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间前进到2022年，但方向似乎是反的。不少人类社会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赢得的成就与进步，此刻正被粗暴地抹去。其中一个失守的战场，就是女性的身体。随著1960年代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女权主义运动，正当我们敢于相信一切都在好起来，却又要直面对于全球各地无处不在的身体暴力与心理暴力。
对不少困在父权国家中的女性而言，通过留学、工作、婚姻或投资等等方式，将肉身迁徙到传说中更自由开放的世界中去，曾经是黑暗中的一丝亮光。但不管去到哪里，我们还是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仍在天罗地网中。对于女体的控制是双重的，一方面，女体仍在被严重物化、性化，是性暴力频发的“现场”；同时，女体仍被化约为生产工具，从家庭组织到国家机器甚至私有机构都忙不迭地监控女人的卵巢、子宫和阴道。
女性主义运动常常能够引发广泛的参与，部份就是因为无论身处社会等级的哪个角落，女性都摆脱不了父权社会对于我们身体的管控，这种痛苦的共同经历使得大家愿意称自己为一个集体的或大写的“女性”。本文讲述的是一个这样女性的真实故事，故事中的她穿梭于中美两国多个城市之间，试图在亲密关系、自己与伴侣的原生家庭以及多元社会中找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她的身分、过往与未来，她的伴侣、亲人和朋友，也许是独特的，是专属于她的；但她的挣扎、痛苦和决绝却是女性共有的，是那个集体的或大写的“女性”所共有的。
一切似乎从那个关于冻卵的决定开始，抑或早就上演了许多年⋯⋯
我有个朋友叫机玄鱼，平日里，大家都唤她作鱼仔。这是她的故事。
“刚才我介绍了胚胎冷冻的流程，你们有什么疑问吗？”视讯会议的介面里，金发碧眼的凯伦医生眯着黑眼圈倚在屏幕前问。
鱼仔快速扫了眼另一个参与会议的窗口，那是她的婚姻伴侣迦牟。这一刻，迦牟已经将自己静音，他的眼神移去一侧，快速敲着键盘，应该是把注意力放回他的论文上。
“我们想了解基因对胚胎的影响，”鱼仔说。
“你们两边有什么家族病吗？”
“没有。”
“那无须担心。可以先做一个基因检测，看双方是否携带共同致病基因——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有1％。”
“嗯，我还想问，如果检测出来基因不好，我们可以找捐精者来完成这个流程吗？”
听到这个问题，凯伦好像张大了翠色眼睛，但她很快从容道：“若结果真的不好，我们再讨论捐精的方案。不过相信我，概率真的是极低的……”
“明白了，谢谢医生！”鱼仔害羞地笑。
联盟
今年是迦牟的本命年，鱼仔也已三十三。若近期无生育打算，未来又想要小孩，在鱼仔三十五岁卵子质量下降前，冻卵是一个保险方案。
一般有伴侣的女性会直接冷冻胚胎，即将从夫妻体内分别取出卵子、精子，然后在培养皿里将其合成受精卵，最后冷冻这些受精卵。冷冻胚胎比单冻卵子安全：卵子在解冻过程中会有损耗，可能还未能够与精子结合就被浪费了。
鱼仔不着急做妈妈。最近遇上转行契机，她需要再努力尝试一次。但她期待未来拥有一段亲子关系。
“通个电话吗？”手机上是鱼妈在询问。
“要聊什么？”鱼仔很警惕。
鱼仔曾经很爱与父母通话，但自适婚年龄起，这些沟通变得令人窒息，内容无非是从催找男友到催婚再到催娃。尤其在鱼仔临近三十岁那段时期，鱼妈频繁以念女儿未嫁彻夜难眠的说辞作开头，不断袭击。那几年鱼仔的脑子一直被“结婚”击打，严重时每听到这个词就头晕、想哭。她甚至怀疑母亲来电就是为了宣泄焦虑，成功让自己难受了，就心满意足地挂电话睡去。鱼仔怀疑母亲的期待只是转嫁压力的借口，她无须再遵循。
还是接了语音电话。尽管之前已辩论过数次，但鱼妈功力又涨，不等鱼仔开口，径直背诵赶紧生娃几大论点。
“我准备去冻卵了，”鱼仔打断她。
“为什么冻卵？！直接生吧。一冻就更有借口不生了。”
“我是对自己负责。我有事，先不聊了。”鱼仔及时退出。
母亲的催促有另一层推力。迦牟的妈妈盼望释家添丁，碍于面子不好与儿子提，就示意鱼妈让鱼仔去做儿子的思想工作。
两位妈妈的联盟让鱼仔烦恼，甚至愤怒，凭什么默认就只该女人操心这个？果然，隔天鱼仔收到牟妈的信息：“孩子，我不干预你俩的人生，但从女人的角度不得不考虑生育年龄。我们能否谈谈明年生娃的事，咱先不冷冻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