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英雁，自由撰稿人，关注海巡执法、国防军事、历史研究）
“没有家的时候，才想回家。”
2023年2月，迷走工作坊改编自同名桌游的《台北大空袭》终于上市。游戏预告片里这段短短的话，道尽了战乱时的无助。游戏女主角清子在弹雨火海里逃亡的恐惧，也让玩家体会台湾各地“神明排除炸弹”传说的时代背景。
的确，这些劫后余生的神迹，曾经补足戒严历史教育的空白，维系二战美军空袭的集体记忆免于散佚，也传承了敬天谢神的真情。但它们毕竟是加工过的口传文学，常有夸张、变造、删改事实的缺憾。当资讯发达、史料愈来愈容易取得，再怎么疗愈人心的神明排除炸弹传说，也免不了要面对终极的难题：
以它们来认识二战美军空袭史，还适合吗？
幸存者偏误、德州神枪手谬误，可能妨碍理解事件
幸存者偏误提醒世人：具有信仰的生还者通常相信自己依靠神灵庇祐得救；但罹难者里可能同样有虔诚的信徒，却因已经死亡而不能出面证明“无效”。
哲学上的幸存者偏误（survivorship bias，或译生存者偏差），可能是用民间神迹认识历史的第一个问题。西元前五世纪，古希腊诗人迪亚哥拉斯（Diagoras of Melos）就曾提出质疑。当某宗教信徒向他展示一幅画像，描述一些船员向神祈祷、而在暴风雨后幸免于难的情景，后者只反问：“那些同样向神祷告却沉在海里的船员，他们画像又在哪里呢？”
幸存者偏误提醒世人：具有信仰的生还者通常相信自己依靠神灵庇祐得救，并以自身见证强调真实性。但罹难者里可能同样有虔诚的信徒，却因已经死亡而不能出面证明“无效”。举例而言，同为天主教堂，屏东万峦万金圣母堂在二战空袭里幸免于难，台北蓬莱町大圣堂（大稻埕天主堂）却被炸坍，徒留半壁残迹与“万有真原”匾额；如果以“前者比后者更虔诚”来解释两者命运的差别，既不合理，也不厚道。
此外，这些幸免于难的案例通常是例外（统计上的离群值）而非通则，却因为“黑天鹅效应”反而受到宣传，比如1945年2月20日美军B-25机群空袭屏东万丹，其中一枚炸弹在鼎昌大营附近落下，弹跳飞越街道，撞进某黄姓人家防空洞爆炸，造成一家七口惨重伤亡；另一枚炸弹击中诿和商店附近，也在街上弹跳100多公尺，撞进保正李同益的谷糠间幸运未爆，从此留下“妈祖救苍生”美谈。尽管美军500磅航空炸弹碰炸引信多半能正常起爆、生者与死者确实都信仰妈祖，讲述神迹的人却通常不会提及这些事实，只会以“妈祖显圣”来解读这起个案。
由此可知，“平时是否敬拜神明／神灵”跟“能否在轰炸里生还”两者，连在统计的相关性上都很难有显著结果（可能关系薄弱，或没有关系），就更难证明因果关联了。它们与老烟枪的“我抽烟一辈子也是活到这么老”谬论类似（实际上有更多人因为抽烟而早逝）。神迹见证者的信念再怎么可贵，也不能武断的用少数轶事反映整体现象。
以民间神迹认识历史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德州神枪手谬误（Texas sharpshooter fallacy），亦即“先射箭再画靶”。神迹的讲述者常把某地灾情较轻认为是“当地有神明坐镇”。其实这是在大量数据里把对于特定、少数的集群独立出来，先认定它们是独特的，再设法拼凑任何能沾到边的有利解释（在此是神力），让它们看似有显著性的统计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