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全部内容。
手机打不通了。《华尔街日报》员工最后一次与埃文·格什科维奇(Evan Gershkovich)联系是在上周三下午4点前，那时他进了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一家牛排馆。这是这位驻俄罗斯记者一个月内第二次前往乌拉尔山区。
午餐前不久，一位同事给他发了条消息：“嘿，伙计，祝今天好运。”
“谢谢老兄，”格什科维奇回答说：“我会告诉你事情进展的。”
几小时后，《华尔街日报》新闻编辑部的人争相联系他们在叶卡捷琳堡、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联系人。俄罗斯即时通信平台Telegram上一则含糊其辞的帖子称，安全人员从叶卡捷琳堡一家牛排馆带走了一名头被帽子罩上的用餐者。
莫斯科当地时间上周四上午10点35分，俄罗斯国家通讯社的一则消息称，格什科维奇已被拘，并被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为克格勃）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这是自冷战以来，俄罗斯首次指控外国记者为间谍。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格什科维奇被联邦安全局的便衣人员押送，他穿著运动鞋和褪色的蓝色牛仔裤，一只戴著黑手套的手放在他弯下的脖子上。
31岁的格什科维奇是美国人，他的父母是在前苏联出生的犹太流亡者，他们后来在新泽西州定居。而格什科维奇爱上了俄罗斯——他爱俄罗斯的语言，爱那些在俄罗斯首府城市与他聊上好几个小时的人，还有跟他一起在莫斯科潜水酒吧玩的朋克乐队。此刻，间谍罪指控让他可能面临长达20年的牢狱之灾。
他的雇主、同事和拜登政府都否认了俄罗斯所谓的格什科维奇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并要求立即释放他。格什科维奇是俄罗斯外交部认可的外国记者，但外交官和法律专家认为，鉴于俄罗斯的间谍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几乎总是以定罪告终，他立即获释的希望渺茫。
五年半前，格什科维奇前往俄罗斯工作，那时，这个国家的媒体自由正在消亡。周末，他泡在当地的banya（即桑拿房）与人们谈论音乐、政治和新闻，并且愿意为竞争媒体的记者提供帮助。他的俄罗斯朋友以瓦尼亚(Vanya)称呼他，而不是埃文。
2021年，当山林大火席卷偏远的西伯利亚雅库特地区时，他在森林里睡了四天帐篷，其他记者早已乘飞机返回首都。他与刚上大一的医学生一起坐在新冠病房里，赢得了这些学生的信任，他们向他透露，他们只接受了几周培训就被征召来治疗大量涌入医院的病人。
他告诉朋友，“我只是想确保报导准确。”
格什科维奇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种越来越常见的地缘政治博弈：外国政府抓捕美国人，将他们用作交换筹码。
美国在12月释放了被定罪的俄罗斯军火贩子维克多·布特(Viktor Bout)，以换取美国女篮明星布兰妮·格里纳(Brittney Griner)，俄罗斯当局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几天拘留了她。格里纳被查出在行李里携带了大麻油，她被判处九年监禁。她后来被宣判犯有走私和持有毒品罪。
上周四，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John Kirby)说，尚不清楚格什科维奇的拘留是与俄罗斯领导层协调过的，还是源自其他不满情绪的报复。据美国司法部称，上上周，一名俄罗斯公民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地方法院被指控充当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并受到签证欺诈、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和其他指控。
格里纳被拘让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几十年的体育合作终结。而格什科维奇被带走挑战了另一个基本认识，即美国记者、作家和研究人员可以在俄罗斯工作，以了解这个广袤而复杂的国家及其与西方不断升级的冲突。几乎所有西方国家记者都撤出了俄罗斯，格什科维奇的被捕加速了撤离潮。
上周五，《华尔街日报》撤走了其莫斯科分社社长，她是一名颇为资深的记者，自冷战的最后几年以来就一直在报导该国。许多曾在斯大林时期向莫斯科派驻记者的西方新闻机构认为，普丁治下的俄罗斯对新闻业来说太危险了。
格什科维奇还没有被允许与本报聘请的律师接触，他被关押在联邦安全局的列福尔托沃监狱，俄罗斯在那里关押了大多数涉间谍案嫌疑人。2020年入狱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Paul Whelan)因类似指控被判处在俄罗斯流放地服刑16年，而他最初的拘押地就是列福尔托沃监狱。
这篇关于格什科维奇的生活和职业生涯的记述基于与其同事、家人和与他有工作往来的人的谈话。他的这篇人物简传也映照了普丁想在前苏联解体后重建帝国的努力。格什科维奇的父母逃离了苏联，而他们的美国儿子回来了，还被关进了他们从小闻之生畏的监狱。
苏联逃难者
格什科维奇对俄罗斯的痴迷源自语言，他小时候和家人住在纽约和新泽西，他们在家里说俄语。
格什科维奇的母亲艾拉(Ella)在22岁时使用以色列文件逃离了苏联。她的母亲带著她穿越了铁幕。她的母亲，也就是格什科维奇的外婆，是一名乌克兰护士和大屠杀幸存者，谈到二战结束时自己在波兰军医院救治过的集中营幸存者时，她会流泪。在逃亡前，他们听说了苏联犹太人即将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传言。
格什科维奇的父亲米哈伊尔(Mikhail)也是在那一波犹太人移民潮中离开苏联的。米哈伊尔与艾拉在底特律相遇，后来搬到新泽西，埃文和他的姐姐杜莎(Dusya)在那里长大。
在发表于杂志上的文章中，格什科维奇描述了他母亲在家中奉行的俄罗斯迷信：在室内不吹口哨，不打伞；不把钥匙或钱包放在餐桌上。
他在2018年写道，他们在家吃通心粉时用黄油代替奶酪，看《兔子，等著瞧！》(Nu, pogodi!)这部关于狼和兔子的苏联动画片，而不是《大头仔天空》(Hey Arnold!)，以及他们在家说俄语而不是英语。
格什科维奇说，这样的俄罗斯生活“只是一个复制品，而我无比渴望拥抱它。”
在普林斯顿的公立高中，格什科维奇是个名列前茅的学生和狂热的足球运动员，他在高中四年级时担任球队队长，并带领球队获得了州冠军。他的体育老师韦恩·萨特克利夫(Wayne Sutcliffe)仍然是足球队的主教练，他说他一直在回复格什科维奇的队友们不断发来的消息。他说，“所有人都在努力寻找可以支持埃文家人的方法。”
格什科维奇2014年毕业于缅因州的文理学院鲍登学院(Bowdoin)。他搬到了纽约，想进入新闻行业工作。为了偿还学生贷款，他先是在一家餐饮公司当厨师，下班后去酒吧时身上带著七把不同的厨刀。2016年，他被《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聘为助理，这是一份梦寐以求的入门工作，直到《纽约时报》的一名员工问他，为什么不利用他的俄语技能来报导世界上最难的新闻条线之一。
格什科维奇犹豫了，他害怕放弃在《纽约时报》总部的工作机会。随后，他拥抱了新机会。
职业生涯的开始
抵达俄罗斯后，他加入了《莫斯科时报》(Moscow Times)，这是一家英文报纸，虽然境况不佳，但长期以来培训了一批最知名的俄罗斯记者。格什科维奇与一批年轻记者的加入为该报注入了活力。格什科维奇在《莫斯科时报》的同事、现就职于《卫报》(The Guardian)的皮约特·绍尔(Pjotr Sauer)说，“他热爱俄罗斯，他想在这里做报导。”
格什科维奇的母亲说，这段时期的经历让儿子对他自己的俄罗斯和犹太背景更感兴趣了。共产主义垮台几十年后的一天，她带儿子去了一个她十几岁时一直不敢去的地方：犹太教堂。她小时候被告知，任何进入该教堂的人都会被拍照并被特勤人员拘留。
她说，“从那时起，埃文开始更好地理解我们。”格什科维奇的父亲和姐姐后来也到过莫斯科，他们一起参观了莫斯科的新犹太博物馆。
格什科维奇凭借在《莫斯科时报》的工作获奖，然后转到了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他在俄罗斯各地奔走，报导鲜有人涉足的话题，他涉猎的领域包括环境问题，比如阿穆尔河中鲑鱼的消失。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记录了挽救俄罗斯少数民族语言的努力。
英国《电讯报》(The Telegraph)记者娜塔莉亚·瓦西里耶娃(Nataliya Vasilyeva)回忆说，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她在一位挑战普丁的候选人的新闻发布会上看到了格什科维奇。他坐在地板上，用非正式的语言向这位前集体农场老板提了个问题，这在俄罗斯言谈中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引得这位候选人和在场其他记者露出微笑。
格什科维奇时常穿著宽松的褪色牛仔裤，在市中心的墨西哥餐厅Veladora与朋友和同事见面，有时他们也去附近一家刻奇咖啡馆，据说这里的芝士蛋糕是全市最好的。格什科维奇迄今把莫斯科当作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他会在与俄罗斯室友合租的公寓里播放1990年代的俄罗斯摇滚乐，当他要求播放DDT等乐队的小众摇滚乐曲时，被大家笑话了。
格什科维奇后来回忆说，2021年底，一位同事在一家咖啡馆发现他在向《华尔街日报》申请一个职位。格什科维奇倾斜了他的笔记本电脑，给他看申请表，似乎在鼓励他也去申请。他于2022年1月被录用。
一个月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格什科维奇前往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这让他成为唯一能够目睹第一批受伤的俄罗斯士兵被送回国的美国记者。
俄罗斯日渐灰暗
在格什科维奇定居的莫斯科，恐惧和偏执开始蔓延。他在7月的一条推文中说，“现在在俄罗斯做报导，看著你认识的人被关上几年也是件平常事儿了。”他经常去莫斯科的桑拿房，见证了这个国家日益灰暗的情绪。2022年底的一天，另一位浴客听到他说英语，对他说：“别再讲那该死的语言了。”
格什科维奇想了一下，然后用俄语回答：“这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
那人停顿了一下，然后回道：“但英语不是其中之一。”
他想，随著美国领导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经济中与西方关联最紧密的部分，莫斯科如今给人的感觉越来越像混乱和犯罪阴影下的90年代。他连续几小时与同事、朋友和线人讨论如何报导一个与邻国交战的国家，常常聊到深夜。他思考著报导俄罗斯利用美国囚犯作为谈判筹码的问题。
“这是一个持续的道德危机。你会讨论每一个故事，”《金融时报》记者、格什科维奇的朋友波琳娜·伊万诺娃(Polina Ivanova)说。“埃文会谈论……报导俄罗斯而不是乌克兰意味著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难想清楚的事，以及就你的身份认同而言，你在其中的位置。”
在一次报导任务中，格什科维奇先生被几名俄罗斯安全人员跟踪，其中一些人用相机记录了他的行踪，并向他的线人施压，让他们别跟他说话。他猜测自己的手机被监控了。在另一次前往普斯科夫西部地区的行程中，他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跟踪和拍摄。
上周三，当他前往距离莫斯科以东近1,500公里外的乌拉尔山区城市叶卡捷琳堡时，格什科维奇的手机和许多《华尔街日报》外国记者的手机一样，装了一个GPS跟踪应用，让同事们能够看到他的动向。
他在下午1点59分写道：“降落，离开机场。”
托马斯·格罗夫(Thomas Grove)在《华尔街日报》担任驻俄罗斯记者多年，他现在负责报导波兰。他在华沙去参加一个晚餐的路上意识到格什科维奇已经几小时没给他发消息了。他在晚上7点12分给《华尔街日报》一位负责安全的经理发了消息：“你和埃文联系过吗？”
“正在处理。”
“电话已关机。”
格罗夫认识与格什科维奇相熟的一个人，他打电话请他开车经过格什科维奇住的公寓。窗户是黑的。格罗夫在电话上等待著，那人关了汽车发动机，按了门铃。他又按了一次。
“他不在，”他说。“让我们寄希望于最好的结果。”
第二天早上，俄罗斯的新闻工作者设法瞥见了格什科维奇被押送经过一个楼梯间，他穿著宽松的蓝色牛仔裤，头被连帽衫的帽子盖住。
英文原文：Evan Gershkovich Loved Russia, the Country That Turned on H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