书，在泰国社会里寻找自我价值。
倘若历史重演，“春天革命”的流亡政府也会再次被流放。在军队与昂山素季重修旧好的可能前景里，在重新回归民主的喜悦中，这场革命会像曾经的抵抗力量一样，被历史遗忘。甚至连“春天革命”的名字也不值得被记住，它充其量又是一场将昂山素季重新带回历史正轨的“民主运动”。只有那些喜欢在旧文献中打捞历史褶皱的人，顺着这个名字爬梳出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旁枝末节，叹上一口气。
而缅甸的故事将继续在“民主”与“军事独裁”的二元动力中循环往复。
悬置的生活
当我在十月重新回到湄索，去穆斯林区寻找祖戈尔家的家庭小食摊时，却扑了一场空。小食摊已经关门了。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到了庇护，都去往第三国了，每一个街区都变得比从前更加冷清，姐姐们打发闲暇时光而做的小食摊也就不继续做了。
留下还是离开，成为社群里越来越敏感的话题。
敏坎是政变后第一批抵达湄索的人之一，和他一同到达的人都已经走了。他和俊杰一起坚守在这里，做了一个叫做“缅甸学院”（Burma Acedamy）的线上教育平台，为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而辍学的学生和离校教师搭建起一个基础设施，让教育仍然可以继续。尽管还在坚持，他们却越来越难相信革命将很快结束。
赫特告诉我，刚刚抵达这里时，所有人都对革命忠诚且坚定。大部分人申请了泰国政府为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劳工设立的“务工卡”，持卡人在泰国只能做底层劳工的工作，每年需要续签一次。而他打通关系申请到了泰国官方为边境两边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设置的“无国籍卡”，有效期有十年之久。拿务工卡的朋友们怨恨他。并不是因为他更有资源和门路，而是那张卡片背后“十年”的预期——“难道你希望这场革命耗费那么久吗？”
“我对 NUG 非常失望。我们响应号召离开系统，然而两年多来没有任何明确的指令，我就快要活不下去了”，考凯抱怨。林图总是安稳他，让他对流亡政府多一些耐心：“革命的道路是艰巨的”。考凯和林图曾是军医学院的同学，也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参与了“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医护人员。在“和平小镇”莱凯考被军政府轰炸后，他们随着逃亡大军从克伦邦一起来到了湄索。林图如今开始在安置湄索附近安置莱凯考村民的一座难民营做医生。考凯没有工作，每个月拿着缅甸的家人寄来的微薄生活费，在湄索勉强度日。
在湄索的流亡社群中，总能听到人们在骂流亡政府。流亡政府给了人们太多“革命胜利在即”的虚假希望。不过，很多人愿意相信它，不然要怎么在这种生活彻底被悬置的状态中坚持下去呢？不再相信的人也不忍心轻易粉碎别人的希望。
流亡政府 NUG 除了继承了“全国民主联盟”作为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外，还有他们一直以来的“牺牲”。这场由流亡政府 NUG 领导的抵抗运动，就像缅甸以往历次民主运动受感召于昂山素季佛教徒式的自我牺牲一样，建立于这一道德资本。他们做出“牺牲”，也要求人们为这场运动“牺牲”。然而，流亡政府的成员也是最着急离开的人，用他们的“牺牲”来索要离开的优先权。
“革命的蜜月期已经过去了。”赫特用他一贯冷嘲热讽的腔调说。
政变发生后不久，军政府对民众的血腥屠杀不断让和平示威人群激进化。城市里的示威群众被士兵残酷杀害的图像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和平示威难以为继，缅甸高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武装部队纷纷起义。等不来国际社会的武装干预，中心大陆的抵抗者纷纷去丛林里扛起枪。然而，快三年了，事态进展缓慢，人们也开始疲惫。
国际社会的议程在本质上与缅甸人的议程是矛盾的：前者是“和平”，后者是“抵抗”。所有的援助都只能在“人道主义”的范式中进行。任何涉及“暴力”的议题都是国际社会的禁区。西方国家没有如缅甸抵抗力量所期待的，向其提供武器支持，就像他们支持乌克兰那样。不过，源源不断的武器却从俄罗斯输送到军政府手中。
缅甸中心大陆几乎稳定了下来，只有伊洛瓦底江右岸的实皆省（Sagaing），军方还难以控制。俊杰告诉我，缅甸如今几乎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了——高地的民族地区的抵抗如火如荼，然而中心大陆的日常生活开始恢复。湄索有很多不再返回丛林的“前游击队员”。而在缅甸，那些没有流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参与者，有很多因为生活中的种种困境而回到了系统里。
然而，流亡政府仍然在号召人们报复那些回到系统中的人。最近，军政府在不久前发行了2万元面值的货币。流亡政府第二天就发出一则声明，称“看到谁用那个面值的货币，谁就是在犯罪”，要求抗争者对使用该面值的人采取行动。“流亡政府或抵抗力量无法给他们提供工作，又凭什么去怪他们呢？”俊杰叹息道。
比起两年前，“春天革命”抵抗者的流速日渐缓慢了下来，越来越少人从缅甸抵达湄索，更多的人在从这里离开。困境越来越常态化。
双胞胎姐妹所在的革命广播平台“Federal FM”付给她们的工资还不如移民工的月薪高，并且不允许她们接其它的项目来做，托辞不外乎“这是革命时期，你们需要忍耐”。可是，革命已经持续太久了，梅开始考虑离开这个项目，在泰国社会里找一个教英语的工作，赚取正常的工资，剩下的余力再投入给革命。
十月初，我回到湄索后再度联系茂茂，得知她已经回到仰光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她，有没有联系上她消失一年多的游击队员男友。她回复，“他已经死在了丛林”。茂茂终于面对了男友的死亡，正在仰光接受心理治疗。她不准备再回来这个边境上了。
库布则准备搬回湄索。他是“春天革命”流亡社群中为数不多拥有护照的人，两年来和“民族总罢工委员会”的伙伴们在清迈租了房子，共同办公和生活。但是清迈不是他想要待的地方。他需要看望被监禁在湄索监狱里的父亲和弟弟，也需要经常翻越边境往返克伦邦和克伦尼邦的丛林里。
他经常给我发来缅甸高地少数民族武装地区的捷报。近期最大的“捷报”来自于10月27日，缅甸北部有三支民族武装结成了联盟，在掸邦与中国接壤地区向军政府发起联合攻势。他在接下来的几天不断发给我果敢的华人民族武装发布的中文声明，让我翻译。这三只民族武装力量——果敢华人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德昂族的德昂民族解放军（TNLA）和若开族的若开军（AA）同时将“推翻缅军人集团的独裁统治”与“根除电信诈骗”作为军事行动的目标。缅北民族武装被认为与中国关系密切，但政变以来长期对革命持观望态度。如今他们的军事目标与中国的治安目标一致，抵抗势如破竹，让革命形势再次充满动态，也给远在泰国的缅甸抗争者们带来一丝振奋。
“和‘8888’一代人不一样，我们尝到过开放和自由的滋味，比他们更坚定。”很多人这样告诉我。互联网和技术，也让革命的不同组织更有机地连接和呼应，更有效地动员和反击。在被问及昂山素季被释放的可能前景时，流亡社群的所有人都表示，他们不会接受“全国民主联盟”以“国家稳定”为名义而作出任何与军方的政治妥协。
“年轻一代人倘若从这场革命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们不会再等待救世主，不管它是西方还是昂山素季”，敏坎说，“革命会继续，直到胜利”。无论如何，这不再是一场仅要求政权更替的革命，它更是一场关于缅甸年轻人揭开旧日的宣传和谎言，如何共同思考和理解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历史文化和未来的思想革命。
页明秋把他在莱凯考办的图书馆搬到了湄索。他过去十年的藏书躲过了莱凯考的轰炸，被后来的人陆陆续续运了出来。我在他位于市场中心位置的小小图书馆遇到他，藏书几乎全部是缅语，按照类别整齐地摆放在不同的书架上，供缅甸年轻人办卡借阅。他坚定地告诉我，他不会离开这里的，“那些离开的人，都在第三国过起了当地的生活，与缅甸的共同斗争不再有关了。”
对于“春天革命”的流亡者而言，湄索只是一个中转地，一种中间状态，没有人在这里和泰国发生任何关系。它就像两条国境线之间的那个位置，所有在那里的时光都是悬置着的时间。留在这里的人，凭借“革命即将胜利”的希望，在这座城市不可调和的“临时性”中苦苦等待。
一个周六的夜晚，我在夜市上遇到一位摆地摊卖画的来自仰光的26岁的时髦艺术家。像往常攀谈起来的每一个人一样，我问她什么时候来到湄索。她回答说，“我不记得了。自从来到这里后，时间就失去了意义”。
尾声
10月15日傍晚，暴雨如注。赫特邀请我去湄索最大的足球场看他们的足球赛。他们的球队中一半是流亡者，一半是移民工。雷电交加的暴雨中，球场内所有的注意力都只在脚下。那场球赛是我在湄索期间最难忘的一个晚上，它第一次让我在这里体会到一种“日常生活”。在湄索，最稀有的便是“日常”。
如果凭借着最终返回的意志支撑自己活下去，那么离开故土就进入了一种“等待”的时间。“未来”不再分布在线性的时间轴上，它和“过去”相重叠，“过去”的重负和“未来”的许诺共同悬置起当下，仿佛“去过生活”就是一种背叛，“等待”则是流亡者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忠诚。
赫特和妻子在湄索建立了一个互助小组，叫做“湄索之家”。我在这里见到的几乎所有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组织，议程全部围绕着边境另一边的缅甸而建立，仿佛湄索只是为了重返缅甸而存在的真空。“湄索之家”则把焦点全部放在此时此地。他们组织“春天革命”的流亡者、缅甸移工和在这里安家多年的克伦族一起踢球，放映影片，摆摊卖杂物给革命捐款，为流离失所的穷人送食物。
通过他们的活动，政治意识在移民工和政治流亡者之间、在早已定居在这里的克伦族难民和“春天革命”后来到这里的抗争者之间，越来越多地交叉了起来。革命不知会持续多久，但他们在这里的实践就像是一种关于“革命成功后的第一天”该如何共同生活的练习。
我问赫特，如果革命成功了，你们会回缅甸吗？他说，“大概会回去看看吧，但是湄索已经是我的家了。”他和妻子前一周第一次带5岁的女儿离开湄索，去4小时车程外的清迈逛了动物园。他告诉我，他们从没见女儿那么开心过。
他们就像莫艾河上两条铁丝网之间那个沙洲上的人，在一个抵达只为了离开的飞地上扎下了根。
后记：这篇稿子大部分采访完成于2023年2月-10月之间。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流亡在湄索的缅甸抗争社群对于这场反军政府革命的抵抗形势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沮丧情绪。尽管三年来包括克伦邦、克钦邦和钦邦等实力雄厚的民族地方武装与流亡政府NUG结盟共同抵抗，但是在缺乏国际支持、武力和装备不对等的情况下，地面抗争的进展始终缓慢。
然而10月27日突然出现了转机，与中国接壤的掸邦的三只民族武装力量（果敢、德昂和若开）结成了兄弟联盟，共同发起“1027行动”，将中国的反治安行动和他们反抗军政府、恢复民选政府的革命议程并置，无疑为“春天革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2021年政变爆发以来，中缅边境的缅甸民族武装力量在中国的压力下，始终与流亡政府保持距离，掸邦也一直以来是毒品和人口贩运猖獗的法外之地。掸邦这场持续至今的军事行动被认为是缅甸军方自2021年2月掌权以来遭受的最严重挫折。
“1027行动”展开后，边境上的缅甸社群中最为火爆的话题总是围绕著“中国的立场”而展开——这场行动是不是得到了中国的首肯。当我11月再和缅甸朋友们见面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进入一种欢欣鼓舞的状态，就连那些对威权最为反感的安那其朋友们，都半开玩笑地对我说，“Long live your presidency! China is our hero!” （“你们的主席万岁！中国是我们的英雄！”）我总是哭笑不得。缅甸社会自发的公民抵制运动也解除了对中国产品的抵制，朋友们纷纷把抖音下载了回来。
尽管距离将军政府赶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是2021年“春天革命”刚爆发时的动能回来了。这些日子里，为丛林里的游击队筹款的各种演出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我意识到记录一场“正在进行时”的革命，总要提醒自己所面对的形式是动态的，当稿子被读者读到时，革命形势也许又大不相同了。这场革命最终的结果也许会让文章中所记录的流亡者苦闷的生存处境，和他们对未来的怀疑与隐忧都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现在进行时的纪录，让我们有机会看见这些“褶皱”，去体认这些生命经验。
无论如何，就像我的缅甸朋友们所说，将军政府赶下台的革命胜利后，真正的革命才会开始，他们才有机会带著他们的新知识新思想，作为第一代人重返缅甸，共同构筑缅甸崭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