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对乌克兰的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抗议一直此起彼伏。随着欧美制裁力度的不断加大，不少观察人士曾满怀期待地以为，会有更多心怀不满的俄国民众走上街头，推动普京政权的倒台。然而，预想中的剧情并未发生。无情的国家机器一经开动，便迅速将异议可能存在的空间挤压殆尽。普京政府多管齐下，一方面大肆抓捕抗议者，并通过立法将参与抗争可能面临的最高刑期提升至15年；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开展信息攻势，在封锁Facebook和Twitter的同时，批量制造假新闻，以期在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上混淆视听。
以上种种，如今都已经是威权政府的常规操作。从委内瑞拉到白俄罗斯，革命之火一次次在地平线上燃起，却又转眼在政权的窒息下黯然熄灭。有更多抗争，早在为人所知之前，就夭折于襁褓之中。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震惊了世界。社交媒体和高速网络的普及，前所未有地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人们惊呼，推特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只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过去十年间，威权政府控制民众的手段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个体的权利和自由，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
诚然，暴力镇压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愈发罕见。如Steven Pinker所言，人类对于暴力的容忍程度自二战后就不断下降。乌克兰每一次爆炸和流血的画面，都会实时向全世界转播。赤裸裸的暴行触及了全人类的底线，因而才引发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
镇压未必带来服从
来自韩国和突尼斯的证据都显示，被镇压的共同经历有助于异议者们抛弃前嫌，实现和解，并推动更加广泛的合作抗争。更糟糕的是，镇压带来的创伤历久弥深，甚至历经几代人都难以愈合。
更何况，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发现，单靠镇压往往并不能实现统治者的目的。最直接的证据，恰恰来自乌克兰人民和俄国政府这对老冤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当局试图在乌克兰推广集体农庄，但弄巧成拙，又逢天灾，导致粮食产量大幅降低。为了驯服不配合的乌克兰人，苏联当局非但不向灾民发放救济，反而派人上门，挨家挨户清缴余粮，最终酿成了三百万人死亡的历史惨剧。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场饥荒视为斯大林政权对乌克兰人进行的种族灭绝。
那么，这样骇人听闻的暴力，是否真的震慑了乌克兰人，让他们从此心向莫斯科呢？纽约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两位政治学家，Arturas Rozenas和Yuri Zhukov发现，这取决于莫斯科的当政者们是否有能力对乌实施报复。他们分析了大饥荒之后，乌克兰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政治偏好。结果显示，每当莫斯科的政府实力强大——比如二战刚刚结束时——饥荒中死亡人数更多的乌克兰地区就会表现出对俄罗斯更高的支持度。可是，只要莫斯科看上去无力干涉他国内政，这一趋势就会立刻反转。比如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游击队在受饥荒影响严重的乌克兰地区更难以存活；在苏联面临解体危机时，这些地区也出现了更多反苏抗议。时至今日，上述地区仍然是亲欧洲政客的主要票仓——只有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自治州除外。两位作者指出，这是因为亲俄武装在两地较为活跃，使得公开反俄风险较高。
由此可见，镇压并不能让统治者获得真心的拥护，只会激起民众的仇恨，还让他们学会了把真实的感情埋藏在心底，形成了Timur Kuran所谓的“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在最新的工作论文（正在进行中的论文）中，Rozenas和Zhukov进一步用二战期间苏联红军的表现检验了镇压影响个体行为的机制。他们观察到，那些经历过斯大林大清洗的士兵更有可能战死或负伤，更少逃亡，但也更少有突出的表现。这再次说明，镇压的确能让人表面上看起来更加顺从，但这种顺从未必导向统治者想要的结果，甚至会在未来为他们创造出更强大的敌人。来自韩国和突尼斯的证据都显示，被镇压的共同经历有助于异议者们抛弃前嫌，实现和解，并推动更加广泛的合作抗争（Chang, 2008; Nugent, 2020）。
更糟糕的是，镇压带来的创伤历久弥深，甚至历经几代人都难以愈合。1944年，苏联红军从纳粹手中夺回了克里米亚半岛，随即以通敌为理由，强制半岛上的鞑靼人部族向乌兹别克斯坦迁徙。有20%到40%的鞑靼人在此期间死亡。2014年，政治学家Lupu和Peisakhin对当年的鞑靼部族后裔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曾有亲人在强制迁徙中丧命的家庭，直到第三代还会对俄国有更深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