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陆深度互联网审查

国家监管与意识形态控制:什么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特殊管理股?

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已经铺开,对互联网公司等意识形态力量的驯化,将是检验目前意识形态班底的重要指标。

2020年11月22日,浙江省乌镇举行的2020年互联网大会上,一个孩子与百度的机器人互动。

2020年11月22日,浙江省乌镇举行的2020年互联网大会上,一个孩子与百度的机器人互动。摄:Zhai Huiyong/VCG via Getty Images

王大头

刊登于 2021-10-19

#互联网监管#网络安全法#互联网巨头#意识形态#中国政治#评论

1. 一石激起千层浪

之前许多规定属于宣传系统内一种内部默契,并不会明文公开,在新时代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不再做“好好先生”、“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把许多规则明面化了。

10月8日,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到,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许多人甚至包括媒体人都人心惶惶,还有人调侃“好消息是,以后没有坏消息了”。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媒体监管政策的误读与曲解,因为中国理论上从未在政策上放开过媒体控制。

从主管部门职能来说,国家发改委从事的是关于经济规划和运行方面的监管,意识形态管控从来不是发改委的职责。即便这次是国家发改委发文,文件的起草、出台也是意识形态管控部门一手操办,只是用发改委的名义发出而已。

中共党管媒体体制下,意识形态部门与经济运行部门各司其职,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政治惯例。只是之前许多规定属于宣传系统内一种内部默契,并不会明文公开,在新时代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不再做“好好先生”、“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把许多规则明面化了。

不让非公资本参与新闻传媒相关业务,如果单单指狭义的时政新闻采写报导,社会资本的确很难插手,即便国有资本,除了指定的媒体,其他也很难参与进来:中央的重要新闻,一般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垄断;地方的党政新闻,则是当地的党报和省台报导。

而广义的新闻采写播发平台,实际上互联网平台已经具备此类功能。今日头条、微博、腾讯、新浪、网易和搜狐等几大信息类APP、新闻网站、微博都是某种类型的新闻舆论平台;新兴的视频网站B站、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也具有一些新闻舆论的功能。

这次政策重点,实际上主要也是面向非公资本控制的这些互联网舆论平台,这些平台多数属于私营资本,其中的翘楚基本上都接受了美元风投资金,既有私人资本为主,兼有外国资本,是中共对“新闻媒体”之后监管的重点所在。

2020年9月18日,字节跳动于北京举行的北京国际贸易博览会上。
2020年9月18日,字节跳动于北京举行的北京国际贸易博览会上。摄: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 什么是国家特殊管理股?

国资入股之后,会委派一名网信有关的董事会成员,目前都出自网信系统的中层官员,保证了董事有足够的时间来参与公司的一些决策,也保证了董事对国家意识形态管控规则的全面了解。

互联网新闻舆论平台,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重要的管控方向,这次发改委的举动,也是属于中共一套意识形态管控组合拳。国家发改委的负面清单控制,是面向未来;对于存量巨大的互联网新闻舆论平台的处置,才是重中之重。

今年以来,传闻中的互联网舆论平台管制的利器——国家特殊管理股已经悄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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