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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中国多地爆发示威活动后，一批抗议者被拘。这重燃了长期困扰被拘者亲友间的争议——是该发声还是保持低调。
给这困境雪上加霜的是，中国政府对异见人士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而一批初涉世事的活动人士几乎没有与警方打交道的经验。
去年11月27日，一群好友参加了北京的一场集会，随后其中几名女性被带走。她们的一些朋友认为，要想被拘者获释，公众的关注至关重要。然而，其中一些被拘女性的家人更倾向于保持沉默，他们担心一旦公开发声，被拘者会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
中国政府通常不会公布有关异见人士被拘的资讯，这意味著只有活动人士、律师或被拘者的亲友公布这些资讯，外界才会知道。在当局紧盯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的环境下，公开发声的这一重担——及其后果——越来越多地落到了亲属和朋友身上。
上述被拘女性的朋友称，她们对参加活动的后果毫无准备；当晚中国各地爆发了多起反对新冠防疫措施的抗议活动。现在，她们同样缺乏经验的朋友们正努力快速摸索出最好的方法，来救援这些仍被拘押的人。
这些朋友在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等中国审查机构无法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有关拘押的资讯。他们从海外的行动者、学生和学者那里争取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在这些人士的助推下，一些被拘抗议者在美国和英国的母校也站出来，呼吁释放她们。他们还创作了有关这些被拘女性的插画，并在纽约、东京等地的公共活动中展示。
这些人正在从零开始学习一切，他们没能从资深活动人士那里继承到经验，后者当中的许多人在过去十年里被迫流亡或保持沉默。
一些有经验的异见者表示，过去，非政府组织会培训活动人士如何为可能的被拘情况做准备，建议他们提前与家人谈论这种可能性。一旦他们被拘，同伴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可能会与其家人交谈，鼓励他们发声。
一位中国妇女权利活动人士说，“我感到非常愧疚。”她说，她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这限制了她与外界的互动。她表示，“我不仅没能把自己作为行动者的经验传授给这些年轻人，也没能分享任何关于被拘时该如何应对的经验。”
曹芷馨是因北京抗议活动而被拘的女性之一。在她的一些朋友被拘后，曹芷馨在一位律师的建议下录制了一段影片。她明确表示，如果自己也被拘，她希望名字被公布出来。在曹芷馨被带走后，这段影片被她的朋友公之于众，这一决定权因而不再在她家人手中。当局指控曹芷馨犯有“寻衅滋事罪”，根据中国法律，她可能因此面临长达10年的刑期。
人权组织以及许多活动人士和律师认为，公众的关注，包括来自媒体的关注，可能有助于让被拘者在狱中的日子好过一点，但他们表示，这些关注不太可能影响法律结果，如取保候审或量刑。
身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陆妙卿说，“发声不会使被拘者的处境变得更糟。”这一评估是基于被释放活动人士、陆妙卿和其他人的反馈得出，其中也包括去年11月抗议活动后在中国各地被拘的一些人，这些人对公众在他们失去自由时的支持表示感谢。
其他人则认为，关注并不总是有益的。一个担忧在于，有关部门可能会对异见人士的代理律师施压。一些活动人士说，在过去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中，有关部门有时会强迫被拘押者解雇自己请的律师，并指定由执法部门批准的代理律师。
另一个理由是，国际关注可能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如今中国有关部门经常声称境外势力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
在去年11月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及被拘抗议者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公民的权利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国公安部没有回复记者就本文提出的置评请求。
虽然被拘抗议者的家属往往对公众的关注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但其中一些身陷囹圄的活动人士的亲属还是选择了发声。
LGBT群体活动人士杨紫荆的母亲曾对《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讲述她女儿被拘的事情。杨紫荆在2022年11月27日参加了广州市的一个小型集会后，于去年12月份被拘，同样并被指控“寻衅滋事”。她于1月取保候审，但在获释后，记者无法联系到她和她的母亲。
女权活动人士郑楚然的丈夫危志立是一位劳工维权人士。在危志立于2019年被关押后，郑楚然致力于让人们了解到她丈夫的境况。危志立在一年后被处以缓刑，获释回家。2015年几位人权律被捕入狱后，他们的妻子也成了活动人士，努力使她们丈夫被捕的事留在公众视野中。那些律师在服刑结束后获释。
记者无法与这些因在北京抗议被拘的女性的家人交谈。据与这些家庭有联系的朋友说，公安人员警告过一些家庭成员，媒体报导可能会对这些女性的案件处理不利。
在曹芷馨和她参加了去年北京抗议活动的朋友中，至少有八人在2022年12月18日至2023年1月6日期间被拘。其中至少四人仍被拘押，包括曹芷馨本人。
与她们父母有联系的朋友说，其中一些父母担心公众的关注会使她们成为此次抗议活动的标志性人物。此次抗议活动在促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取消动态清零政策中发挥了作用。不过，朋友还是选择了将她们的名字公布出来。
其中一位被拘女性的朋友说：“不然，她们就真的消失了，除了亲近她们之外，没有人知道她们的故事。”这位朋友说：“我想这不是她们所希望的。”
根据中国法律，在公开调查期间，只有直系亲属可以为被拘者安排律师，除非被拘者在被带走之前指定了一名律师。曹芷馨和她的朋友都未婚，因此安排律师的权利在她们的父母手中。
去年北京抗议活动后被拘女性的一些朋友说，其中两名女性的父母不愿意请人权律师。这些朋友说，他们与这几位父母之间没有交流，担心会出现关于这两名女性情况的资讯真空。
此外，试图唤起公众对被拘者关注的朋友可能会面临报复。曹芷馨的两位朋友在协调被拘女性的家人、朋友和律师之间的沟通后被拘。
曹芷馨的男友说，在第八位朋友被带走后，他在1月初决定站出来。因为他人在美国，因此他认为自己相对更适合为这些女性发声。
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播客采访时称，“其他家人或者朋友没法站出来。”他说，“那么就让我来代表他们吧。”
围绕另一位被拘女性的风波则凸显出，关于谁有权代表被拘押者的利益，以及如何合乎伦理地代表他们的利益方面可能会出现争议。她因另一起抗议事件，在几个月前被拘。
这名女性在一个公共卫生间张贴了海报，上面的资讯与去年10月份北京四通桥公路立交桥上的两条横幅相呼应。这两条横幅谴责了习近平及其强硬的新冠动态清零政策。直到身在美国的中国活动人士杨占青于上周通过Twitter公布了她的情况后，这名女性被捕的消息才被公众所知。
据与她关系较近的人称，她的家人当时说不想受到更多的关注。与这名被拘女性关系密切的一位人士也称，她不想被媒体报导。杨占青说，这名女性的一些朋友授权他公开这些资讯，认为她的案件是公共事件，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有权为她发声。
第二天，一份由女权主义者运营的中文电邮简报发布了这名女性抗议者的人物特写报导，这引发了与她关系密切的人的批评，后者认为这种做法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该简报对其发布报导的决定不予置评。
英文原文：In China, Protesters’ Detentions Bring Up Dilemma for Their Loved 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