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蓉，台湾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艺术与造形设计学系副教授）
2022年初俄乌之战爆发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战争文物疏散计划数次成为立法院焦点，故宫在8月初举行实地避难演练，又刚巧与中国军演的时间重叠，一时之间颇受瞩目。
8月10日，中国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重申“愿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有关故宫战时文物处置的话题热度，因此持续燃烧。
回顾历史，每一次有关故宫文物可能“出门”的传闻总能挑起两极观点，事实上，故宫文物虽已是累积可观哩程数的资深旅客，却从来没有一次是在朝野上下均有共识的情况中上路的。
918事件爆发，故宫文物1933年首南迁
“为什么⋯⋯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著，随时卖出铜钱来。”
1924年溥仪出宫，为防溥仪回马复辟或野心人士占地为王，“清室善后委员会”迅速接管清点财产，并于翌年设置故宫博物院，由临时董事会“保管院产，监察全院进行事项”。首任董事中既有军阀大将（张学良、鹿钟麟、卢永祥），也有民国大儒（吴稚晖、蔡元培、于右任），表面上人才济济，本质上大抵是一种相互牵制的机制。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故宫才正式直隶于国民政府，由37人理事会“监督物品之保管与处分”。
1931年918事变后，日军兵临城下，情势日益险恶，于是由理事会呈报政府核准文物南迁，馆方还特地延聘古玩商人专职包装，馆员一方面偷师学习，一方面选件编号。但北平部份市民激愤抗议，咸认南迁影响士气，政府弃人保物，恐失民心。社会贤达如胡适等也明言反对，主张日本基于国际观感，必不会贸然毁损珍宝或据为己有，且文物性质脆弱，数量庞大，途中风险更高。鲁迅对于移往上海之议更是嗤之以鼻，数度撰文嘲讽国府有变卖文物或投靠外人之嫌，“为什么⋯⋯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著，随时卖出铜钱来”；“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
考虑到馆员频频接获匿名恫吓及死亡威胁，为免多生事端，馆方只好摸黑夜间装车，由张学良派来的军警荷枪实弹护卫，一路将总计19,557箱故宫、颐和园及国子监的文物送出北京。先至上海，后到南京，随著战事吃紧，又转往贵州及四川的重庆、峨嵋、乐山等四处。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年代押运一万多口大箱辗转播迁，仅以“文化一亡，便永无复国之望”的信念支撑，此中辛酸实不足为外人道。
当然，后人无从证实国宝假如滞留前线是否一定遇劫，不过没有撤退到大后方的北京猿人头骨，原以为存放于美国资助的北京协和医院可受庇护，却仍在1941年兵荒马乱中离奇失踪，迄今下落不明。
国共内战，黄金与故宫文物运迁来台
与国库运金同步进行的另一条线则是故宫文物迁台，此时故宫理事多为内阁高官或学术人士，其中杭立武、傅斯年等一致赞成，持留守意见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独木难支大局，勉予同意。
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颓势已现，时任总统的蒋介石开始谋画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运台一事。因海关总署一直延续由外人主理的清末传统，中共渗透较少，当局判断以其船只运送财货较易保密，最为妥当，于是选定载货量大的“海星号”缉私舰执行任务。1949年1月，海关又两度受托搬运黄金，完成关键转移，之后因“海星号”船员拒绝再为国府出勤，零星运输才交由海军代理。
与国库运金同步进行的另一条线则是故宫文物迁台，此时故宫理事多为内阁高官或学术人士，其中杭立武、傅斯年等一致赞成，持留守意见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独木难支大局，勉予同意。由于理事中有数人兼理其他组织事宜，遂决议将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及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文物等一并择优装箱迁运。不过故宫院长马衡不愿配合，下令关闭北京故宫对外通道，致使北京本院典藏无法及时运出，最终只有三批精品自南京起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