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节选自左岸文化出版社的新书，由《创伤与复原：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幸存者的绝望及重生》第4章，“囚禁”，讲述在家暴、邪教、性剥削等场景中，长期的创伤如何发生并为何难以脱离、甚至可能上瘾。过去一个月《黑暗荣耀》和邪教纪录片在Netflix上观看量极高，本文将为这两部影视作品中的创伤元素提供解释阅读。
单纯的创伤事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相对地，长期而连续的创伤只会发生在被囚禁的情况下。只要受害者成功脱逃，就不会被虐待第二次；若受害者是阶下囚，无法逃脱，且完全受制于加害者时，就会一再造成创伤。这些情况显然存在于监狱、集中营和奴工营中，也可能存在于邪教团体、妓院或其他有组织的性剥削场所和家庭。
政治性的囚禁一般而言容易察觉，妇女和儿童被囚禁在家中则通常是外人看不到的。男人的家是他的城堡，但很少人想到，这个家也可能是妇女和儿童的牢笼。在家庭的囚禁中，很少会有实体的屏障防止家人逃跑。在大部分的家庭，就算是那种最暴虐的，窗上不会有铁架，栅栏上不会有带刺的铁丝网，妇女和儿童也不会被铁链锁住（虽然这种情况比我们想像得更多）。防止逃跑的关卡通常都是无形的，却威力无比。儿童因为得依赖家庭而成为囚徒，女性则因经济、社会、心理、法律上的从属地位而无法逃脱，更不要说还会被强迫监禁。
囚禁后，受害者与加害者长时间接触，产生特殊形态的关系，算是一种高压控管（coercive control）。同样地，受害者完全受暴力胁迫而被俘虏，如囚犯或人质，也会有这种关系，此外，同时以恐吓、蛊惑和暴力手段被劫持的人也处于高压控管下，如邪教团体的成员、被家暴的妇女和受虐儿童。在高压控管下，从属地位所产生的心理冲击有许多共同特质，无论此关系发生于政治的公领域中，或发生在性与家庭关系的私领域。
在被囚禁的状况下，加害者成了受害者生命中最有权力的人，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完全受加害者的行动与信念所形塑。但加害者的内心世界则鲜为人知，因为他鄙视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所以不会自愿被研究洞悉；他不认为自己有做错什么，除非有法律上的麻烦，否则不会寻求帮助。从受害者的证词和心理学家的观察，我们发现，加害者最一致的特点就是外表看起来都很正常，无法透过一般的心理病理学观念去定义或理解。
这个特点深深困扰我们许多人，如果加害者很容易辨认出来，有明显的离经叛道举止或心智异常，应该会让人放心得多，但他们偏偏不是这样。
《创伤与复原（30周年纪念版）：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幸存者的绝望及重生》
作者：茱蒂丝・赫曼
译者：施宏达, 陈文琪, 向淑容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3/02
这个特点深深困扰我们许多人，如果加害者很容易辨认出来，有明显的离经叛道举止或心智异常，应该会让人放心得多，但他们偏偏不是这样。法律学家汉娜．鄂兰以阿道夫．艾希曼为报导题材，此人犯下难以理解且严重违反人道的罪行，却有六位精神科医师证明他是正常人，于是激起很大的争议：“艾希曼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人都像他一样，既不变态反常也非残暴成性，极端正常到令人胆寒，而且始终如一。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评判标准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暴行加在一起还要恐怖骇人。”
这种加害者既独裁、城府又深，有时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还会有所偏执，却对权力的运作和社会的规范有绝佳的敏锐度，所以很少会碰到法律上的麻烦。或者说，他会寻找可以容忍、宽恕或欣赏他专制行为的环境。他的翩翩风度成了良好的保护色，因为很少人会相信，这么传统有礼的人竟会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
加害者的第一个目的似乎是奴役受害者，他以高压手段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达成此目的。但简单的顺从并无法满足他，他似乎有将罪行合理化的心理需求，为此，他需要受害者的肯定。他不停苛求受害者，一定要表达对他的尊敬、感激、甚至是爱。他的终极目标，似乎是要创造心甘情愿的受害者。许多人质、政治犯、受虐妇女和奴隶，都曾提及加害者对受害者有难以理解的心理依赖。乔治．欧威尔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如此描绘极权主义者的心态：“我们不会满意于被动的服从，也不要那最卑微的屈服。如果你最终决定要向我们投降，那必须是你自由意志下的决定。我们不因异端分子的反抗而摧毁他；只要他仍在抵抗，我们就永远不去摧毁他。我们要改造他，虏获他的内在心智，重新塑造他。我们要除去他心中所有的邪魔和幻象，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不只有表面上的，而是真正地发自内心献出灵魂。”不论哪种类型的暴君，共同特性都是想要完全控制他人。极权政府要求被统治者自行忏悔，改变政治信仰；主人要求奴隶得心存感恩；邪教团体要求教徒成为献祭的牺牲品，以表达服从教主的神圣意志；家庭暴力的加害者要求受害者牺牲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以证明完全的服从与忠诚；性侵者要求受害者乖乖地享受性行为带来的满足。在色情文化中，全然控制他人是最核心的权力动机。这些欲望幻想吸引了数百万极端正常的男人，助长色情产业不断扩展，致使许多女性与儿童受到凌虐，那不只是影片情节，而是真实发生。
心理上的支配
高压手段要能成功控制他人，基本做法就是系统性地重复施加心理伤害，技巧性地分阶段解除受害者的权益和人际连结。
使他人成为奴隶的许多手段，彼此间有明显的一致性。世界各个角落的人质、政治犯、集中营幸存者如此描述，即可印证其中不可思议的同质性。国际特赦组织于一九七三年收集了来自世界各个不同文化区域之政治囚犯的证词，并印制成“高压统治表”（chart of coercion），详尽描述这些手段。在专制政治体系中，我们有时能够循线找出这些高压手段的散布过程，比如从某个秘密警察组织或恐怖团体向外流传。
在妓院、色情行业和家庭中，施暴者也是用同样的手段让女人屈服。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皮条客和色情业者有时会互换心得，讨论如何使用这些高压手段，系统化地使用高压技巧逼良为娼，称之为“调教训练”（seasoning）。就连在家庭环境中，施暴者既不属于任何大型犯罪组织，也不曾受过此类技巧的正式训练，却能不断自己应用创新。心理学家渥克研究受虐妇女时，观察施虐者所使用的高压技巧，“虽然每个人皆有独特之处，但仍有惊人的相似性。”
高压手段要能成功控制他人，基本做法就是系统性地重复施加心理伤害，技巧性地分阶段解除受害者的权益和人际连结。心理控制就是专门用来灌输恐怖和无助感，摧毁受害者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感。
虽然暴力是造成恐惧的普遍方法，但加害者不会经常使用暴力，而是当成最后的法宝。要让受害者持续生活在恐惧状态中，不需要常常祭出暴力手段。比起真的诉诸暴力，杀人或重伤害的威胁还比较常见。而且，威胁伤害其他人，效果不下于直接威胁受害者。受虐女性在报告中提到，施虐者总是威胁说，胆敢逃走的话，就要杀害她们的小孩、父母或任何提供庇护的朋友。
缘由不明、无预警的暴力相向与反复无常地立下琐碎规定，都会增加恐惧感。这些技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是全能的上帝，反抗是无用的；想要活下去，就得求取加害者的宽大垂怜，所以她得绝对顺从。加害者的目的就要在受害者心里植入死亡的恐惧，还要令她深信，自己还活著全要感谢他。家庭或政治的受难者常常提到，当时以为自己会被杀害，却在最后一刻被赦免了。经历多次这种死里逃生的戏码后，受害者反而吊诡地开始视加害者为救世主。
除了制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自主性。
除了制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自主性。为了达成这目标，他会仔细检查和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与生理功能。他会监视受害者，看她吃什么，何时睡觉、上厕所，都穿什么衣服。食物、睡眠和行动受到剥夺，如此的控制手段，会导致受害者身体羸弱不堪。但就算受害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尚能满足，身体自主性被侵害，等于是羞辱她，令她欲振乏力。政治犯爱琳娜．拉图辛史卡亚如此描述加害者使用的方法： 人从婴儿期就被反复教导的行为常规，受到蓄意且有系统的破坏。喜欢干净应该很正常吧……你却在这儿感染疥疮和皮癣，住的地方污秽不堪、闻到的是馊水桶的恶臭。然后你会开始后悔当初为何要犯下轻罪！女人应会比较害羞吧？那更有理由在搜查时把她们脱光光……正常人对粗暴行为和谎言很反感吧？两者你都会遇上一堆，得用尽所有精神气力才能努力记住……另一个真实世界……只有发挥最大的意志力，才能保存你之前所拥有、正常尺度的价值观。
在邪教团体中，成员的饮食与服装有严格的戒律，还会被疲劳轰炸，不断质问是否有破戒。同样地，性和家庭囚犯经常描述，自己不断地遭到巨细靡遗的盘问，以致睡眠遭长期剥夺，衣著、外表、体重和饮食也受到严密监控。几乎对所有的女性囚犯（无论是政治的或家庭的）而言，身体受到控制也包括性威胁与侵犯。有位受虐妇女描述她的婚姻强暴经验：“那是个很残暴的婚姻。他非常大男人主义，他觉得我和孩子都归他所有，意即我是他的财产。在我们刚结婚的最初三个星期，他就告诉我要尊他如上帝，他的话就是圣旨。他想做爱就一定要做，反正我的意愿不重要。有一次……我不想做爱，为此我们吵翻天。他怒气冲天，我居然敢拒绝。我不断反抗和恳求，但他说我是他的妻子，所以无权拒绝他。当时我们在床上，因此他能够用身体压住我，他的体型比我大得多，将我压得动弹不得，就这样强暴了我。”
一旦加害者成功建立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模式，就会成为受害者恐惧和羞辱的源头，却也是慰藉的来源。有饭吃、能洗澡、听到一点亲切的话，或其他一些人类基本生活品质的小小满足，对长期被剥夺需求的人来说，变得有强大的吸引力。加害者也会进一步给予毒品或酒精等上瘾物，让受害者更无反抗能力。透过这种喜怒无常的小恩小惠，就能破坏受害者的抵抗意志，效果远比不断剥夺和恐吓大得多。派翠西亚．赫斯特曾被恐怖分子抓去当人质，被监禁时，她因为顺从而得到奖赏，生活品质小小改善：“我开始同情他们的理念与作为，因此愈来愈常被放出衣柜外。有时他们会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当他们在开会或有读书会时，偶尔会让我蒙著眼坐著和他们一起待到很晚。晚上被锁在衣柜中时，他们允许我把眼罩拿掉，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一旦加害者成功建立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模式，就会成为受害者恐惧和羞辱的源头，却也是慰藉的来源。
有些政治犯会意识到这种高压控制手法，因此会特别保持警觉，以维持自主感。反抗方式之一，就是拒绝服从琐碎的要求或接受小惠。绝食抗议是最终极的反抗表达方式，囚犯抢在狱方的意志前自我剥夺最大的权益，以此宣示他的完整自我和自我控制权。心理学家乔尔．丁斯戴尔提到，有位纳粹集中营里的女性囚犯选择在犹太教赎罪日禁食，以证明关押者无法打败她。政治犯纳坦．夏仁斯基如此描述主动反抗的心理效果：“只要宣布开始绝食抗议，我就不再有绝望和无助的感觉，也纾解了心中的屈辱感，否则一直被迫忍受格别乌（KGB）特务的虐待……过去九个月来我以苦痛、悲愤打造的意志退下了，心中只有一股奇妙的轻松感。最终，我总算有效地保卫了自己和我的世界。”
加害者偶尔略施小惠以缚住受害者，这种技巧在家庭凌虐的环境发挥到极致。家中不会有为了防止逃跑的实体障碍，所以受害者受到一次暴力伤害就会想离开，不过却经常被说服而打消念头。不是因为受到更大的威胁，而是因为施暴者向她表达歉意、说自己多么爱她、承诺一定会改、唤起她的忠诚和怜悯。有段时间，两人的权力关系似乎逆转了，此时施暴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尽其所能赢回受害者的心。其实他占有欲的强度并未改变，只是表现方式有戏剧性的转变。他坚称自己的跋扈行为正好证明他是多么爱她和需要她，至少他自己相信是如此。甚且，他辩称他的命运完全操在她手上，她完全有能力终止家庭暴力，只要她能做得更多以证明她对他的爱。渥克观察到，这个“和解阶段”非常关键，受虐妇女很容易瓦解心防。有位最终成功逃离受虐关系的妇女，如此描述施虐者如何间歇施予小惠将她绑住：“那真的是不断轮回……最奇怪的是，在‘好日子’期间，我几乎不记得有过坏日子。仿佛有两个我在过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
然而，要达到完全支配，通常需要更多的方法配合。只要受害者仍保有其他人际关系，加害者的掌控力就会受到限制。就因为这个原因，加害者一般都会想方设法防止受害者从其他的管道取得任何资讯、物质上的帮助，或情感上的支持。政治犯的故事中充满这类情节。关押者企图防止他们与外界联系，并努力使他们相信，连最亲近的同志都已经忘记或背叛他们了。在家庭暴力的档案中，受害者都有提到，施暴者总是疑神疑鬼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包括跟踪、偷听、截取信件、截听电话等，如此即可将受虐妇女孤立限制在家中。施暴者还会不停指控受害者不贞，要求对方以行动证明她的忠实，像是放弃工作，放弃经济独立的收入来源，断绝与朋友、甚至与原生家庭的关系。
要摧毁情感依附，不只得将受害者与外界隔绝，还要一并破坏她的回忆画面，以免她想起与他人的连结。为达此目的，加害者通常会尽最大努力剥夺受害者各种有象征意义的物品。有位受虐女性谈到，为了断绝原本的依附关系，男友要她进行各种牺牲仪式：“他没有打我，却狂怒不止。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很喜欢我而在吃醋，但后来才发现那跟喜不喜欢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很不一样的。他提了一大堆问题，比如认识他之前和谁一起约会过，还要我从家里拿出一大叠信件和照片，要我站在路上排水沟口前，然后他站在我前面下令，我得一件一件地往排水沟里丢，当然是先撕碎再丢。”
在这种关系的最初阶段，受害女性还能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性让步。许多受虐女性都提到自己做过这些不情不愿的牺牲，然后以缓慢不易察觉的方式腐蚀自己与他人的连结。她们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步步踏入陷阱中。
在这种关系的最初阶段，受害女性还能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性让步。许多受虐女性都提到自己做过这些不情不愿的牺牲，然后以缓慢不易察觉的方式腐蚀自己与他人的连结。她们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一步步踏入陷阱中。琳达．拉芙蕾丝是一位受压迫的妓女，也是色情影片的演员，她描述了自己如何逐渐落入皮条客的圈套中，对方一开始即说服她断绝与父母的关系：“我跟他跑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鬼迷心窍……没有人押著我做什么，当时还没有。每件事都是温和而渐进地，一小步，然后再一小步……它从非常细微的地方开始，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它的模式。”
最为熟知此种控制手段、也知道反抗策略为何的，莫过于良心犯了。他们普遍都知道，被孤立最危险，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更要保持与外界保持联系，绝无所谓小小让步的可能。关押者紧迫盯人，定要破坏受害者的人际网络，后者也毫不松懈地想尽办法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刻意练习，在心中唤起关爱的人之影像，以保存与外界的连结感。他们也努力保留物品以象征自己的忠诚，冒著生命危险保存一枚结婚戒指、一封信、一张照片，或其他有情感意义的小纪念品。对外人而言，这种冒险是英雄行径也是愚蠢作为，其实背后有极端务实的理由。在长期隔离的情况下，囚犯需要这种“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以保持自己与亲友的连结感。他们深刻了解，若失去这些情感的象征物，也将失去自己。
受害者被隔离时，会变得愈来愈依赖加害者，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求得温饱，还为了取得讯息，甚或情感上的支撑力量。她愈是害怕，就愈会忍不住紧抓唯一可得的关系：与加害者的关系。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人际连结，她会试著寻找关押者较有人性的一面。无可避免地，由于缺乏任何其他观点，受害者将逐渐开始用加害者的角度看世界。赫斯特如此描述她与绑匪的相处情况，她原以为可以感化、智取他们，但不久之后，被同化的人却是她： 随著时间流逝，虽然我几乎察觉不出来，但他们却完全改变了我，或者说几乎完全改变了我。我就像个战俘，一直蒙著眼关在衣柜中两个月，他们老是用共生解放军（SLA）那一套解释所有事，包括人生、政治、经济、社会现况和近来大事，不断密集地轰炸著我。每当我被放出衣柜，都想故作幽默地模仿他们老掉牙的口吻和说法，虽然我本身不相信那些鬼话。然后……一阵麻木感向我袭来。日复一日生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为了让自己神智清醒且心态平衡，我已学会表现得非常机械化，像个好士兵，做好吩咐我的事并搁置内心的怀疑……他们认知的事实全然不同于从前我所知道的，而现在，他们的事实却变成我的事实。
良心犯得唤起所有内在资源，才能避免对关押者发展出情感上的依赖，但缺乏足够准备、政治信仰和道德感支持的人，就很容易发展出某种程度的依赖。 良心犯都很清楚，和关押他们的人建立起一般的人际关系是很危险的事。在所有被关押者中，良心犯是最有准备的一群，能挺住监禁所带来之腐蚀性心理影响。他们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对可能遭遇的危险了然于胸，对自己的理念有清楚的认知，对同志也有强烈的信心。然而，即使有如此高度的自觉与动机，他们也警觉到，对关押者发展出情感依赖的风险依旧存在。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与敌人建立任何关系，连最表面的社交关系也不要。夏仁斯基描述他如何感到有股力量将他拉往关押者那一边：“我开始发现，在所有人性层面上，我和那些格别乌的爪牙都是一样的。虽然这再自然不过，但也是很危险的事，愈来愈觉得与他们有共同的人性，我离投降的第一步就愈来愈近。假如我与外在接触的唯一对象就是审讯者，我就会慢慢依赖他们，各方面寻求他们的认同。”
良心犯得唤起所有内在资源，才能避免对关押者发展出情感上的依赖，但缺乏足够准备、政治信仰和道德感支持的人，就很容易发展出某种程度的依赖。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经常发生依附关系，绝非例外。长期遭到监禁、一直面临死亡的恐惧、与外在世界隔绝，这个状态确实会引发受害者对关押者产生认同连结。有一些人质被释放后，甚至会为加害者的动机辩护、去监狱探望他们，以及募款为他们打官司。
在受虐女性和施虐者之间发展出情感连结的情况，虽然与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类似，却有一些独具的特质，那是基于家庭暴力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特殊的依附关系。人质被囚禁的过程都是事发突然，她一开始对绑架者毫无所知，或只是视绑架者为敌人。但在监禁期间，人质逐渐丧失之前的信念体系，到后来开始对绑架者产生移情作用，并用绑架者的观点看世界。相对地，在家暴环境中，受害者是在对方的求爱下逐渐陷入无形的牢笼。类似的情况也发生邪教团体中，他们透过“以爱轰炸”（love-bombing）的技巧吸收信徒。
那些与施暴者涉入情爱关系的女性，起初会将对方的占有欲解释为热烈爱情的表现。施暴者对她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感到强烈的兴趣，起初会让她觉得受宠若惊以及安心。对方掌控欲愈来愈强时，她也大事化小，或为他的行为找借口，不只因为怕他，也因为在乎他。为了避免产生如人质般的情感依赖，她必须对自己的处境有新而独立的看法，以积极抵抗施暴者的信念体系。她不只要避免对施暴者产生同情心，也要克制自己已产生的感情。她一定得这么做，纵使施暴者用任何充满说服力的说词要求她，只要再牺牲一次、再一次证明她爱他，就会终止暴力并拯救两人的关系。若能保全关系，大部分女性就会感到自豪而且有自尊，因此施暴者通常能够利用受害者最珍视的价值观让她自投罗网。为何受虐妇女每次试图逃离施暴者后，通常会被说服而再回来，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彻底投降
恐吓、间歇施予小惠、隔离、迫使产生依赖，这些方法能成功地培养屈服而顺从的囚犯，但要想达到最后阶段，在心理上完全控制受害者，就要迫使她违反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背叛她的基本人际网络。在心理上，这是所有高压技巧中最具杀伤力的，如此一来，受害者会开始厌恶自己。到了这一步，被监禁的受害者一旦成为共犯开始牺牲他人，就等同于彻底“崩溃”（broken）了。
在家庭暴力中，违反道德原则的行为通常包括性凌虐。许多受虐妇女提到曾被迫进行一些感到不道德或恶心的性行为；还有些女性被迫说谎、掩护伴侣的诈欺行为，甚至被迫参与非法活动。至于违反人际关系的行为，通常包括牺牲孩子的权益；会殴打妻子的男人也很可能会虐待小孩。有许多妇女不敢为自己反抗，却勇于保护孩子，但仍有很多妇女受到严厉恐吓，就算亲眼见到孩子遭受残忍对待，也无能制止。有些妇女不只压抑自己的内在疑虑和反对，甚至哄劝孩子也要顺从，或处罚抗议的孩子。再次强调，背叛模式显然开始于小小让步，最终却发展成完全缄默，看到孩子被以最粗暴的方式的对待身体或性虐待，也不作声。到这个地步，受虐妇女已完全失去反抗意志。
有些受到政治迫害而遭监禁和酷刑的幸存者也提过，所爱之人被凌虐时，自己只能被迫在旁无助地目睹一切发生。埃利．维瑟尔待过奥许维兹—比克瑙灭绝营，是纳粹暴政的幸存者。他记录下自己和父亲熬过非人磨难的经过，当中全靠挚爱与忠诚。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两人为了能够在一起而无视危险的存在，也不知有多少时光，两人相濡以沫、共度难关。然而，在他心中盘桓不去的影像，是某些感觉到背叛父亲的时刻：“（警卫）开始用铁条打他，一开始我父亲被打得跪倒在地，然后像断成两截一般，就如干枯的树被闪电劈中，随即趴倒不起。我目睹整个过程，却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也不敢出声。事实上，我正想著如何躲得远一点，免得下一个挨打的是我。更有甚者，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怒，并不是对（警卫），而是对我父亲。我生他的气，因为他竟然不知道如何避免激怒警卫。就是集中营的生活让我变成这样。”
从务实的角度想，有人会认为，在这种时候这个儿子不管做什么都帮不了父亲，事实上，任何企图支援父亲的举动，都可能增加两人的危险。但这样的说法一点也无法安慰这位受害者，他仍因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极度羞愧。义愤填膺的感觉也挽回不了他的尊严，他已慑服于敌人的淫威，只好将愤恨指向所爱的人。那种羞辱和被打败的感觉，不只是他没有替父亲求情，也因为察觉到内在灵魂已被关押者所夺取掌握。
就连那些成功反抗的囚犯也理解到，处于极端的胁迫下，任何人都可能“崩溃”。
就连那些成功反抗的囚犯也理解到，处于极端的胁迫下，任何人都可能“崩溃”。他们通常将此过程分为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受害者放弃她的内在自主性、世界观、道德原则，或为了求生存而断绝与他人的关系，也因此关闭所有感觉、思考、进取心和判断能力。精神科医师亨利．克里斯托治疗过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将这个阶段称为“机器人化”（robotization）。经历过这个心理阶段的囚犯，通常会形容自己正退化到非人的生命形式。拉芙蕾丝也证实，被迫卖淫和拍摄成人影片的过程中，自己一步步向下沉沦：“一开始，我确定上帝会帮助我逃走。但随著时间过去，我的信心动摇了，变得愈来愈害怕，害怕每一件事。就连想要逃脱的念头都会令我恐惧。他们用各种方式贬低我，剥夺我一切尊严。我退化成动物，再退化成植物。我开始丧失力量，一心只求活著就好。我告诉自己，撑过一切，活到明天，就算是一种胜利了。”出版商兼作家雅可布．提默曼也描写过类似的沉沦经验，他因政治异议被囚禁、遭受酷刑虐待：“我无法传达出那种痛苦的强度，但可以提供一些忠告给那些将来可能会受酷刑虐待的人……在被软禁的一年半里，若没有被拷打和关禁闭，我就会花很多工夫思考我的态度，我直觉地意识到，自己逐渐产生一种全然放弃的态度……我觉得自己渐渐变成植物，失去所有合理的情绪与感知，不再感到害怕、怨恨，也不想复仇。反正它们都派不上用场，只是徒然浪费精力。”
这种心理沉沦状态是可以逆转的。受害者经常提到，在被囚禁的过程中，屈服和积极反抗这两种状态会互相交替。但到了第二阶段就不可逆了，受害者一旦丧失求生意志，就完全崩溃了。这和带有自杀倾向不同；被囚禁的人总是带著自杀幻想生活，有时自杀企图和一般的求生意志并非彼此冲突。事实上，依照提默曼的描述，在这种极端状况下，一心求死反而成为反抗和骄傲的象征。他说：“一想到自杀，等于是每日生活多了新想法，可与环绕在身边的暴力分庭抗礼……感觉就像我与狱卒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自杀是主动态势，维护了内在的自我掌控感。以绝食抗议为例，被关押者一心求死，以突显自己的反抗精神。
一旦丧失求生意志，受害者就会走到最后一个阶段，提默曼称为陷入“全然被动的态度”。人到了这种情况就必死无疑，纳粹灭绝营的幸存者管它叫“慕死者”（musulmann）
相对地，一旦丧失求生意志，受害者就会走到最后一个阶段，提默曼称为陷入“全然被动的态度”。人到了这种情况就必死无疑，纳粹灭绝营的幸存者管它叫“慕死者”（musulmann）。自我放弃至此的囚犯，不再有动机寻找食物或穿衣御寒，也不会想办法避免挨打，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极端处境的幸存者通常会记得有个转捩点，在当下觉得被引诱走向这道毁灭之门，却及时主动做了抉择，要为生存而奋斗。赫斯特如此描述遭囚禁期间出现的转捩时刻： 这样被关著，我愈来愈虚弱。此时，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快要死了。我能感觉到有一道门槛横在眼前，跨过去就回不来，我想自己就在垂死的边缘。我的身体已经枯竭，精力尽失；就算此时放我自由离去，我也站不起来……我好累、好累，最想做的就是倒下来睡觉。但我知道那很危险，必死无疑，就像迷失在北极冰雪中，只要低下头打个诱人的小盹，就再也不会醒过来了。突然间，我回过神来警觉到这一切。我能看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好像从我的身体外看著自己……衣柜中正进行一场无声的战役，而我的意志赢了。我想得透彻又明白，决定不要死，至少不要自愿去死。为了活下去，我得拿出力气克服所有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