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史学家和高层政治曾有过亲密联系。《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两次大战前后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和肯尼迪的亲密至今被视作某种学界介入政治的“典范”；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以历史学者身份踏入政界，97岁高龄的他至今笔耕不辍，在2022年仍然出版了一本“20世纪领袖们”的传记作品。
历史在东西方传统政治精英教育中的崇高地位并非偶然：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的名篇《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对其中的逻辑做了最为经典的阐述：“以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为类比，推断当下和未来的可能性，是人类思维固有的、也许是最为强大的工具。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方法。”肩负执政之责的精英，为其提供政策建议的“智库”，会更加系统和有意识的应用历史方法来为面临的困境提供启发，是最为自然不过之事。这种对叙事历史学之“实效”的强调，近年来以“应用历史学”（Applied History）的名义在西方学界获得愈来愈多的重视。
与之相伴的，自然是对历史学的“滥用”同样经久不衰的警告。经受训练的历史从业者常常强调，以隐喻、类比的方式去提点历史智慧，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风险。每一场战争、每一个政治事件在严格意义上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这意味着任何“历史经验教训”——事情发生的机制和逻辑——都无法不加检讨地应用在当下和未来的场景中。所有比喻都是片面和不完整的，是值得怀疑的“数据点”。每个当下的事件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许多不同的历史先例，而这些先例所提供的“教训”完全可能互相矛盾。
这意味着，我们的“民间历史学家”们，不管它们是决策者还是评论者，都可以在自己想看到的历史中找到符合自己看法和主张的“事实”来肯定自己的立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带来启迪，不如说成了合理化先前判断的工具。另一方面，就算排除彼此矛盾的“先例”不谈，“历史”毕竟是发生在过去的、已经完成了的“封闭”事实，它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无法覆盖全新技术和社会条件下的事态发展——历史学研究本身就揭示了不少这种未知带来的误判和损失。
迁延已逾一年的乌克兰战争毫无缓和迹象。它的起源、走向、可能为未来提供的教训，随着战事的进展不断激起各方的兴趣与辩论。在试图参透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战争的努力中，诉诸历史的诱惑和渴望变得无可拒绝，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是辩论和宣传中最常被援引的比喻和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