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正在俄罗斯监狱服刑的俄反对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再次被追加刑罚。这次，他因所谓“组织极端主义社团”罪被追加十九年刑期，使得他的累积刑期达到三十一年半。如果将这些刑期服满，出狱时纳瓦利内将年逾七十五岁。
但对于曾被投毒化学武器的纳氏而言，要在条件极为恶劣的俄罗斯监狱生存三十年并非易事，而在“极端主义”罪成后，纳瓦利内还将被转送至条件最为严苛、专门囚禁连环杀人犯和恐怖分子的“特别制度营”服刑。
尽管受到不间断的身心折磨，纳瓦利内仍抓紧一切尚存的渠道——主要是庭审发言和律师传信，向外界传递信息。7月20日庭审时，他在自己的最后陈词中将统治精英倚仗智识、抛弃良知称为如今俄罗斯灾难状态的源头。这段讲话受到普遍好评，俄罗斯诸多演艺界名流纷纷录制视频朗诵其演讲以表声援。亦有文学研究者撰文分析纳瓦利内的历次庭审最后陈词，并认为这些演说完成了“从口号到哲学”的升华。
但8月11日，纳瓦利内团队发表了他在被追加刑期后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我的怕与恨》，引起了反对派内部的攻讦和争议。
文章延续了其上述讲话的核心思想，但毫不留情地扩大了批评范围，把矛头直指从叶利钦家族到各路寡头的1990年代形形色色的“民主派”与“改革家”。比起普京和他的克格勃随从，他甚至更痛恨这些自己曾爱戴的人。他认为，因为正是他们为了现实政治目的（“智识”）而违背原则（“良知”），破坏法制、削弱议会、修改宪法、中饱私囊、伪造选举、发动（车臣）战争，亲手断送了俄罗斯民主改革的良机，并为克格勃集团夺权大开绿灯。事实上，普京执政二十余年来的一切揽权手段都在90年代由这些“民主派”先行示范过一遍。
随后，纳瓦利内扩大打击面，点名大量素来与其团队不和的反对派人士，包括但不限于曾被普京投入监狱的油气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莫斯科回声”电台主编韦涅季克托夫（Alexei Venediktov）、自由派媒体人索布恰克（Xenia Sobchak）。在纳氏看来，他们都是不顾原则的妥协分子，乐意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Sergei Sobianin）这样的体制内温和派效劳。当未来俄罗斯再次面临改革的历史机遇时，如果不恪守原则，那么如今的反对派就会重蹈90年代“民主派”失败的覆辙。
纳瓦利内的文章激起了自由派评论界的激烈论战。在普遍表达对其处境之同情，望其尽快重获自由的同时，批评者嘲讽他将“民主派”视为导致俄罗斯现状的罪魁祸首是不分主次的做法；且文中对90年代改革失败的刻画与克里姆林宫为其威权统治正名而污名化90年代的叙事不谋而合。
支持者则认为，他对90年代改革者“愚蠢、短视和自私”的分析非常公允，此时强调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确有鞭策新人之效应。亦有老一代民主派类比俄罗斯人有关对入侵乌克兰是否承担集体罪责的讨论，谈论自己对俄罗斯走向今日局面所肩负的罪责。
更严重的指责来自在文中被纳瓦利内狠批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索布恰克和《新报》欧洲版主编马丁诺夫（Kirill Martynov），他们暗示或明示纳氏入狱后所写的所有文字均系其团队代笔。
诚然纳瓦利内的收押条件确实让许多人怀疑他能否在其中写下那么多文字，但政治文本毕竟有别于对独创性有硬性要求的文学或学术文本，政治家提出核心论点，撰稿人润色完成本就是种常见的写作模式。8月16日《基辅邮报》发布的一篇调查再次将这一话题推向风口浪尖。作者援引尚未发表的“学术研究”，称通过使用“文体分析”方法，判定纳瓦利内入狱后的文章均出自其团队成员阿尔布罗夫（Georgi Alburov）之手。不过由于证据极为有限、方法论模糊不清，这篇分析并没有说服太多讨论者，倒是引发了俄罗斯社交媒体上的段子创作浪潮。就连起初转发报道的“代笔派”马丁诺夫也在两天后承认该文“质量低劣”。
另一些批评者指出，尽管纳瓦利内坚持原则、拒绝妥协，但他和他的团队内部也非圣贤，同样犯过许多原则性错误：年初，其团队理事会主席沃尔科夫（Leonid Volkov）被指在欧盟秘密游说，试图解除对部分俄罗斯寡头银行家的制裁。纳瓦利内团队前几年取得巨大成功的“智慧投票”策略（为反对派选民指定各个选区最有可能击败执政党的体制内反对党候选人）本身也并非坚持原则的实践，且它的成功并没有带来实际意义——靠该策略胜选的体制内反对党议员（主要是俄共代表）在战争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不敢丝毫偏离“总路线”。更不用说纳瓦利内自己过去的“黑历史”——与民族主义阵营眉来眼去、公开发表仇外言论、对克里米亚归属问题的暧昧表态等——都足以让他自己被作为反面材料写入自己的文章。
最有分量的批评以俄前副总理科赫（Alfred Koch）为代表。科赫认为，由于被监狱长期阻隔，纳瓦利内和他的团队已逐渐丧失现实感。他的文章对乌克兰的战争只字不提，其团队的议程几乎和战前没有任何不同，仍专注于揭露普京政权的腐败，这不仅不可能促成普京在战场上的失败，甚至开始让亲乌克兰活动人士怀疑，他们的动机是想要提高俄罗斯的入侵效率。
老一代反对派政治家古德科夫（Gennadi Gudkov）也指出，目前俄罗斯几乎没有发生民主革命的可能，充其量只会迎来精英政变和通向新权力体系的过渡。因此民主反对派的当务之急本应是团结起来，尽快促成精英分裂，终结这场灾难，然而作为最重要的反对派政治家，纳瓦利内却抱持一种政治清教徒立场，始终在忙于和其他反对派割席。
纳瓦利内的文章引发了波澜，也带来了机遇。能否做到化分歧为团结，与此同时又不失原则，这将是决定俄罗斯反对派未来走向的关键。无论如何，纳瓦利内的最新加刑和这篇纲领性文章的发表都会是俄罗斯政治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页。
延伸阅读：
《记忆废墟上铺设的普京之路（一）：叶利钦时代，最糟糕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