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为左岸新书《敞坟之地》的引言，这是一本民族志，讲述美墨边境上的人，他们所遭受的暴力，制度上的和实质上的，和死亡。学者刘文推荐指，作者书写在亚利桑那沙漠上跨越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如何被国家当作“裸命”处置的赤裸苦难，以及他们所体现的惊人智慧与创造力。
《敞坟之地——移民路上的生与死》
作者： 杰森．德里昂, 麦可．威尔斯
译者： 赖盈满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1/12
苍蝇。 我最记得的就是那些烦死人的苍蝇。
记忆真是个有趣的东西。我当时拚命在心里记住眼前的景象，之后也很快地把它们记下来，但才过了两年，所有记忆似乎都被遗忘和埋葬了，成为寻常的一景。我只在美墨边境待了几周，跟那些亟欲突破美国移民查缉防线的人待在一起，就知道死亡、暴力与痛苦是这条迁移之路的常态。一切都模糊了起来，怵目惊心的景象不再清晰。作为观察者，你开始习惯陌生人在你面前瞬间落泪。泪水不再像之前令人震撼，哑著嗓子诉说的悲惨故事一再反复，结果就是成了老调，搞不清出处，也理不出先后。为了不失去大局或残酷的细节，我与感觉的极限奋战。我试著写下所有经过，以便日后将观察到的现实连结到更大的结构因素。这是我该做的事，至少在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边境做田野的那五年，以及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地这么告诉自己。首次目睹死亡的当下我也这么告诉自己。谁晓得知易行难。但无所谓，因为二○○九年七月的这一天，我根本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更别说理论化了。我只是愣愣看著苍蝇，心想牠们怎么来得这么快？
那是我在墨西哥边境的诺加莱斯市进行民族志调查的第一天。天气闷热难耐，我一早上都坐在荫凉处和刚被驱逐出境的迁移者谈话。这些男女老少企图步行横越亚利桑那的索诺拉沙漠非法进入美国，结果闯关失败，其中还有几个人是国土安全部从其他地方遣送来的，因为官员认为将这些人安置在沙漠附近，告诉人们每年都有数百位迁移者死在这片沙漠上，可以吓阻他们不再企图穿越边界。我不晓得死者的名字，但这天稍早前才见过他。在那群面容疲惫的被遣送者当中，他不是特别显眼。刚被遣送的人在诺加莱斯并不难认，因为他们的样子都很像：T恤乌漆抹黑，腋下和衣领满是汗水干了留下的盐渍，脚下的运动鞋看上去像是绞肉机绞过似的，脏兮兮的黑色背包里塞满袜子、罐头和他们所能带走的微薄家当。他们的棕色身躯有如红字，散发著力竭与脆弱，脸上混杂著悲伤、疲倦、恐惧与乐观。他们可能迷途了整整三天，渴到近乎瘫痪，以致见到牛槽时就算里头的水爬满海藻和水虫也照喝不误，被强盗持枪洗劫，被遣返前遭到边境巡逻队员强暴。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相信下次会时来运转。为了远在北卡罗莱纳州卡勃罗市等候的丈夫，为了凤凰城油漆房子的工作，为了那个留在墨西哥格雷罗州曼琼小镇的挨饿小女孩，上帝保佑，我会过去的（SiDios quiere, oy a pasar）。下次会时来运转。
我不记得他生前的模样了。其实我在边界带（la linea）的贝他组织（Grupo Beta）办公室门前做访谈时，根本没注意到他。直到我访谈结束，走了一条街到便利商店时才和他擦肩而过。他和许多屡试屡败的迁移者一样，那天早上决定一边喝海龟牌（caguama）夸脱装啤酒一边思考下一步。那已经是几个小时前了，我看著他走向便利商店对面的那块废弃空地。比起他脸上的表情，我更有印象的是他一早就在喝酒自娱。我只记得他又瘦又高，理个光头。后来等我再看到他，是因为我看见那片废弃空地旁聚了几个迁移者，便走到围篱网前一探究竟。我身旁站著一名矮小的秃头男，我很快就会得知他叫朱丘。我们俩就这样一脸敬畏地默默望著瘫在地上的尸体，看了整整十分钟。那老兄才死了不到一小时，身上已经满是苍蝇，有的停在他发白的眼珠子上，有的在他张开的嘴里爬进爬出。他头歪向一边，正对著我和围观的迁移者，宛如盯著每一个人。我们看著苍蝇在这个人脸上产卵，时间仿佛静止下来。后来总算有些好心人拿著达拉斯牛仔队的床单出现，将他盖了起来。一名医护人员和几个附近居民围著尸体走动聊天，看上去没有半个人不安。死亡就像是一道普通的夏日微风。我在心里喃喃自语，也许这家伙想去达拉斯的苹果蜂（Applebee’ s）餐厅洗盘子，也许他在费城干了很多年的造景工，是老鹰队的死忠球迷，最讨厌去他妈的（pinche）的牛仔队。感觉没人认得他。人们只晓得必须拿个东西把他盖住，不让苍蝇靠近。面对这幅奇景，我转头请教朱丘，想问出一点真知灼见。但朱丘只是耸耸肩说：“这种事天天都在上演。有些人穿越边境不成太多次之后受够了，有些人用药物或酒精来杀时间。谁晓得是什么杀了他？”朱丘看出我脸上的忧心，便接著说：“等著瞧，明天就不会有人记得这件事了。就像根本没发生一样。”他说对了。隔天，我向迁移者问起那个距离贝他组织办公室不到一百公尺的尸体，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感觉就像没这回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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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为了进入美国，选择以非法方式徒步横越亚利桑那的索诺拉沙漠。这本书就是探讨这些边境穿越者每天面对的暴力与死亡。我在书里提到的人，家住美国的读者可能早就见过他们。他们替你挑拣水果，替你帮车美容，替你处理肉品；他们专做美国人不能或不想做的工作。不过别忘了，他们有许多人不是第一次横越沙漠。欧巴马任职总统期间，曾经于二○一三年度大规模遣送了将近两百万名迁移者。其中有许多人目前还在宛如火星地表的亚利桑那边境惶惶流窜，一心期盼和家人团聚，或回到他们唯一称之为家乡的地方。我的论点很简单。这群人在迁移路上的可怕遭遇既非偶然，也非愚蠢，而是美国联邦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不仅相当不透明，更很少有人直言不讳点出，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以索诺拉沙漠的险恶为掩护和工具的杀人计划。美国边境巡逻队使用漂白过的论据、转移究责对象，以及“自然”的环境过程，抹去亚利桑那南疆发生过的一切，借此掩盖现有查缉手段的恶果，让这项社会政治政策对无证迁移者身体与性命的无数戕害从世人眼前消失。
那些在沙漠里经历死生的人有名有姓、有面孔有家庭。他们还有曲折的生命故事，这些故事反映出跨国迁移者与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紧密关联。但我们很少睁大眼睛，仔细看他们走过的这趟可怕旅程，听他们用自己的话描述这个过程。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全力检视一头名为“威慑预防”（Prevention rough Deterrence, PTD）的美国边境查缉巨兽，检视它的运作逻辑，以及其付出的人命代价，以了解这项主要仰赖险峻荒芜的地形来遏止迁移者从南方涌入的政策。我还会介绍亲身经历过这套治安手法的人，从他们的视角来叙述那些发生在边界带及边界以外，关于存活、失败与心碎的故事。记录这些绝大多数未曾被记录的故事，让读者近距离看见这些面孔与身躯，或许能提醒明日的我们记得，这些人今天就在这片沙漠上生存，在这片沙漠上死去。
边境故事
这本书直接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因为那年美国在德州艾尔帕索市首度实行后来称为“威慑预防”的边境政策。当时“威慑预防”只是地方上狗急跳墙想出来的防堵措施，目的在解决棕皮老墨非法翻墙的难看场面，以及边境巡逻队在拉丁贫民区追著人满街跑，分不清谁是合法居留者、谁是非法入境者的混乱窘境。当局让一批（或者说“一帮”）理著平头的边境巡逻队员，穿著军靴和笔挺的绿制服在艾尔帕索市区及周边走动，希望吓阻边境穿越者不要贸然翻墙进入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结果还真的奏效了。但这群升斗小民虽然气馁，却没有放弃。他们许多都是华雷斯城的当地人，每天通勤到德州工作。面对这项新做法，他们选择改走城市边缘，那里围篱神奇地消失了，边境巡逻队员屈指可数。事情很快恢复了原状。然而，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一切都变了。美国承诺墨西哥，只要墨西哥开放口岸让廉价货品进口，就会确保这位南方邻国经济繁荣。但墨西哥刚签完字不久，就发现美国政府补助的老外（gringo）玉米他妈的大批（pinche montón）倾销，压垮了他们的经济，造成数百万农民失业。如同过去几个世代的墨西哥人，只要经济不好或北方佬（los Yanquis）需要廉价劳工，这群落难百姓就会开始成千上万向北迁徙。乐观的农人（campesino）聚集在提华纳、华雷斯和雷诺萨，等著闯过边巡的（la migra）那关，成为美国无证移民劳工大军的一员。
这股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导致的人潮，使得加州圣思多罗市和德州麦卡伦市出现了源源不绝的翻墙者。因此，美国边境巡逻队又得想出一套办法，以减少每天都有大批穷人涌入边境城市的负面新闻。艾尔帕索将拉美入侵者成功赶到城市边缘的小实验立刻成为全国仿效的治安方针，并且沿用至今。从过去到现在，这项做法的基本假定都一样：就算无法制止这团迁移大军，至少可以导引他们改走偏远地带，让险峻地形惩罚他们，如此一来不仅省钱（起码某些蠢蛋这样认为），又能将不堪的场面阻绝在公众视线之外。结果确实如此。
二○○○至二○一三年，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而遭到逮捕的总人数将近一千一百七十万人，其中有四百五十八万四千零廿二人是在边境巡逻队执勤的土桑区被捕。这片崎岖多山、人烟稀少的区域从新墨西哥往西延伸到亚利桑那的尤马郡（Yuma County）。如果再加上旁边的尤马区（Yuma Sector），该州的逮捕人数将高达五百三十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人，和休士顿总人口不相上下。不过也难怪亚利桑那讨厌迁移者；近二十年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把亚利桑那州的后院当成挡箭牌，借此考验数百万边境穿越者的耐力，并且常让当地社群替医疗费买单。尽管如此，人人都晓得，只要通过这场死亡竞赛，美国的牧场、地毯工厂、肉类加工厂和寿司餐厅的后门就会为你敞开。
本书提到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土桑南方，巴波奎瓦里山脉和图马卡科里山脉之间的带状沙漠。过去几千年来，托荷纳奥丹（Tohono O’odham，直译为沙漠人）原住民和他们的祖先一直以这片美丽而危险的土地为家。早在殖民时期的西班牙淘金者和基督徒、十九世纪绘制新地图的美国地理调查员，还有二十世纪的边境巡逻队员这些人出现之前，奥丹人就已经在此孕育出许多文化传统与实践，让他们在这片大多数外人眼中不适合农业与人居的土地上过得很好。民族植物学家纳卜汉就写道：“在巨人柱仙人掌（saguaro）之间挥汗劳动，是奥丹人与这片沙漠维持原始亲密的方式。外人或许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这项农活却忠实反映出沙漠人和他们周遭环境之间的紧密连结。在沙漠最干燥炎热的时候，有些人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更深入其中。”奥丹诗人奇哥一语总结了族人与土地的亲密：“当我走进沙漠，动物会停下动作望著我，仿佛在对我说欢迎回家。”
边境穿越者不一样，他们没有沙漠人的文化智慧，这地方在他们眼中并不友善。这就像从维拉克鲁兹绿油油的热带低地或瓦哈卡的凉爽山区，去到荒芜闷热的沙漠。迁移者会跟你说：“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他们怎么可能想得到？迁移者是穿越死寂陌生大地的逃犯，而边境巡逻队倚恃的正是这一点。这片恶土是他们半公开的武器，迁移者的死伤人数证明了这一招又痛又有效。最难过的是奥丹人，美国联邦政府将他们的圣域变成了杀戮地，巨型的曝尸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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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研究这群流动人口就发现，必须采取多重场域的民族志研究策略，才能捕捉迁移过程的各种因素。这些年来，我在各州、各国和各大陆追著人跑。我在二○一三年造访厄瓜多十天，访谈了几十人，二○一三至二○一四年数次短暂停留纽约，还打了二十几通国内、国际和视讯电话，但书里绝大多数的民族志、鉴识科学（第三章）和考古资料（第七章）都是在墨西哥边境的诺加莱斯和北部的艾尔塔，以及诺加莱斯和沙沙比之间的土桑区沙漠（参见土桑区地图）收集到的。二○○九至二○一三年，我访谈了数百位正在迁移过程中的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七十五岁之间，谈话地点包括公车站、街角、餐厅、酒吧、人道收容所、墓园，还有其他边境穿越者出没的地方。访谈对象大多数是墨西哥人，但也有中美洲人。我和他们的互动通常是非结构式的访谈，因此我会视情况做笔记、使用数位录音笔，或两者都用。有时我会给对话者看沙漠和其他迁移相关事物的照片，请他们发表看法。此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观察土桑的遣送作业，在边境巡逻队的陪同下参观政府设施，并实际踏上迁移者穿越沙漠的小径。
绝大多数访谈我都以西班牙文进行，然后译成英文，只保留部分用语以原文呈现，凸显说话风格。由于一般人讲话通常漫无边际，不时兜圈子，或因为故事复杂而讲得没有条理，有时我会略加编辑，在维持叙事流畅的前提下，去除冗赘的部分。 但我改动得很少，而且非常谨慎，尽可能忠于对话者的口吻与原意。为保护当事人，书里提到的人物一律使用化名，并更改部分个人资料，只有死者和失踪者使用真名，因为他们的家人希望“真实”呈现他们的故事，以确保离去的人不被遗忘。
描写暴力
暴力是本书的首要主题：暴力如何在沙漠里被建构出来，从中得利者如何看待暴力的效益，受害者又如何体认其毁灭性。无证迁移者一方面深受美国经济的吸引，一方面又受到美国移民查缉措施的重击，这样的遭遇一般可以称为结构暴力。这种暴力是间接的，因为它是联邦政策的后果，不是某个人的错。没有人为此负责。此外，这种暴力通常不是当场发生，往往被视为出于“自然”因素，以致很容易遭到州政府否认，被沙漠环境抹去痕迹。本书对结构暴力的分析与切入的视角大小，会依据脉络、时机和分析目的而异，有时探讨联邦执法单位的论述和大型基础建设，有时则是赤裸披露政策承受者的切身感受。
这样做是为了近距离呈现暴力的面貌，避免“洗白”暴力，同时也是为了提供齐泽克所谓的“侧面瞥视”（sideways glance），好让我们用新的角度思考边境穿越和伴随而来习以为常的（routinized）痛苦与煎熬。理论上，这样的做法得益于两个主要论点。首先，人以外的事物（如沙漠）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见第二章），因此应该将其视为边境巡逻队查缉策略的关键因素。其次，迁移者在沙漠的死亡方式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任人摆布，而为他们的尸体作传（postmortem biography）有助于我们洞察影响深及另一个半球的创伤如何产生。
呈现暴力并不容易，我在撰写本书期间无时无刻不强烈感受到这一点。我时常在夜里为了书里描述是否太过血腥、太不顾及他人感受而担忧。不可否认，这本书主要采取男性的视角。身为拉丁裔学者，我接触到的男性远多于女性，至少在墨西哥北方边境进行民族志研究时是如此。基于我会在书中陆续提到的各种原因，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成为访谈对象，以致我对边境穿越暴力这件事最熟悉的也是他们的看法。这表示我对女性遭受性暴力的认识大多来自男性目击者的陈述。有学者估计，从墨西哥北部进入美国的女性无证迁移者有九成遭受过性侵，也就是说，还有许多创伤经验不曾被说出口。在非常偶尔的状况下，我会瞥见女性遭受性侵留下的实体迹证，例如刚被遣返者的黑眼圈或手腕瘀青，也有五、六回目睹女性迁移者全身僵直或极度惊吓，怎么安抚都无法回复。但这些只是性侵留下外显痕迹的极少数例子。不论是什么造成了那些瘀青或创伤，我都因为道德、方法论和性别的限制而无从得知。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将女性迁移者经历的性暴力放入书中。
虽然本书随处可见女性的踪影，但有时她们只透过男性而被看见。这点在本书第二部分“在路上”尤其明显。然而，我的用意并不是将女性变成“展示给男性注视与享受的偶像”，而只是想强调，由于被逮捕的边境穿越者绝大多数（二○一二年为百分之八十六点五）为十八到四十岁的男性，以致我最熟悉的是他们的观点。我在书里不少地方以男性视角为框架，主要是为了阐明在这个研究脉络下，男性视角非但不该被直接贬为父权或色情，反而可以凸显女性边境穿越者的力量与经验，以及书中收录的叙事多大程度反映出男性面对“女性时的认同、同情与脆弱”。我希望我的行文方式和书里呈现的各个视角最终能真实反映暴力又维持所有人的尊严，在两者间达成平衡。
最后，为了让我对暴力的文字叙述更复杂，我决定冒险在书中加入人在各种脆弱不安状态下的照片。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近十年来兴起的摄影民族志风潮的影响，尤其是布格司和熊柏格合著的《自以为是的毒鬼》及霍夫曼的《战争机器》。这两部作品以敏锐的手法将难以直视的影像和对暴力的犀利分析搭配在一起。打从研究计划一开始我就知道，光凭文字无法捕捉到迁移者在过程中经历到的暴力、苦痛、胜利的复杂、情绪与真貌。唯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并且看见他们的脸，才能感受到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过去这几年有不少生活在美国的无证迁移者勇敢站出来，说出他们的故事。你接下来会读到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他们也想被听见、被看到。因此，我在书里收录了边境穿越者在路程中拍摄的照片，还有怵目惊心的受伤与死者照。或许，唯有将这一大群我们称为无证者的人还原为“人”，我们才能开始认真讨论如何解决美国千疮百孔的移民制度。
虽然书里有些照片是我本人或迁移者拍的，但绝大部分还是出自和我长期合作的好友威尔斯之手。麦可．威尔斯（大家总是叫他全名）从研究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和我一起走过沙漠、在墨西哥的收容所厮混、到纽约做访谈、去厄瓜多造访迁移者的家人，共同度过了无数时光。他虽然不是人类学家，但对我来说，他的摄影具有敏锐的民族志色彩，不仅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人性幽微，还记下了迁移者穿越的多重世界的纤纤细节。我在书里将威尔斯和其他人拍摄的照片搭配上人类学的镜头（如迁移者叙事、考古类型学和鉴识描述），只因为我深深相信，融合文字与照片的长期人类学研究“在分析上、政治上和审美上都是一加一大于二”。
本书许多影像都有出现人脸。亲身经历被我收录书中的人，绝大多数都知道并同意我这样做。无证迁移者希望你把他们当人看，希望你看到他们经历了什么，还有迁移的过程对他们生命造成的影响。我有一次问克里斯提安（你会在第九章见到他）要不要我把他的脸打马赛克，能不能将他弟媳的照片放进书里。他告诉我：“我要你放那些能真实呈现我们的照片。这样更好，大家才能看到发生什么事。看到真实。这样大家就会相信正在发生的事，就会知道这是真的。很多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些事根本没发生。”或许，书里接下来的照片和文字能帮助那些人，那些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要多么走投无路才会踏进沙漠、而身旁亲友被这个过程夺去性命又是多么伤痛的人，让他们离“真实”稍微近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