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期又一次成为关注的中心。但这一次，不是因为它引以为傲的“现代化”或“精准防疫”，而是源于面对变种病毒在坚持“清零”政策下的溃败。打开中文社交媒体，上海的声音呼天抢地、扑面而来，却又像是在真空中呐喊，不被听到，更没有任何改变。
本期小端夜聊，我们去寻找、倾听这些来自上海的呐喊，打破时空的限制，用听觉与他们建立连结，去看到被政治化的防疫政策下，被漠视的个体挣扎。透过共情他们的遭遇，我们也进一步追问：相似的悲剧为何在这几年中一再上演？中国的防疫政策暴露了怎样的体制问题？生活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人们还要为“大局”牺牲多少？
活动时间： 4月18日（周一）
主持： Iris，端传媒中国组记者； Enya，端传媒评论组编辑
分享者： 弗罗多，上海居民，3月12日起隔离至今； 袁老师，上海居民，经历家人无法就医的遭遇； 五桶泡面，阳性患者，现居住在方舱医院
Enya：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端的会员专属线上活动：来自上海的呐喊。本次活动也开放给了报名成功的上海居民。顾名思义，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上海的疫情，也请了几位现在人在上海的市民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现在的处境跟经历。这段时间大家一打开朋友圈就有各种碎片的信息，求助或者讲述自己不幸的故事都会在网上大批涌现，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故事不仅能够传递到中国大陆各个城市，还能让香港、台湾或者其他地方的听众感受到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
Iris：我是另一个主持人Iris。我是端的记者，主要做中国大陆的报道。
Enya：我们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上海疫情：在大概今年二月底时，从华亭宾馆隔离点开始出现，六天之后才发现源头并且进行控制。但这个时候病毒在上海已经进行了社区传播，在小学、超市以及一些大学的校区里都发生了多起社区聚集性疫情。从2月26号到4月17号，上海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大概是两万多例，在医院治疗的是一万九千多例，接近两万。在这些患者当中，重症患者大概是16例，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大概是超过30万例。
但这一次上海疫情其实是以次生灾害为主，因为次生灾害而不幸死亡的人数其实更多。之前我们端也发布了一篇上海一线抗疫医生的口述，里面也称因封控去世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的更多，这已经是医生的一个共识。那我相信在上海的市民也有深切感受。这一次的次生灾害，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断粮、就诊难的消息出现非常多。在上海这次疫情之前，中国防疫是以“高效流调”为基础的“精准防控模式”著称，但到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问为什么连上海都变成了这样。关于上海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的讨论里面，关于“共存”还是“躺平”的政策到底应如何决定，或是在上海封城中出现的粗暴跟不文明的现象要如何看待，反而成为了这次舆论的一个核心，也有不少人认为本次疫情也是中国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我们今晚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分享，大致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第一位是弗罗多，他是从3月12号开始被隔离的一位上海市民，主要分享自己被隔离的经验，我们也会请他讲述一下跟基层工作人员打交道的经验。
第二位是袁老师，他在这次疫情中有两位家人有病情上的需要，要去医院诊疗，但因为封控措施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及时去做，我们也会想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医情况沟通的困难，以及他在家照顾患者的一些经历等等。
第三位是五桶泡面，她是目前确诊为阳性、正在方舱进行隔离的一位患者。
非常感谢这三位今天能够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讲述这些故事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以及支持这样的讲述。在三位的倾述之后，我们也会开放麦克风给今天的听众，因为我们做前期调查时也看到很多读者或者听众也想要分享自己在疫情当中的经历，那我们也相信这个经历的累积和讲述是非常宝贵的。
Iris：这次活动之前我们也有讨论比较理想的分享者可能是怎么样的，曾经设想希望能有医护人员参与，但发现这样的分享者很难找，也非常理解大家对于安全的顾虑。所以参与本次活动的朋友们有来自上海的医护或有过一线防疫工作经历的，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分享。同时，我们也欢迎在吉林的朋友参与分享，因为无论媒体报道还是吉林本身被披露出来的情况，都像一个黑洞一样，所以很希望能够听到目前自己或家人生活在吉林的听众来做分享，也非常欢迎其他想要分享自己看法和经历的朋友。从我自己的感受上，无论是身在上海的人还是每天在关注上海疫情新闻的人，其实看到那些新闻和网络上的求助信息时，心情都很沉重或愤怒，我们也希望这一场分享除了大家的故事之外，也可以彼此取暖与慰借。
接下来我们先请我们的第一位分享者弗罗多开始好了。可以先请弗罗多大概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即在上海多久，目前处在的封控或隔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隔离在家超过一个月
弗罗多：大家好，我是弗罗多，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也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参与到这次的夜谈，和大家来做这次分享 。我算是新上海人，在上海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
Iris：我看到资料说你是3月12号开始隔离，其实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当时为什么那么早就开始隔离呢？
弗罗多：其实很戏剧化的一点是3月12日，我们小区内就不幸查出一位无症状感染者，确认时间是在3月12日的下午，当晚我们就被隔离起来了。
Iris：那你们小区整个封锁会划分区域吗？相应措施在这一个月当中有什么变化吗？
弗罗多：其实我们小区规模并没有非常大，所以没有划分非常明显的区域，但是封闭措施其实有一些调整，还蛮有趣的，可以分享给大家。3月12日有一例无症状，当时上海还没有浦西浦东分开封或整体封锁的措施，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以我们小区出现的无症状相对当时的上海疫情显得比较可怕，相应措施非常严格，用了一些铁板和栅栏把我们小区完全围绕得紧紧实实，这是一例无症状的情况。
后期一直到三月底又陆续出现一些无症状，那我们小区的封控持续了11天，到3月大概23号的时候，暂时并未发现阳性病例或无症状病例，所以我们小区的封控解除了。后面经历了浦西浦东分开封锁，以及现在上海封城的情况。我们小区目前反而没有封闭得那么严格，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小区的疫情在全上海已经不算严重了，只是拉起了警戒线；近期其实小区周围也没有封控了，但是人还不可以离开小区。
Iris：铁板和栅栏听起来有点夸张。那你还记得被封前一天或他们在安装铁板和栅栏的时候，你当时在做什么吗？
弗罗多：被封锁的当天下午我还在健身房，健完身吃完饭回家大概晚上七八点的样子，我听到楼下有些响动就试图去了解情况。刚开始封起来的时候并没有上铁板，但已经把小区封起来，只进不出。后来几天在小区内部，比如去倒垃圾的时候，发现小区外面有逐步上一些铁板。
Iris：那后来你在家的日常，每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弗罗多：我觉得也是分阶段吧，因为3月12日到3月底的话，全市很多地方都还可以自由活动，只有我们小区被封掉，所以我每天在家的日常都是尽量保持规律作息来应对工作日的工作。这段期间还可以点外卖，每天起来工作之后到大概11点左右就会点外卖，再下去拿、再上来，这样一个流程。后来四月份整体封控之后就没有办法订外卖了，只好自己做饭。这个时间会相对来说早一些，11点多就会开始一些食材的准备、想我今天吃什么。晚上的话可能看一些剧、看一些书、上网浏览一些信息，比如星期五六时可能会和朋友们一起进行一些桌游或麻将之类的线上游戏，还包括一些virtual drink。
Enya：刚刚你也说到3月12号至月底的时候，你还能靠外卖，但是从四月全面封控到现在主要是自己做饭吗？可能在上海很多的小区断粮断菜的情况还挺严重的，不知道你日常所需的物资是怎么获取的？你所居住的那个小区有没有物资的调度？这个调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弗罗多：3月12号在封小区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有陆续听到一些消息，比如说要进行静态封锁。实际上每天自己刷外卖软件也会看到开着的店会越来越少，所以在正式隔离之前我就有做一些物资上的储备，也会麻烦附近的朋友买一些方便食品带过来，同时自己也会买一些食物。当时得到的信息也只是4月1号封到4月5号，所以我们会依此做一些提前准备，但是也只准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物资，这个是最开始的阶段。
4月1日封控的时候发现浦东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没有办法解封，这个时候心里会稍微有点慌，感觉食物不够了。刚开始其实也没有团购，也没有抢菜之类的渠道。我们小区在4月1日时有下发一批蔬菜包，里面有一些蔬菜和豆制品，大概可以够我一个人六、七天左右。对我独居的情况来说，这些食物其实都不是很够，那三口之家甚至五口之家可能就会更难以靠街道下发的食物来维持。
第二个就是很常用的社区团购。所谓的“团长”相信大家应该已经都听说过，他们会有一些资源和路径，会联络一些生活必需品和所谓的“非必需品”。4月1日到现在，我有参加过3到4次的社区团购，买到一些牛奶、面包和咖啡。
第三个渠道就是自己抢菜。抢菜的时间我们会用一些常用的买菜软件，每个区域不同的点开放时间都不同。有一段时间我会早上五六点多之前就起来刷一些菜，看能不能买得到。但这个渠道抢到的物资非常少，而且发货的时间也不太确定。我有一次大概到第3天还没有发货，最后不得已取消；另外一次相对情况好一点，刷完之后当天就送到。
最后的话我算比较幸运，公司发了一些物资给我们，物资的量其实还不少，包括一些大米、肉类等等，在这个方面缓解了我的一些焦虑，大概就是以上提到的几种获取物资的渠道。
Enya：你提到大概是四种物资的获取办法，其中一种是靠居委会跟街道办来下发。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跟居委会或志愿者打交道多吗？有没有听说居民跟志愿者起冲突之类的事件？
弗罗多：其实我们和志愿者打交道蛮多的，但反而和居委会打交道比较少。不同的居委会运转的情况不同，不幸的是我们居委会恰巧是那种很难帮得上忙的一个居委会，所以我们平时主要和志愿者打交道比较多。
至于有没有居民和志愿者起过冲突，因为我们社区团购做团长的话需要向社区进行报备，在这个过程中居委会有时候会认为这个东西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出于运力有限的考量，我们要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蔬菜、肉、鸡蛋、米类，这些会算作“生活必需品”。有时候想改善一些生活品质，比如说想买一些卤味、甜品等等，这一方面就不会得到居委会的认可，这时团长会和居委会产生一些冲突。
此外，在团长和居民之间，甚至志愿者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因为团到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需要志愿者帮助来消杀分拣，甚至有时候会帮着搬运和运输，实际上这对志愿者来说工作量很大。所以志愿者从自身角度也非常排斥这件事，其他人买团购的东西，尤其是在他认为是“生活非必需品”的情况下会有一些冲突。
还有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有时也会起冲突，主要表现在做核酸的时间。比如有时候可能是早上六七点就需要大家做核酸，有时候是三天内做三次核酸，有时一个星期内只做两次核酸。除了时间的不确定性，还有每一个楼栋的不确定性。我们小区里面有的楼栋有无症状患者，有的小区有确诊病例，有的小区一直测试都是阴性，所以我们会戏称有病患的楼为“小阳楼”，而在“小阳楼”下楼做核酸检测的过程中，我们小区并没有非常明显地与都是阴性的楼做区隔，所以阴性居民下楼做核酸的时候也会感到担心，会和志愿者沟通，比如哪些楼有阳性、阳性的人是否已经转运走、转运走之后是否有做消杀。但志愿者就表示不知道，他们只是要让大家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楼栋号把核酸检测做完，这方面会有一定的矛盾。
Enya：所以志愿者主要帮忙分送物资以及组织核酸检测，对吧？
弗罗多：主要是这两块。一方面要配合楼长组织、引导流动人员下楼前往做检测，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听到通知，或者不想下来做，或者有时怕被感染的风险所以不敢下来做核酸检测。
另一方面，志愿者要在现场帮助扫二维码，把核酸的一人一管或是一户一管拆开，这些是志愿者在核酸方面会做的一些事情。那物资方面其实刚才有讲过，主要是做这个物资的一些消杀、分拣、搬运以及运输等。
Iris：那你们做核酸的那个流程大概是怎样的？你下去排队要排多久？一个小区是只有一个核酸点，还是分几个？
弗罗多：我们小区是有单双号的，我们单号有一个核酸点，双号由于居民可能比较多，就会有两个核酸点，所以整个小区内可能大概有三个核酸点。流程的话，一般都是前一天或者当天早些时候会拿一个扩音器在楼下喊，先告诉大家要做核酸、让大家准备好核酸码，先有一个预告。这个期间医护人员可以开始做准备，好了之后每一次就会按照楼栋号来叫，比如一号、二号、三号这样，然后让大家轮流下来做核酸。
Iris：那会有人不去吗？
弗罗多：会的，这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一点。3月12我们刚刚封控的时候，实际上海的情况还没有扩散，所以我们当时做的核酸相对来讲频率比较高。另外的话居委会打印一个名单出来，报一个人就划掉，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看出谁没有做，这个是3月12号的情况。进入四月份之后其实蛮有趣的，反倒是只需要扫二维码就可以，然后楼栋也只是在下面叫一下，并没有挨家挨户上门，所以其实有很多人也没有在做这个核酸。
Iris：就你观察自己的小区来说，分配的这些基层防疫人员，大家是固定的还是流动？
弗罗多：我观察到的是流动的，比如会有一些其他地方来的人，可能他只做一天就要回去了，或者还要有一些志愿者。别的社区是流动的，但是居委派出的一些人是固定的。
Iris：明白，最后一个问题是大家在做核酸的过程中，会跟做核酸的人员产生冲突吗？因为我有听朋友说有的人会觉得那个过程很不舒服。
弗罗多：其实我观察到的并没有很多，但其实也有吵架，主要是居民之间，比如说前后没有距离两米，有的人想要插队、没有按照规范的方式带好口罩、提前下来或延后下来，这些都会造成居民之间的冲突。跟测核酸的人员之间，我自己的感觉是从四月到现在，做核酸的力道越来越重。但当时为了防疫的考量，其实也不敢跟他们太多沟通或交流，做完赶紧回去了。
Enya：我们知道上海之前的防控模式是“精准调控”，到现在才是“全域静止状态”管理，这个经验对你来说是不是比较新？给你主要的影响是什么呢？
弗罗多：其实2020年武汉的情况出来之后，当时上海也经历过一小段时间的封控。和现在情况不同的是，我当时还可以出去买菜，外卖可能刚开始受影响，但后来快递和外卖都回归正常了，所以现在这一次的封控感觉比2020年有更多的不便。
至于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心态上的影响。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独处，在这段期间如何跟自己保持良好的沟通，包括每天都会看到非常多的信息，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心态的平衡。其实更重要的是，武汉封闭时有一个逐渐向好的迹象，病例越来越少、整体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我觉得这个也是和现在不同的。现在的话非常没有安全感，虽然我物资足够，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天会不够，比如一些生鲜类可能会坏掉，有一些东西我来不及做、来不及吃会过期。这个是对物资方面的一个担心，虽然已经足够但还是觉得不够，因为并不知道会封到什么时候。
另外其实也看到一些人在疫情的过程中没有办法吃到一些常用的药，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没有办法得到救治。我虽然现在没有基础病也不需要吃药，但总会有突发的事情。所以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在身体健康方面也非常没有安全感。万一有一天我有紧急情况需要救治，我应该怎么办？我目前也没有想到一个可靠的解决答案，所以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Enya：这种焦虑感肯定是一直存在的，就像刚才说对物资、对医疗的担心。那你自己有什么平复情绪的方法吗？
弗罗多：我觉得这个也分阶段吧，因为我封的时间蛮长的，从3月12号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很多轮的心理重建。从3月12号到3月31号，我大多数朋友都是在外面自由活动的，虽然没有之前那么方便，但他们有的可能会去上班，周末也会去吃一些东西出去转转。我的方法就是跟他们讲我现在被封在家里，他们有些图片可以分享给我，或者跟我分享他的经历。这段期间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好过，因为大家都在外面，你会有一个即将解封或并不会全面封锁的希望，所以会相对来讲好过一点。
3月27号浦东开始封的时候，就会和浦东的朋友做沟通，他们当时已经出现没有食物、也没有街道发放的情况。像我们可能比较幸运有发两次，有些更好的地方可能发六到七次，但我了解到有一些小区到现在都没有发放过一次，所以每个小区的情况都不太确定。这个时候主要靠大家来分享信息来缓解焦虑感。
4月1日之后到现在，因为是全城封锁的状态，所以大家都非常焦虑，我在跟朋友沟通的过程中也会明显感到有些人情况不对了，和他平时的说话语气、做事方法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就会衍生出一些方法，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在线上玩一些桌游、麻将，和非常好的朋友星期五做virtual drink之类。除此之外我也想分享一个缓解我心情的方法，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就是看一些BBC或Discovery频道的风光纪录片，有一些很美的景色再配上非常舒缓的音乐。我经常会戴上耳机，把屏幕放到最大自己在家里看，我觉得这个也有缓解作用。
Enya：好，刚刚其实读者指出我们一个盲点，认为我们都在问有什么冲突，读者也想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生什么暖心的事情呢？
弗罗多：我觉得暖心的事情是上海居民本身首先很乐观。刚开始大家面对疫情的一些情况会有一些梗图、段子出来，我觉得这至少是大家在互相打趣、互相取暖。另外物资的事情，我们平时和邻居相对来讲比较疏于沟通，在建立了例如业主群或团购群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的交流和沟通。
另外大家会分享一些食物，比如我这边多买一些东西可以转手给其他人；或者以物换物，比如我这边没有调料了但有很多的胡萝卜，那我想把它给别人来换取一些调料。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蛮多的，也会让人感到很温暖，反而对邻里关系是一种促进。其实也可以看到在疫情之下，普通民众有互相关心和帮助的力量。
有病时不得救治，没病时却被送走
Iris：请袁老师和弗罗多一样大概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了，尤其是您母亲和舅舅两位家人就医上出现一些问题的经历。
袁老师：谢谢主持人。各位大家好，其实我觉得自己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通的，但正因为普通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碰到。
首先大概是在3月14号的时候，我妈妈开始发高烧到39度。我们想吃一点退烧药，那个时候上海疫情虽然还没有到非常紧张的地步，但我们也有点担心，所以赶紧就吃了退烧药。但到了3月15号早上发现没有用，吃下去还是发烧到了40度。我爸就说不行，得赶紧去医院。当时我们打了120，半个小时左右120就过来接我们。但其实我到现在还不太明白，120它本身并不能保证医院会接收，虽然120来了我们上了救护车，先到我们家附近的中心医院，中医院说发热门诊停掉了，然后救护车又带我们跑到附近的三四家医院，结果都不接收。我们当时就傻掉了，心想为什么当时的医院都不接收，没有任何发热门诊开放。120也没办法，说得先联系好医院，最后只能又把我们送回家。
因此我们就开始打电话。3月15号那天，上海各个医院的发热门诊可能都在做消毒或其他工作，所以我们当时打了很多医院电话都说不接收，包括我们最后打到徐家汇某家医院。当时我一个朋友说（那里）还开着，但我们打辆车过去后医院却说已经关掉了，我们问医生现在上海还有什么地方发热门诊还开着，医生说他也不清楚，让我们还是先吃点退烧药。我爸当时很沮丧，因为奔波了一天，我们去徐家汇新华医院时已经下午四五点了，而我妈一直高烧不退。我爸当时非常愤怒，觉得怎么跑了一整天竟然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接收一个发热病人。当时我也拼命打电话，包括打12345、卫健委等各种电话，但都不行、没有用。卫健委那边只说会帮我们去了解一下哪个医院接收。
后来到了晚上大概七点钟的时候，我们社区卫生中心可能接到卫健委的电话，让他来帮我们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所以社区卫生中心打电话给我们，说晚上八点的时候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医院发热门诊会恢复开放，我们就八点钟的时候跑过去，果然是开放的，所以顺利看到病了。而且医生一检查是急性肾炎，如果再拖下去会挺麻烦的。虽然折腾了一整天，但最后还是看上病了，最终住院一个礼拜才恢复的。
Iris：有一种不幸中万幸的感觉。
袁老师：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爸当天下午的时候，跑那么多医院没有一家接收，他很愤怒地说上海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难道让人就这么活活病死吗？他非常失望和愤怒。
我妈出院之后不久，4月1号是浦西开始全境封控，3月28号是浦东，那么3月31号浦西人开始到处去抢购囤货的时候，我舅舅也突然发高烧了。他那天也是叫了120，但还是找不到任何一家医院愿意接收他。当时医院就跟他说，“今天不会有任何医院会接收你的，因为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做消毒、在准备”。4月1号开始浦西全境封控，他没办法就只能自己回家吃退烧药。3月31号的时候他发烧到39度，但到4月1号就好多了，只有38点几了，再后来就不再发烧了。
但4月1号的时候浦西所有人测核酸，当时是混管，他测出来第二天核酸报告带复核状态，这就意味着跟他一起测的那个管子里面肯定有阳性的管子，需要等待去复核到底谁是阳性。4月2号的时候我舅舅的烧已经完全退了，只有一点轻微的咳嗽和流鼻涕。到4月3号那一天没有核酸检测，发了抗原试剂让大家自检，我舅舅他自检发现是两条杠，意味着他很可能是阳性。4月4号的时候居委会通知他复核结果异常，现在完全不能离开家门了，等待转运，但他这个一等就等到了4月8号，当时他的身体其实已经完全恢复了，但这时候突然电话通知他需要转运到方舱。当时他自己在家自测已经是阴性了，但政策就是凡是阳性都需要转运。我舅舅就跟他们说自己是癌症康复者，如果要转运的话得把我送去医院，不能去方舱，方舱的话他身体受不了。当时4月8号的时候，前面几天已经有很多关于方舱的视频，条件很差，我舅舅一看就觉得自己没法在方舱里面休息。疾控那边回应说，“会去请示一下领导”。4月10号来了一辆转运车，但把他送进我家附近的一个针对无症状感染者的隔离方舱。进了方舱之后，医生在记录我舅舅整个病史时发现他是癌症康复者，又是70岁以上的人，所以说这个人不符合收治条件，得去医院，因此又把他送回家了。4月12号的时候，电话通知要把他转到隔离医院，但是到了4月12号凌晨还没来车，一直到4月13号才终于来了，转运车把他送进了附近的一个定点收治阳性患者的医院。其实我舅舅当时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从4月13号到4月18号连续五天核酸都是阴性，他想出来但还是出不来，因为没有车子可以把他送回家。
Enya：这个情况我觉得听着都已经很绕，刚刚袁老师说了各种日期，被接走、被送走、又被接走、又被送回原地、又被接走，可能这里要稍微跟其他听众要讲一下，袁老师的舅舅是一个癌症康复者。在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舅舅也要定点去医院做检查的。
袁老师：对，他得定期去医院打针，把他的癌细胞给控制住。
Enya：反而送到像方舱这些地方，这种常规的治疗都是很难实现或者没有办法实现的，对吗？
袁老师：对，方舱其实基本不会有什么治疗。
Enya：（方舱）就只是一个接收轻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里可能也要跟大陆以外的读者跟听众稍微介绍一下，袁老师两位亲戚的经历特别典型。在疫情封控下，医疗的接收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进行，从你call救护车的那一刻开始，你能不能call到、救护车来了之后能不能接走你，就算救护车把你接到了医院你能不能进那个门诊，进了门诊之后能不能被分置，会被哪个地方接收，这些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上海的这次情况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惨剧或者不幸发生。
刚才袁老师说的故事里面还有第二个点很重要，就是袁老师自己在打电话、想要联系各个医院的时候，这种个人行为是比较难实现的，反而要通过社区的核酸检测，在官方那里得到了呈报之后，才会有接下来一系列运转的动作发生。但是这个动作又会比较delay，所以当这个动作真的发生的时候，你的病情可能又已经减退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很大的矛盾在里面。我们之前也听说袁老师在上海也有一些医护的朋友，据您的了解，他们的这个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医护现在大概可能到了临界点的状态，那他们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对在疫情期间可能有一些突发病情的朋友，他们有什么样建议？
袁老师：他们现在挺忙的，但不是忙于那种本职工作。比如（他们）本来是内科医生或外科手术医生，每天要接诊很多病人、要做多少台手术，但现在则经常是抽调出去做核酸。所以虽然忙，但是忙的不是对的，导致很多需要急诊的非新冠病人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另外我的医生朋友跟我说也会有医生护士被感染，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被感染这件事有多么恐怖，不像武汉那个时候。武汉那个时候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比例还很高，而且还有好多医护人员牺牲；但是上海这一次，至少到目前为止没听说过任何医护人员重症，更不用说牺牲了。医护人员相对来说对Omicron不像老百姓那么恐惧，觉得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只要做好防护、打过疫苗就问题不大。其实就算像我舅舅这样因为先前患癌没有打过疫苗的人，这一次也基本没什么事，只是发烧两天。另外我还知道一个朋友也是70多岁，也没打过疫苗，但他的时间花得长一点，好像是花了十二天才完全康复的。
至少我认识的一些医护人员都跟我说Omicron跟最初的那个新冠完全不可比，没必要太害怕。他们也不理解把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花在不停地做核酸检测。至于核酸检测，他们也觉得做核酸检测时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没有办法规范地穿防护服，这样会更容易造成在核酸检测的聚集性感染，反而是一件挺糟的事。
Iris：通过这一次，大家好像对Omicron了解得越来越多了，那我也想知道袁老师的舅舅日常是需要家人照顾的吗？他阳性之后，家人怎么样既照顾他又预防感染？还是不太在乎感染这件事情？
袁老师：我舅舅一直是我舅妈在照顾。他31号发烧的，差不多4月4号的时候基本好了。我舅妈应该是4月大概6号之后也开始有点不舒服，但是基本上没怎么发烧。后来核酸检测出来也是阳性，但症状比我舅舅还要轻。因为她打过疫苗，也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她到现在还是阳性，但一点事都没有。
Iris：那其实还好。之前大家尤其是去年前年的时候都觉得新冠是一件很恐怖、事关生死的事，这两次的经历对你的母亲和舅舅来说，是不是也是重新刷新了一下感知？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袁老师：其实站在我舅舅、舅妈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抱怨这个政策而不是担心自己的病。因为他们都已经是过来人，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就是发一次烧，跟感冒差不多。经常有人传说得了Omicron就会失去嗅觉味觉之类，他们都没跟我提过有这种症状。所以他们对这个病本身无所谓，反而觉得为什么我舅舅明明已经阴性了还把他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现在连续五次阴性但还不放他出来。他们觉得这个政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觉得很荒唐。
我妈这边主要是觉得一个人发烧了，而且挺严重的，为什么会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寻找医院），还差点没机会进医院。这种急性肾炎虽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但如果不去就医的话还是问题很大的。所以在我爸妈看来，除了新冠外其实还有很多病，老百姓每天都在生各种各样的病。有个数据说上海每天差不多有70万例的门急诊需求，现在为了新冠把大家都封起来，那么多老百姓日常的普通疾病需求就得不到解决了。所以他们经过这一次之后，最大的反思都是现在的政策是不是出问题了。
Enya：刚才也说到其实Omicron可能大家都觉得症状不算特别严重，如果能得到及时的药品或医疗上的救助，应该是不会那么严重的；大家主要认为政策上做得不够好，这里也有一个读者补充的提问：想请教袁老师自己对这个“清零”政策的个人感受，会不会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自己的尊严或者说一些基本的生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甚至是被侵犯？将来对于上海还会不会抱有希望？对于这个防控的未来，你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呢？
袁老师：首先在这个封城的过程中，它确实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相对于我这样的人倒还好，因为比较熟悉团购；但对我爸妈这样的70岁以上的人而言，他们真的不会去操作这些东西。如果我不去帮我爸妈的话，他们就会很惨，只能去吃点白米饭，因为菜很快就吃光了。所以这一方面对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带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老年人。
此外，比如说他一会儿就是要核酸了，一会儿要抗阳了，喇叭一喊就必须赶紧去做，这个过程本身你也会觉得不是特别舒服。你还是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样子，不停地一遍一遍反反覆覆去做核酸”？因为上一次核酸如果是阴性而且一直待在家里，我显然不太可能会是阳性的，为什么还要每隔两三天就做一次？这种感觉其实令人不太舒服，仿佛把我们当成某种带潜在病毒的一批人，不停来检验我们。我记得有一个漫画里面是有头猪，给你盖个“检疫合格”的章，就是这种感觉。像我的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提这次疫情结束之后，是不是会使得很多上海人，特别是一些中产阶层，都想着去移民了。也有朋友跟我打听，怎么让自己小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到国际学校去，现在有些什么样的好学校可以去等等。所以这次的上海疫情，对上海人对这个城市的信心是造成很大打击的。还有很多微博上、朋友圈里面有一些外地人各种嘲笑上海，骂你们上海之前推“精准防控”，现在看自己做得这么烂等等，进一步打击了上海人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和热爱了。
Enya：特别明白，大家沪黑沪吹，但其实都是在这个制度下的受害者吧。其实有多重的压力被放在个体身上，对于个体来说是挺难以忍受的。刚才袁老师提到的那个漫画，我也觉得挺有感触。在香港这边其实也有朋友被强行要去检测、整个大楼封锁，这边的方法也是当你被检测完了之后，你也会获得一个手环，写着“此人已被检测”诸如此类的话。没有这个体验的朋友可以再想象或感受一下这个举动，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是有一点不人道、去人性化的感觉，仿佛你被当作一个物品来进行归类。我觉得这就是刚刚袁老师讲到那种不舒服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能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不舒服、这样非人性化的过程。
作为庞大社会工程中的一个“错漏”
Enya：我们也先感谢袁老师的这段分享，现在也先请一下五桶泡面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她现在是一个居住在方舱医院的阳性患者。你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怎样确诊阳性的？
五桶泡面：首先我不是一个确诊患者，但确实在方舱里被关了一段时间。我相信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都有听过那个20多分钟的录音，就是疾控弄错了要把他们抓进方舱，而我的情况相比之下比较类似，只不过因为我太了解这些人的做派，所以我没有反抗，他让我走我就走了。
具体的情况我可能把时间线稍微模糊一下给大家介绍。大家都知道上海是在4月1号和4月4号做两次统一的核酸检测，4月1号我们小区全部都是阴性，4月4号他们说我的核酸混样出现了异常，那又单独测了一下，过了几天他们在没有给我任何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告诉我，“今天要把你转运到方舱”。由于我了解某些行事方式，觉得和他们在这里争辩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只会让我对自己的感受更屈辱、更无助，既然如此我就收拾东西跟着他们走了。
事实上，我4月1号的结果是阴性，4月4号做的是阳性，我进入方舱的第二天做的核酸检测显示我是阴性，这说明我整个阳性的时间其实不符合新冠从感染到康复的曲线。如果我真的阳性过，那我可能只阳了一两天，而这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曲线，不符合这个病毒的自然属性。再加上我们的核酸检测本身就有5%的假阳性率，以及整个管理的混乱，我其实和很多人一样进入方舱的时候都是阴性的。所以说其实我在方舱里面没呆两天，因为我前两天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的，我就直接被放出来了。
但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个人看来，存在一个非常强的漏洞。我们以现在上海实行的“清零”政策作为前提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政策不是我能改变的，我同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如果我连续两天都是阴性就可以出来的话，那就意味着我有可能进去的时候是阴性，出来的时候反而是阳性。因为你第二次核酸检测报告出结果和你真正离开方舱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在这个时间差里我和一群阳性患者生活在一起是有概率被感染的。按照目前这样的行为方式，我感觉“清零”是非常难达到的，因为它真的有可能把阴性的人抓进去，然后把阳性的人放出来。
Iris：我也觉得很奇怪，而且你在方舱是住了两天是吗？
五桶泡面：我其实是住了三个晚上吧，后来通知出院的时候我在一些开放空间等了整整一个晚上，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我要讲的还蛮多的，因为这个经历特别荒谬和离奇。刚刚我提到有可能把阴性的人抓进去、把阳性的人放出来，这个故事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他阴着进去，回家的第一天抗原检测阳性，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是我身边的直接朋友，我觉得这个信源在我看来是可靠的。
关于怎么转运到方舱已经说了，那我再说一说怎么出去。出去的时候我是被从床上揪起来，被告知“你要走了”，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立刻让我收拾东西，也不给我任何问问题的时间，我就拎着东西走了。但当时是要由街道的车辆来转运，所以说我们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大概六七个小时街道才派车来把我们接走，派的车其实都不是常规会拉人的车。据说现在市面上不管是接送转运康复病人的车还是接送医生去做核酸检测的车，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卡车、垃圾转运车等等，只要能坐人的车他们都会用来运送，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上海应该有很多车，但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另一一个荒谬的地方，就是我都能发现的这个漏洞，也向方舱的医护人员说了。因为我第一次核酸检测是阴性，我说，“你现在这样下去，很有可能等到我被放出去的时候就被感染了，这是一个风险，可能对整个上海市的防疫都是一个风险”。当时我就用大词套了一下他们，但我能接触到的只是护士，医生平时是看不见的。第一个护士完全整个人是一个应激的状态，非常明显展现出了防御的姿态。我感觉在整个系统的压迫下，她已经被异化了，她说，“不可能的，你进来一定是阳的，我让你们出院了就肯定是你符合出院要求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刚感染过了之后是有抗体的，你不可能再重新感染的”。她就一个劲跟我这样强调，但我一直在说“我可能是阴性进来的”这种话，但她就不断地在向我重复这套话术，“你进来就肯定是阳的，你出来的时候你是不会被感染的”，就像鬼打墙一样。我后来发现已经没有必要跟她继续沟通下去了，只会重复这些东西。但是我能去责怪她吗？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因为我自己也有朋友是医护，其实他们可能要比我们更想回家，他们也不得不在这种环境里，而且他们估计也没有办法去给我其他的解释，不管他自己是怎么相信的，甚至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得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这套话术，如果他不相信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再工作下去。
另外关于方舱的环境，24小时不熄灯，一晚上就是一个房间，大概是三四百个人一起在睡觉。其实我知道我住的这个方舱不是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方舱，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糟糕。首先这个会展中心原来的洗手间是坐便，坑位稍微有点不够，但是还能勉强接受吧。另外可能一天打扫衞生三到四次，肯定还是会脏的，但是整体来讲有一个正常的抽水马桶和下水道，所以并没有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其他方舱那么糟糕。但是我有看到这个方舱的其他楼层用的是临时的移动厕所，污水都流在外面，确实挺恶心的。再者，我们是可以洗澡的，也是在楼下的临时淋浴房，水温大概有三十一二度，可能对我来讲是OK的，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就会比较冷。它热得快，但可能因为功率不足或者种种原因，大概水温只有三十一二度的样子。
关于隐私问题，大家有看到那些关于方舱的vlog，会拿围布挡一下，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方舱来讲完全没有这个条件。它只是一个在会议室里面放着独立铁架床，那些方舱好歹还有个挡板，所以有地方栓塑料布，但是像我们就没有办法栓，也就是说你没有隐私。我入院的时候有提过，当时我们那间只住了几个人，我说你现在还来得及把这个房间从中间划分开，男的一边女的一边，情侣或者夫妻就往中间摆，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大家的隐私的，也有利于安全。因为这么多人，什么样的人都有，保不准会发生什么，实际上后面也有发生过方舱的偷拍或性骚扰事件，我在微博上有看到过。但是他们就说不行，因为自从你登记的那一瞬间开始，你的床位就已经固定了，不可能把你们再划分开了。我就在想这个在电脑系统里，难道不就是改一个数字的事情，有什么难的？我后来发现整个方舱的信息化水平是非常低的，比如他会拼命问你的电话、住址，一样的东西要问你好多遍，还有名字和床号对不上号之类的事。我不知道他们后台用的是一个怎样的数据库，但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我后来加入了一个志愿者群，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是要打字告诉他，他甚至都没有一个电子表格之类的工具，可能真的还是以我想像不到的非常原始的方式在记录信息，导致管理上也非常混乱。
Iris：你提到说你们其实是在一个会议室里面，那会议室里有摄像头吗？
五桶泡面：我很难说，至少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下，大家已经不在意摄像头了吧。300多个室友的情况下，有没有那种公开的摄像头可能大家已经不会在意这种事情了。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在里面需要把你的尊严和需求放到最低，要试图假装自己。大家都在说，“这个饭其实还挺好的”、“哎呀我都不想走了”，大家会说这样的话，但好像是在给自己一点在里面生活的动力。
但我也有看到一些人是真的对里面的条件非常满意的，我指的是他们在外面生活的条件可能会更糟糕。我发现有人在非常兴奋地拿着手机给家人直播说“我们吃得多好、住得多好”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对于他们的难过已经完全超乎了对我自己处境的难过。一个对我而言真的是挺糟糕的环境，对一些同样生活在上海的人讲可能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优待”了。这件事情对我而言真的还蛮难过的，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在上海；但即便我是一个非常关注公益甚至在相关领域工作的人，这可能也是在上海多少年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样的人、第一次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Iris：我也挺想知道你住在那边的时候，有跟周围床铺的人有交流吗？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人之外，还有什么样子的人？
五桶泡面：我周围住的可能也都是所谓的上海“都市丽人”，就是小白领。大家也都是觉得莫名其妙地住进来，对条件大家都是不太满意的吧。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也会有很多自我安慰。其实我后来发现跟我同一批进来的人里面，很多情况都是跟我一样的，他们进来的第一天核酸检测就是阴的，这是我们交流下来发现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只有跟我同一批转运的那些人里面这种情况特别多。他们很多人第二天就阳了，可能就是感染上了，可能因为Omicron在体内的繁殖速度比较快，我怀疑我们那一组的数据出了一点问题。而且我能接受出错这件事情，这么大的数据量再加上以我的了解，现在他们用的是可能是非常原始的数据处理方式，出错在所难免，但是好像现在没有一个复核的机制。
Iris：你们在方舱就是会派药吗？像连花清瘟或者什么其他药。
五桶泡面：会的，连花清瘟是一人每天三包，你可以选择不吃，他没有强迫你要吃下去，但是会发给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要。
再有一个我其实还蛮想分享的事情还挺离奇的，就是我们这个方舱住进了很多管理这个方舱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他们医院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院感，后来他们好像是从自己工作的场所直接穿着白大褂被拉进了方舱，上海现在院感应该还蛮严重的。而且据我所知，我所在的方舱当时开仓十天就已经发生了院感，不是医生而是工作人员。但医护对院感这件事情，就像上一位朋友所说，应该并没有害怕。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在仓里应该也是领导的指示吧，让他们也多帮帮忙之类的。
我周围的一个所谓的病人发烧了，他其实跟我的情况一样，进去的第一天是阴性的，而且按照Omicron出现症状的时间，明显和他所谓的第一次核酸检测阳性结果是对不上号的。他是在进入方舱的第二第三天开始发高烧，那个时候他在喊，就过来了几个其实也是病人的护士，跟他说的话居然是“你发出来就好了，不用退烧药”。我整个人有点愣，因为我当时在外面溜达，我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对，因为他已经烧到39度6了，而且是腋温39度6，实际上它的核心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这个温度其实成年人会烧出问题的。我就冲出去强行跟外面的护士站帮他要了一粒退烧药。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印象还蛮深的，居然会说“烧出来就好了”这句话，虽然他可能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方舱里的医护。
Iris：你们在方舱里面是每天定点定时去做核酸吗？就像你说的，会有人记录大家的体温吗？
五桶泡面：他们给每人发了一个体温计，但是没有人记录，就自己看着量吧。核酸的话据之前的人讲其实很随机，但是从我们进来了之后就是每天都有做。每天什么时候我不确定，因为人数比较多，轮到你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好像之前的规定是第三天才开始做，其实第三天开始做就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这个人被误诊、阴着进去阳着出来的可能性，因为到了第三天基本上除非你这个人有很强的免疫力不会被感染的话，第三天应该你该感染的也都感染了，只不过你肯定要比那些原来真的感染的人在方舱里待的时间要更长一点而已；但是如果你从第一天开始做核酸，这种情况可能就真的会发生，就像我那个朋友那样，他就是真的是被阳性后被放出去。
Iris：这样说有点不太好，但是这不是“强制感染”吗？就是阴着进去然后感染了。
五桶泡面：当然可能性还有很多，是不是会有一个人的体质特别奇怪、重复感染，或者短时间内你的CT值特别高，结果又下降了，他都会有办法解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还是挺荒谬的，反正你在名单上就必须跟我走。
Enya：其实方舱里面的那个氛围是怎么样的？因为有很多人都是阴着进去，那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比如互相打气、互相支持这样的情况呢？另外像你刚才所说，有医护直接院感然后被拉进了方舱，那大家跟他们也会不会存在一些互动？那个互动是什么样子的？
五桶泡面：（那些医护）他们进来没多久我就走了，也没有跟他们有互动，只是周围那个发高烧的人，发烧的时候他们过来看了一下。后来那个发烧的大哥自己也说他们好像很不专业的样子，什么科的都有，但实际上现在方舱很多不是呼吸科的医生护士，也都是各个科室抽调的。
大家交流的氛围的话，好像你所有的身份特质都被抹杀掉了。首先没有人会说，“我叫什么名字”、打招呼，不会的。医护叫你就是喊床号，这个真的很像监狱，非常奇怪。大家聊天可能基本上聊的只有新冠，很少会像我们朋友之间那样聊天，大家关系都还蛮好的。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在其他场合认识的新朋友，我们会问你有什么爱好或者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个电影、喝个咖啡；但是在这里大家会聊，“哎哟你是怎么进来的”、“哎哟这个新冠真烦人”、“哎哟这个零其实是根本清不了的”，“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想”。所有人聊的都是这样的话题，就很难有像外面一样的交流。
这个环境会把里面的所有人都异化掉，你整个人变成了一个代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上海即便你不在方舱里也是一样的，你变成了楼号加户号，甚至很多人会用自己是几栋几零几做自己的微信头像。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不能接受，尤其是当你主动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但是在里面，就像我刚刚说的，医护都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应激的状态，成为一个人被当做工具的状态，所有的所谓“患者”在里面已经失去了平时那样的交流。
说到这个，我突然就想到我们那个方舱其实可能年龄段从2岁到85岁吧。连工作人员都很震惊，为什么要把年龄这么大的老人带到这里来，觉得还是风险蛮大的，如果出了事情谁担得起责任？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清楚在方舱没有人可以得到很及时有效的救治。另外一点是这里虽然叫“方舱医院”，但很多药物它是开不出来的，尤其是精神类药物。我有帮其他患者去协调这个事情，那里的医护明确地说，“这类药物我们这里开不了”；而且很多药都是申请时间周期很长，这里能开的药可能你拉肚子可以给你开一个蒙脱石散之类的，这些药我们是有的，但那些稍微所谓的“不常规”一点的药物就都没有了。
Enya：这个就跟刚刚袁老师分享的经验一样，像那个癌症的药物肯定在方舱里面也没有办法获得，但如果你要去外面常规的医院，又没有办法正常地去，所以方舱就成了这么一种状态。
你刚刚也提到说，大家交流的时候都会说“哎呀这个『清零』是不可能的啦”。那在这次Omicron爆发之前，你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清零”政策或者开放政策，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再经过这一次的爆发之后，你身边的人或者包括你自己这个想法有没有一些改变？
五桶泡面：我没有办法代表大家，每个个体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想法。上海的2500万人不是铁板一块，我没有办法说大家是怎么想的。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是觉得长期“清零”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在Omicron这个R0=10的情况下。当然也有可能大家全部蹲在家里，真正意义上的“静默”，那可能是可以“清零”的。但是我相信上海不管是从哪个层面去考虑都付不起这个代价。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好，哪怕是所谓的经济，都没有办法去承担这样的代价。我认为“清零”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政策具体会不会转向、以什么方式转向，这不是我的观点或上海任何人的观点可以左右的。
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老人居住的小区，他们也会一边抱怨这种封锁，一边又非常期待早一点“清零”，所以他们不希望你们去买一些团购，认为这些东西会给小区带来风险。很奇怪的是当这些团购变成他们所认为的“必要物资”的时候，他们又会参加；但他们好像不太支持那些所谓的“非必要物资”团购，比如说冰淇淋、比较昂贵的食材等等。我有点搞不清楚，人在他们眼中就是像牲口一样，给点饲料饿不死就可以了吗？这难道不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吗？我的观点、我朋友的观点和这些我所居住的小区的老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人都是上海的居民。
不管是在问答区还是在聊天板上，我其实有看到蛮多人在问，“有没有感受到尊严被侵犯”、“有没有感受到人权被侵犯”、“有没有对上海失去希望”，或者对这些观点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代表上海，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但我作为一个撰稿人，我在这里讲话是经过了一些自我审核的，这其实不完全是我对互联网这个平台的匿名性的不信任，也是一种我的职业习惯，有一些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在这里以更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我应该差不多在一定程度上说了我的观点，以及我看到的其他人的观点。我甚至还有看到有朋友在分享，他们小区的群里有人说，“你们不要命了吗？现在还在买东西”，我朋友觉得很好笑，“现在不买东西才是不要命了好吗？”因为真的已经没有饭吃了。
Iris：好的，谢谢泡面。我觉得你的分享让我知道除了看到很多其他媒体报道之外的方舱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开放麦的环节。
想纪录下华山路上的标语的人
分享者1：我是在今天凌晨三点钟的时候被转运到现在这个方舱，这个方舱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但我所在的仓大概是两三百人左右，也是一个没有隔板的情况。我是在4月9号的时候测出阳性，阳了大概是九天之后终于转阴了，转阴之后的第二天就被送到方舱这边来了。
我想分享的可能不是一些方舱的生活，而是转运之前的三个小时内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网上的一个照片，在昨天晚上大概八九点钟的时候华山路上的标语，大家有关注到这件事情吗？“此内容因为违法无法查看”，还有“人们正在死去”。我是在十点钟的时候收到了转运电话，十点半的时候看到群里有人说其中有一个上面写着“反对无限制封城”的标语在某一个公园的大门上。我查了一下那个大门离我家只有400米，当时我非常激动，甚至忘了戴口罩直接穿着拖鞋跑出去了。在那边还看到一个社群的群友也在那边，我和她就一起两个人穿着拖鞋从家里跑出来看到了一条标语，开始寻找其他四条的标语。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块地带都在附近，所以我们就在附近一直在找，但一直没有找到。也有其他人在给我们提供线索，比如住在附近的人知道那里的一些路标，甚至是贴标语的那个人的朋友问了那个人并告诉了我们具体的地点，但我们都去看了发现没有，想着可能是被撤掉了，所以就往回走。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们是一边骑着车一边拿着手机在拍录像，在拍录像的时候还在大声讲话。回去的路上会经过那个公园，所以我就很大声说“我们再回去，最后看一眼那个标语还在不在”。正好对面走过来了四个人，另外那个女生就说了一句，“现在街上怎么还这么多人”。就在说完这些话时我们发现那四个人其实是便衣（警察），朝我们喊：“停下来，我们是警察，我现在命令你们停下来”。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我其实有点害怕那个女生会停下来，我就跟那个女生很小声地说，“我们快跑，不要停下来，快跑快跑”，一直很努力地蹬着车把便衣甩掉了。甩掉之后正好经过了那个公园，发现标语已经被撤下来了。
当时我和她一起在外面，刚开始骑着车穿着拖鞋寻找剩下四条标语的时候，群里已经有很多人跟我讲“你快回去”，因为我接到了转运电话而且知道今晚将被转运，如果转运的人过来了发现我不在家可能有比较大的麻烦。当时我们一直在很努力地奔跑找标语，以为是在跟转运时间赛跑，但后来直到回家路上正面遇上了便衣后才发现，我们其实是在跟撕掉最后一张标语的便衣在赛跑，因为我们回去的路上发现那个标语已经不在了，他们其实也在找最后一个标语。
我大概11点钟的时候回到家里等转运，算是过了大概两个小时到凌晨三点就被转运了。我在第二天的时候知道，我凌晨四点在转运车上的时候他们被警方带走了，我刚才也看到了他们朋友update的最新消息，他们目前人已经被放出来了，一个月之后会定罪，可能是“寻衅滋事罪”。其中有一段说到那个男生在接受审问的时候哭了，哭的原因不是因为后悔或害怕，而是觉得他们鼓起那么大勇气所做的这件事情，从实施到广泛传播再到被彻底地消失，留存的时间太短了。我非常能理解，因为我们当时在找标语的路上看到非常多警车。我们第一时间就冲出去了，而警察可能比我们更快，也在同时进行这些寻找标语的活动。我刚刚一边听你们zoom的录音一边在编辑文字，我想把昨天经历的事情和拍到的照片都发给那几个当事人，我想让他们知道虽然（标语）留存的时间很短，但是同时在这个城市里，在昨天的那个时刻里，也有同样的人们看到了那个现场，他们也在用另一种方式参与进去。
Iris：谢谢你。很多听众也都要听哭了，隔空抱抱你。我觉得这次疫情让人最难受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主题是来自上海的呐喊，但很多时候你的呐喊像在水里一样，发不出声的，或立刻就被熄灭了。一定要保重，注意安全，抱抱你。
抵抗语言的侵蚀
分享者2：我先平复一下，因为听刚刚那位朋友分享也蛮激动的。感谢一下今天所有人，我可能分享的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关性不那么强的事情。
我觉得现在简体中文的语言环境被污染得很厉害，它可能会对想让这个情况变得更好这件事情没有帮助。大家现在非常简单地把这个未来的可能方向分成“清零”或者“共存”，这是一种非常二元对立的方式，包括其他很多事件上都是把这个讨论氛围停留在一种非常简单的层面，忽视掉可能所谓“躺平”背后是要使用怎样的疫苗，或者需要科技上及其他方面的支持。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指更大范围的事情，大家不会展开太多的讨论跟思考，尤其是当所谓的不幸还没有降临在他们的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因为我也在上海，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跟生存相关，但是像语言的腐蚀会导致更为深远的影响。刚刚在聊天室也有朋友提到，虽然感觉上海的居民现在还是很多所谓的觉醒、愤怒，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我不是在说刚刚的那一位朋友，而是说更大范围的行动。
大家确实比较可以理解我们的处境，还有这种语言的腐蚀会让人的思想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刚刚有一位分享的朋友有撰稿之类的工作，我就在想如果说大家在相关的领域，或者有这样的途径的话，其实能通过自己的一点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或者表达方式，能尽量改善一下这个环境，因为现在的fake news实在是太糟糕了。尤其是今年很多事情，我能明显感觉到简体中文的环境跟其他语言的环境有很大不同。尤其在这次当中，我能明显感觉到这种所有问题最后演变到最后开始对立、吵架、标题化，对我们真正去讨论一些事情非常没有帮助。
Iris：谢谢你的分享，每一个分享我觉得都真的都很珍贵。
Enya：你的分享本身也是在抵抗语言的腐蚀，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本身非常重要，而且也属于你所说的更大的行动的一部分吧。可能除了大家互相的自救之外，在信息上进行一个厘清，在感受上进行一个表达，这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像刚刚泡面在讲的时候，其中一个bite有说到“静默是可以『清零』的”，就是政策没有办法“清零”，但是“静默”可以“清零”。怎么样做到“静默”，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很切身地感受到那种信息的空白和管制所带来的问题。所以今天能够上来分享这些故事的各位嘉宾和听众，我们都很感谢你们，谢谢大家。
回国、出国与解封，被防疫政策改变的日常
分享者3：我现在不住在上海，我是上个月从国外回来，现在都快一个月了，我还在宾馆集中隔离。我想跟各位说一下，现在从国外回国内是怎么的程序、要隔离多长时间。
我之前是在韩国，3月25号从韩国回来，在三月中旬还是更早的时候大使馆又发布了回国的新规定，比如3月25号的飞机，那你得在飞机起飞前一个星期做核酸。所以18号我就得做一次核酸，18号到25号之间我得居家隔离，然后23号做一次、24号做一次，25号在机场再做一次，拿这些东西我才能上飞机，不然我连飞机都登不上去。25号当天本来我也是飞上海的，机票我买得挺早的，但大概20号左右的时候，上海的机场已经盛不下，可能到了它容量极限了，所以我的航班改飞到济南去了。这个事也是临时通知的，如果不飞上海会飞到什么地方也可能讲了，但不会太早跟你讲。总之25号下午我就抵达济南并隔离了14天，14天做了11次核酸。在韩国是做了4次。
我现在在我家这边还在集中隔离，我还要再做3次。我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已经做了18次核酸，而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在这边是22号能出来，出来以后我们这边规定特别奇葩，22号出来再往后推28天，我在这28天之内还要再做多少次，反正得做个五六次吧。我在韩国待了四年，也没做这么多，特别厉害。
我再跟各位讲一下，正好我回来这会我们家这边也出现了一些个别病例，但病例不多，可能加起来也就七八十个，但是管控的程度倒是挺严的。小区里面基本上就是给你办个通行证，两天让你出去一次，去菜市场的话还得扫扫什么健康码、行程码，再出示你的那个通行证才能进去买菜、进小区，特别麻烦。现在还没完，还没“摘星”（编注：指当地疫情被判断为“低风险地区”，健康码上的星号被移除），在没“摘星”这段时间还是整这一套。我们去年这会规定是你从外省回来要怎么样我记不住了，现在改成只要从外地回来通通隔离三天，从上海回来就劝返，不劝返非要来的话就是集中隔离七天再居家七天，然后才能在我们这边活动。我们底下有一个县，病例稍微多一点；那个县的交界是别的市，他们就出公告说，“欢迎你们举报这个某县来的人，逮到一个就奖励1000块钱”。
分享者4：我是来自深圳的，也非常关心上海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上海的情况有概率发生在全国各个地方的每个老百姓的身上。
我是深圳的一个普通市民，想分享一下深圳疫情过后，我们过着怎么样的一种疫情后生活，不知道上海以后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我是普通上班族，在我的家或者工作单位都会有一个建立一个“白名单”机制。我每天上班要去扫码才可以到办公场所，而且要坚持24或者48小时的核酸，如果没有的话也进不去；回到家也必须去扫码才可以进来，不然总是让你不进来，非常麻烦，很多人都跟小区的保安吵架、打架，这是行动上的不便。
此外我有小孩，上学要全家连续做三天的核酸，填写各种“保证书”，然后才可以让孩子回到学校去上学。孩子回到学校身上要背着一个核酸码，每天在学校里面做核酸，也是非常麻烦。另外我去农批市场买菜也是觉得太夸张了，去买水果的时候发现每一个档口上面都装了一个摄像头，以前我去买水果时老板娘因为很熟都会跟我介绍一下什么东西比较好吃，可以试吃一下喜欢再买。现在不能试吃了，因为会实时监控，如果你在这边摘口罩的话，这档口马上就会被关掉。我买了进口青提，但却用了一个国产盒子包装起来，（档主）说他们也不被允许卖进口青提，不然也会被处理，但实际上进口是没法封的，但是为了怕出事就不允许档口的商家去卖进口产品，这也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反正我觉得在深圳这块土地上过着这种丝毫没有尊严跟自由的日子，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能够终结。
分享者5：我是一个学生，今年的话也有留学的计划，所以对于刚才大家在聊天框里说有很多包括移民之类的想法，我觉得很有同感。
我之前自己去学过一些生物的知识，包括我也认识一些在国外感染过新冠之后康复的人，所以自己对于新冠其实没有特别恐慌，但特别感受到这两年大家，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人，都会有对于新冠的恐慌情绪。而且从疫情以来，包括这几年的整个社会文化与氛围里，都让人觉得一直在收紧。之前有一位分享的嘉宾提到过的语言问题，我基本上已经不会用微博这些社交平台，因为确实有很多喷子、对立。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很多国内的社交平台包括微博、知乎、小红书等等，都加入了显示用户IP地区归属的功能，这个特别让我难以接受。因为网络上本来就有很多的恶、基于地域歧视的网络骂战，如此做法有一种官方在为这样的骂战站台的感觉，所以我特别不能接受。大家对于留学生的风评也在不停变化，比如在2020年时，很多人在“批斗”一些和境外有关的事情，这个时候也会把留学生一起带上，虽然说他们一开始向国内捐了很多物资。
现在我也会很担心下半年的计划能不能去实行。如果你现在想要通过正规的方式出境的话，有很多阻碍。我听说在机场他们会劝返一些有签证的人，如果你有旅游签证，他会觉得你没有出国的必要，想办法劝你；如果你想通过出国留学或者工作这样的方式出国的话，在真正出国之前要做很多的检查，比如一些健康方面的检查，但这些地方其实已经被关掉了；另外还需要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核酸证明，或者之前打过的疫苗等等。现在医疗资源被挤兑，这些机构是不是能开放？是不是完全满足可以出国的情况下却还是要被关在国内上一段时间的网课？
最后，在上海疫情的爆发之后，有非常多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冲突。上海在网上一直有这种“排外”的名声，其实从上海这一波疫情到现在，上海和外地这样的冲突是愈演愈烈的感觉，有很多人会借着这波疫情去骂上海本身，包括上海的文化和上海人。比如在知乎上，会有很多人把上海称为一个“买办阶级”城市，或者海派文化的本质是就是“崇洋媚外”，这也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一点。
分享者6：我是去年11月份因一些家里事情从北美回来的留学生，我说一下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我遇到的一些入境政策隔离等。
我去年11月底从中国北方某个城市入境，入境之前他们要求必须去指定地点抽血和做核酸，正常本地只要30刀，但他们指定的医院会调到250刀一次，非常昂贵，并且要求起飞前48小时测。上了飞机以后落地就直接把你拉到隔离点，而我们在中途等了五个小时左右。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刚好因为去年年底北方某个地方因为疫情给封了，我们入境的人14天隔离完以后当地不放人，最后我在当地共隔离了31天。中途经历过类似之前那些上海分享者们一样的情况，就是上了救护车又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被送回酒店，反反覆覆好几次，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当地的工作人员帮我盖了街道办的章子、防疫组的章子、街道办办事员的签字，并且两份隔离解除通知书进到火车站又审核两遍才把我放走。一共做了十几次核酸，全部是要自费，一开始只是60块钱，后来降过价，远还不止这些。
当时一开始入境隔离14天的酒店大概是400块钱一天，后来因为不让我们走，把我们继续隔离，还是安排类似酒店隔离，依旧是自费。不过后面便宜点，大概300块钱一天。我现在人在江苏，也因为上海疫情，从三月份买的快递到现在还没有送，所以说上海疫情封城受影响的也不仅仅是上海的人，我们这边也受到影响。
分享者7：我是一个来自华北地区的大学生，我能给大家提供一个高校的视角，这个视角在我们的社会中受到大家的关注比较少。
现在高校中的疫情防控可能相比社会上的管控要严格得多，而且这种管控完全不受任何法治程序的限制。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几乎每一次从外地返校进入到学校之后，都要封闭21-28天。在这之后，学校会要求我们每次出校都必须当天出、当天回，并且需要向学校申报去的具体地点、乘坐的每一辆车。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得到辅导员的批准。不管是在上学期间还是假期，如果想要出省旅行都需要向学校申请；如果学校得知你未经批准私自跨省的话，会直接给你处分。甚至更离谱的是，我曾经有一次在假期期间去外省旅行，学校所在地和目标所在地都没有疫情，但辅导员要求我必须得到父母的批准，要我父母亲自告知老师知情这次旅行并且同意出行。我们都是成年人，但学校仍然采取这种利用父母去管你的方法来管理学生。
还有一点是，对于一些比较愿意去抵制学校不合理政策的学生，我身边这样的同学几乎人人都被学校辅导员约谈过，甚至被约谈很多次，我们都在经受非常大的压力。
结语：“特权”还是人权？
五桶泡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吧，因为大家今天都分享了很多，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在说、在听的人，都有很多的privilege。我们是端的受众，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阅读端传媒已经意味着很多事情。而更多的声音我们是听不到的，更多的呐喊我们也没有机会发出。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留下姓名，更留不下只言片语，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他们，在这个好像有点冷的春天。
Enya：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活动差不多也要结束了。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能很直接地感受到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真诚。我们今天讲的疫情中的不幸，很多发生在次生灾害而不是由直接被病例引起。大家今天从各种角度，作为一个偶然、一个不被接收的病患、一个长期被隔离的个体，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以及嘉宾和听众都很体贴，大家觉得在如此大规模的管理工程中出现纰漏是可以理解的，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很深入的反思；但与此同时你们在讲述自己的匮乏与不安的时候，也是在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去讲述自己的不幸。如此的自省能力，在这样僵化异化的制度安排下讲述自己的遭遇跟自我调节，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诚意和感动。
正如刚刚五桶泡面所说，上海最后成为了一个争吵点，被认为成为了一个“买办城市”，体现了上海的特权。但如我们一位朋友所说，所谓的很多“特权”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基本的人权。难道说上海市民就不能拥有这些基本的生活保障吗？只是因为这些公共危机发生在上海更容易被看见，它们就不值得被讲述吗？肯定不是的。归因最终都只能是，这套使基本人权成为“特权”的管治逻辑和舆论操控手段上出现的问题。今晚大家所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在调教自己的常识来适应一个扭曲了的本地生存法则，但其实一个正常的状况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的活动也旨在理解这些人的处境与遭遇，在这种冲突和矛盾下能够重新关注人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新闻机构，我们能做的事情也正如分享者所说，抵制信息的污染，努力发布、厘清信息，去解构模糊不定的外部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