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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政策制定者说，如果出生人数下降太多，他们会改变政策。事实证明，这并非易事。
中共在1980年致党员和年轻人的公开信中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随著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现在中国正朝著相反的方向努力，关闭堕胎诊所，并扩大帮助受孕的服务。但独生子女政策所遗留的问题是，育龄妇女数量不断减少，以及独生子女一代不太渴望结婚和组建家庭。中国在2016年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
此外，中国的不孕问题似乎比其他许多国家要严重。根据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研究人员的一项调查，大约18%的中国育龄夫妇有不孕不育的问题，而全球平均有15%左右的夫妇面临这一问题。
多年来，中国政府号召妇女推迟结婚年龄，鼓励少生孩子。研究人员称，中国妇女尝试生孩子时的年龄较高，这可能也是不孕率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一些研究人员称，多年来为了遵守生育限制政策而广泛使用的堕胎措施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曾撰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生育研究书籍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人类学家Ayo Wahlberg表示，多次堕胎会影响女性身体，可能导致不孕不育。
中国几十年来保持较低出生人数的政策不仅造成了较深的伤害，还给许多地方政府带来财政负担，而这减少了这些政府可用于鼓励生育的资金。
在中国，众所周知山东省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时较为极端，聊城市部分地区1991年开展了一场名为“百日无孩”的运动。香港凤凰卫视（Phoenix Television） 2012年的一部纪录片详细描述了当地官员为美化出生数据，强迫被发现怀孕的女性去堕胎中心，即使这是她们的第一胎，符合独生子女政策。
聊城一位45岁的大学教师称，几乎所有上了岁数的当地人都对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有所耳闻，不过他也表示，这是你在任何历史书中永远都找不到记载的。
几年后，中国政府叫停了被认为过于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做法，包括监禁或殴打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以及毁坏这些人的财产。中国国家卫健委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不予置评，仅表示山东正在修订该省的计划生育法，以鼓励生育。
目前，山东向众多遵守了上述法规的夫妻支付补偿或补贴，包括因唯一的孩子死亡或残疾而失去支持的退休人员，或因堕胎或其他节育方法而受到伤害的妇女。根据山东省卫健委的数据，2019年此类支出总额超过人民币50亿元（约合7.8亿美元）。这相当于当年最大预算项目教育支出的五分之一以上。
堕胎现象并没有出现断崖式下降。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1991年，也就是山东一些地区开展百日无孩行动的那一年，中国的人工流产数量约1,400万。2020年这一数字略低于900万。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各地主要用于堕胎、绝育和放置宫内避孕器的计划生育中心数量在2020年已减少到2,810个，不到2014年的10%。
与此同时，体外受精（或称试管婴儿）数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多，从2013年的约48.5万增加到2018年的100多万；体外受精包含多个步骤，每一个周期需要花费四至六周时间。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在美国，2018年在456家报告此类数据的诊所共进行了略多于30万次的体外受精。
Wahlberg表示，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实施这么多年的生育限制后，生育诊所可能会变得比堕胎诊所更重要。
根据他的研究，辅助生殖在中国的历史之悠久令人惊讶。1988年3月，也就是世界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10年后，北京的妇产科医生张丽珠接生了中国首例试管婴儿。三个月后，在医学遗传学家卢光琇的指导下，另一名试管婴儿在长沙出生。
当时这两位医生大多是秘密进行研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确定了人口议程，不孕不育服务直到21世纪初才合法。
现在，张丽珠和卢光琇所开创的方法是政府所依赖的改变人口轨迹的措施之一。
2020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比前一年下降了18%，预计将于1月份公布的数据可能会显示2021年新生儿数量再次急剧下降。中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2020年为1.3，甚至比日本的1.34还要低。在2005年跌至1.26的历史最低点后，日本处于全球最低之列的生育率在政府扶持措施的帮助下开始回升，不过在最近几年，该比率又开始下降。生育率衡量的是一名女性一生中所生育子女的数量。
根据卫健委的数据，中国目前有536个不孕不育中心，但大多数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富裕的大都市，而且质量差异很大。大型医院已经在计划生育门诊中增加了生育服务，中国也在努力将这种服务推广到较小的城市。
卫健委设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至少为每230万至300万人设置一家提供试管婴儿服务的辅助生殖机构。从全国范围而言，中国离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表示，现有的服务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西部的甘肃省只有三家辅助生殖机构，都在省会兰州。甘肃的目标是到2025年拥有七家此类机构。
卢光琇是试管婴儿技术先驱之一，2002年在长沙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生育医院之一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根据其网站，该医院自成立以来已接生超过18万名婴儿。该医院一个治疗周期的平均费用约为人民币4万元，相当于6,000美元。
北京一所大学的助理教授（她只透露自己姓Wang）说，她在2018年流产后，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生育。但去年，她通过试管婴儿生下了一个男婴。
她的治疗花费了人民币5万多元。36岁的Wang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如果整个过程不是那么困难的话，我还会再做一次。想到可能再次流产，她就觉得十分痛苦。
在中国，不孕不育治疗费用不属于医保报销范围。在日本，政府已提议扩大公共医疗保险范围，把一些不孕症的治疗纳入其中。
哥本哈根的人类学家Wahlberg教授说，但在推进治疗不孕不育相关服务方面，政府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他说，低出生人数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问题。
长期批评中国政府人口政策的美国研究员易富贤说，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人对家庭和生育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中国政府的最新努力不可能轻易扭转这一局面。易富贤预计，2021年的数据甚至有可能显示中国的人口已经开始萎缩，要比政府预测的时间提前几年。
为了鼓励生育，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承诺提供现金奖励和更长的产假。不过一些研究人员质疑这些鼓励措施是否足够。
商界名人、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James Leung）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取消生育限制的倡导者。他表示，如果没有巨额财政补贴来帮助家庭养得起更多孩子，中国将很难阻止出生率的下降。
梁建章说，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在他看来，大众的想法很难改变，也不能把某种价值体系强加给他们。
他估计，要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政府需要以现金、退税、住房和日托补贴的形式，为家庭提供平均每个孩子人民币100万元的补贴，合16万美元左右。
前计划生育官员王培安曾在2017年表示，中国不太可能面临人口短缺，“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现在他敦促强化年轻一代的生育责任意识。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培安说，应该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
中国政府的态度在六年时间里彻底转变，从严格限制夫妻生育子女数量，到现在鼓励他们生育更多子女。但政府几乎没有提到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的持续影响，也没有提到其人力成本。
“对于那些在这种制度下过来的妇女，我真的很同情她们，而现在她们听到国家正鼓励年轻女性生孩子，”Wahlberg教授说。“我想到那种情形都觉得心碎。”
中国东北的几个省份生育率在全国最低之列，其中的吉林省上个月表示，当地银行将为每对有孩子的夫妻最高提供20万元婚育消费贷款。
吉林省政府还表示，不会退还“历史”超生罚款，该政府还表示，官员需要向因超生而被处罚的居民解释，告诉他们形势已经改变，现在需要 “激发生育潜能”。
英文原文：China Is Haunted by Its One-Child Policy as It Tries to Encourage Couples to Conce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