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胶卷里的真实阿富汗：塔利班前高层也感绝望

“为那些愿意留下坚守的人喝采，那是我所没有的勇气。”——前阿富汗电影中心主任 Ibrahim Arify

阿富汗导演萨拉·卡里米（Sahraa Karimi）的一封公开信日前在网路上获得关注，她陈述塔利班对女性种种权益的剥夺与残酷，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声援；另一方面，身兼国家电影中心主任（general director of Afghan Film）的她，也疾呼阿富汗电影产业正面对的危机：

“我以电影制作人身份在我的国家所努力建立起的一切，正面临著毁灭的危机。如果塔利班接手，所有的艺术都会被禁止。我和其他电影从业人员可能会在他们下一轮的打击清单上。”

值得探究的是，不止她的电影志业，其所主管的电影中心本身，皆是阿富汗动荡历史的重要见证。

阿富汗电影中心：假墙背后的胶卷

位于首都喀布尔的阿富汗电影中心（Afghan Film）建立于 1968 年，受惠于前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Mohammed Zahir Shah）1963 年的访美之行，于美国援助之下起建，并配备有完整的制片与播映设备。

电影中心隶属于信息与文化部，为阿富汗官方文化机构，也是当前阿富汗唯一的制片厂与国家影像档案馆，藏有摄于王国时期以降的各类纪录影像与剧情电影，最早的摄录影像可追溯至 1927 年阿曼诺拉汗国王（Amanullah Khan）时期。在拍摄资金与摄制装备稀缺的阿富汗，享有政府资源支持的电影中心，经手了绝大多数阿富汗制播的本国影片（无论是剧情片或纪录片）。也因此，这批珍贵胶卷所呈现出的阿富汗历史样貌，远比当代众人的印象更为复杂而丰盛：没有战火，女性穿著西式服装，享有高等教育且从事各类工作，人⺠安居富足。

尽管经历了 1973 年达乌德亲王政变，1978 年四月革命、苏联入侵，至 1992 年起为期四年的阿富汗内战，种种战祸颠簸都没能中断电影中心的运作，该中心持续拍制、保存本国电影，既培养了多个世代的专业电影技术人员、演员、导演，也让电影持续成为阿富汗城市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心的运作，在源自南部的塔利班势力击败拉巴尼政权，攻进喀布尔后戛然而止，中心关闭前所制作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前总统纳吉布拉被塔利班残忍凌迟后，悬街示众的影像纪录。2001年初，塔利班炸毁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同时也锁定了已停止运作的阿富汗电影中心；在塔利班对沙里亚法的极端诠释中，任何影像形式的艺术创作皆是需禁止的。

所幸资深职员们接到风声，快速将珍贵的历史胶卷集中至预备好的储藏室，他们封死房门，用木板与砖头将入口装饰为一面假墙。塞不进储藏室的胶卷，则在慌乱中被藏进天花板、楼层夹缝，期以逃过搜捕。但其余的影片仍落入塔利班之手，超过 2500 卷的电影胶卷遭到严重破坏。

人们蒙著头巾，自废料堆中挖出一只只胶卷铁盒，撬开后，覆尘起扬，有人抽出尚未沾染尘污的胶段，就光而视，看见一满格的斑斓色彩。

2015 年纽西兰导演 Pietra Brettkelly 制作的纪录片，《胶卷救援任务》（A Flickering Truth，同年于台北金马影展放映），即曾纪录这座 1960 年代设立的国家文化机构，在美军占领阿富汗的后塔利班时期，靠著为数不多的以电影为志业的职员，试图修复保存这批塔利班政权没搜出、没烧完的，超过 8000 小时的胶卷。

纪录片中，焦渴烈阳底人们蒙著头巾，钻进从房顶炸毁宛若废墟、被称为“机棚”（hangar）的库房， 自废料堆中挖出一只只胶卷铁盒，撬开后，覆尘起扬，有人抽出尚未沾染尘污的胶段，就光而视，看见一满格的斑斓色彩。

这部纪录片拍摄的当下，已是美军占领阿富汗的第二个十年，自杀炸弹偶发的喀布尔正在重建，邻近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影厂内，他们试著筹措资源抢救胶卷，修复上一辈阿富汗电影工作者的剧情创作，以及战乱爆发前的社会纪实影像，也借由胶卷，看见那个他们所未曾眼见的阿富汗——苏联入侵之前，城市风气尚属开放，成为嬉皮朝圣之路灿烂终点的，没有战争的阿富汗。

成堆的胶卷是当年自由世代的创作尝试，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影像记忆，也是阿富汗人对于安定生活的向往。

也借由胶卷，看见那个他们所未曾眼见的阿富汗——苏联入侵之前，城市风气尚属开放，成为嬉皮朝圣之路灿烂终点的，没有战争的阿富汗。

战争时期的文化共识

一如多数的亚洲国家，电影随著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进入王国时期的阿富汗，特别是查希尔沙国王在位期间（1933-1973），鼓励电影、广播和戏剧等文化活动发展，社会风气普遍开放而自由。然而在以伊斯兰文化为基底、族群极度多样化的阿富汗，以西化为目标的世俗化政策始终难以聚合起整个国家。

受冷战影响，阿富汗经历了废黜王室（1973）、共产革命（1978）、政变（1973、1979）等一连串动荡，至 1979 年苏军入侵，共产势力与派别林立的伊斯兰圣战者（Mujahideen）陷入近十年的恶战。而值得一提的是，横跨意识形态迥异的各方阵营，电影是各势力之间少有的文化共识。

加拿大籍阿富汗裔导演 Ariel Nasr 制作的纪录片《The Forbidden Reel》（2019），访谈了数位曾在国家电影中心工作的影人，试图重建电影与战争的共存关系。事实上，左翼政府以及多数具传统伊斯兰背景的圣战者皆乐于发展电影事业。

“尽管我们为彼此对立的政权效力， 但这不意味著我们彼此分裂⋯⋯因为电影是我们之间强大的连结。”

70 年代的亲苏政府邀请著名的导演 Latif Ahmadi 担任电影中心主任。据其口述，这个时期的电影中心不再为王室服务，且政府拨予剧情片的预算增加，加上审查制度尚宽，一年最多可制播六部本国电影，且取材贴近常⺠，广受大众欢迎，可说是阿富汗影史的黄金时期。但不可讳言，影像之外， 城市与乡村的差距极大，奠基于城市的电影产业日益蓬勃，而在农村，战火则是持续升温，反对苏联－喀布尔政府的多股伊斯兰圣战者势力，在全国各处进行游击战，战事持续十余年。

圣战者中较具规模，出身东部山谷，被称为“潘杰希尔雄狮”的塔吉克族军阀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对影片拍摄有著浓厚的兴趣。他曾下令在部队中成立专职摄影队，随军纪录圣战士对抗共产政府的影像。据摄影师 Yusuf Jannesar 口述，马苏德认为影像在这场圣战之中有其特殊的三类目的：参与战前敌情侦查，供战后检讨所需，以及将影像留存予阿富汗的下一辈人。Yusuf 更曾奉马苏德之命，在某场关键战役之前，为一整个营的精锐圣战者，一一拍摄个人半身独照。

1980 年代后期，自莫斯科留学返国的导演西迪·巴马克（Siddiq Barmak）也投身于马苏德麾下，主掌圣战者内的摄影组织。他奉马苏德之命，为圣战者的攻势拍摄多支纪录片（如《Narration of Victory》），不仅是纪录战斗过程，也记录了那个年代游击战成为日常的阿富汗；另一方面，也争取到了马苏德的资助，在前线完成以圣战者生命历程为题的剧情片《Ascension》。

尤有甚者，尽管喀布尔政府大规模监控异见者，身在圣战者组织的巴马克依旧与为亲苏政权效力的 Latif Ahmadi 保持通讯，彼此交流电影作品供圣战士娱乐观赏。“尽管我们为彼此对立的政权效力， 但这不意味著我们彼此分裂⋯⋯因为电影是我们之间强大的连结。”巴马克在访谈中如此言道。日后，巴马克拍出了最为西方世界熟知的阿富汗电影《少女奥萨玛》（曾获 2004 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这部电影从哪里来的？这不可能是在阿富汗。”尽管她不断点出片中出现的阿富汗著名地景，对这位出生于内战时期的年轻朋友来说，影片中的景象仍无异于他方。

即使时至 1990 年代，苏军撤离，内战爆发，喀布尔因军阀混战而动荡，大量知识份子、技术人员流亡海外，不同的圣战者组织依旧未禁绝电影中心的运作。Latif Ahmadi 在1992 年9月卸任，移⺠莫斯科以避战祸，由选择留在国内的巴马克接任主任一职。他努力保存既有的胶卷典藏，持续在喀布尔各影厅放映阿富汗电影，人们在火箭弹的袭击中，依旧进场观影，直到内战接近尾声。

哀伤的是，战后接掌国家的是各派圣战者中最为极端的异数，反对任何形式影像创作的塔利班政权。

电影作为战后重建之力

熬过塔利班的屠害，影像再次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随著西方势力的重返，英语世界出现较多材料以阿富汗人⺠的观点，阐述影像所产生的社会意涵。长期在阿富汗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 Julie Billaud，即曾在⺠族志作品《Kabul Carnival: Gender Politics in Postwar Afghanistan》对此予以分析。

“这是我们的文化，不是阿拉伯，不是美国，不是俄罗斯，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一切才能恢复正常。我们需要在全国各地放映阿富汗自己的电影。”

有一回她和当地朋友一同观看电视上播映的 1960 年代阿富汗黑白电影，呈现了没有战乱的街区、未著罩袍的女性自由跳舞的画面，友人只是惊呼：“这部电影从哪里来的？这不可能是在阿富汗。”尽管她不断点出片中出现的阿富汗著名地景，对这位出生于内战时期的年轻朋友来说，影片中的景象仍无异于他方。

如果说这样对于本国影像的殊异感，来自于战祸与塔利班时期对于国家历史影像的湮灭，那么，阿富汗女性对于媒体影像的殊异感，则是源于美军占领时期各类媒体内容的现代化尝试。

随著私营电视台成立，西方政府驻军、企业资金与非营利组织进驻，包括电影在内的影像媒体再次成为促进阿富汗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西方眼中的阿富汗女性也成为媒体影像生产的预设标的。创作者与来自欧美的资助者往往希望透过影像，诸如广告、电视剧、电影等，建立一套“女性气质与想望的新典范”（new standards of womanhood and desirability）。这样的预设，经常体现于剧中不穿戴任何传统穆斯林服饰、勇于为个体做出自主决定（特别在于情感与物质消费等层面）的女性角色，冀以启迪新一代的阿富汗女性。

换言之，Billaud 认为受西方主导的影像文化所产生的在地意义，远不仅止于所谓的阿富汗女性赋权，更是牵涉到更为结构性的族群与文化身份的细致调整，只是西方组织普遍更热衷於单向的人权价值输入，唯独如此多重身份转译所需的工夫、对话与抉择，却往往被留给了阿富汗女性个体。

就公众媒体看来，这的确是开放与平权的重要进程，但学者细腻地纪录道，阿富汗女性观众在接受端所承受的，并非是西方社会所期待的，平铺直述的启蒙式解放论述。其田野接触的女性报导人， 一方面喜爱新世代的电影、肥皂剧，却对其所传递的个体性及消费价值观感到困惑，因这些与现实生活中自己同样重视的穆斯林身份、家族网络有所扞格，不过，相较于禁绝一切的塔利班政权，种种变迁仍被视为重建的必经之途，多重边界的探索与尝试仍在日常之中萌芽。

“我感到悲哀，我为我们竟然沦落至此（毁坏历史与艺术）而感到绝望。”纪录片访谈中，这位前塔利班高层如此陈述。

纪录片《A Flickering Truth》中，电影中心在修复胶卷的同时，更力图让更多阿富汗人看见阿富汗本国电影。工作人员一方面在首都举办公播活动，也开著厢型车进入乡村地区播放露天电影。尽管微小的尝试在稀缺资源支持的大背景之下，略显苍白，但阿富汗影人们秉持著世代共有的热忱，坚信胶卷所承载的历史影像对阿富汗当代社会能有所启示。

“这是我们的文化，不是阿拉伯，不是美国，不是俄罗斯，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一切才能恢复正常。我们需要在全国各地放映阿富汗自己的电影。”2014 年时任电影中心主任的导演 Ibrahim Arify 如此阐明阿富汗胶卷在他心目中的意义。要让电影得以延续，最好的方式是让电影扩散与流通，获得人们的重视。

发展近百年，动荡的局势让阿富汗电影承受艺术创作以外的多重期待，如纪录王室，战争侧写，如战后文化重建，或女性权益推广，无论如何，光影之现于当代阿富汗所展现的意义，更可能是一种对于过去的重新认识，凝聚对于未来可能性的想望。电影胶卷在阿富汗，意味著重生茁壮的自我期许。

塔利班的重返

而今，塔利班再度掌权，阿富汗电影的未来再度蒙尘难辨。历史曾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挽救众多阿富汗电影胶卷：2001 年那位向电影中心报信，告知职员尽快将胶卷转移、封藏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塔利班内部主掌广电事业的高层人士。在获知将胶卷全数摧毁的命令后，他冒险传讯给中心职员，“我不管你们会做什么，但你们最好尽快把电影胶卷给藏好。”当年的他如此传话。

“我感到悲哀，我为我们竟然沦落至此（毁坏历史与艺术）而感到绝望。”纪录片访谈中，这位前塔利班高层如此陈述。

二十年过去，塔利班政权的本质是否有所转变？是否如出一辙地禁绝任何影像存在？抑或将有限度的允许电影档案与创作？中心典藏的成堆历史胶卷将何去何从？更重要的，曾目睹过往影像，尝过不同社会氛围，未曾经验过塔利班的年轻世代将会如何？

据《纽约客》的短访文章，现任电影中心主任萨拉·卡里米，已在乌克兰政府的协助下离开阿富汗。 塔利班的文化事务委员会（Cultural Commission）成员 Abdul Qahar Balkhi，日前在《半岛电视 台》的独家访谈中表示共建政府的咨询会议仍在进行，目标将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体系，不过他坦言教法下的女性权益不会有任何模棱两可的空间，文化事务的管制准则也尚待定夺。前路晦涩依然。

近时有论者多以中世纪、野蛮、部落社会等一类带有封闭静滞意象的词汇，以形诸当代的阿富汗样貌，然就历时性的电影档案观之，过去半世纪，阿富汗社会从来不是封闭而停滞的，而是持续在多国势力的介入下遽速变迁。一格格的胶卷也记录著阿富汗人们走过的沉重历史，以及阿富汗影人的坚韧生命力。既是生机盎然，多经战火摧残，却又屡屡绝处逢生。

尽管前景不容乐观，阿富汗电影的未来绝对值得普世喜爱电影的人们的留心与声援，仅能静观时局演变，冀望有更多重视历史与文化的阿富汗人挺身而出，让电影产业得以早日恢复生机，永离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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