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就在本文编辑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武力组织哈马斯，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下达成停火协议，结束这场持续了11天、并造成加沙地带232人丧生、以方12人丧生的血腥冲突。这场死伤悬殊的冲突引发外界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严厉抨击，但对大部分不知其所以然的大众来说，反以还是挺以，是一个未必能通过实感和反思做出的选择题。
为争取巴勒斯坦人权而开始的B.D.S运动，至今已有近20年，投身其中的不乏成长于以色列的犹太活动家。2019年，端的作者班戈在德国柏林，与其中一位犹太活动家进行了多次对谈，谈他的出走、谈种族隔离政策，也谈犹太复国主义为何与纳粹主义一体两面，以及以色列、德国的左右翼人士的观点对理解以巴问题造成的影响和局限。由于访谈体量庞大，近日才整理完毕。除此之外，本文也想展现B.D.S活动家对革命、政治空间及行动的想像。对于所有处于被剥夺地位的人来说，苦难应是连结。
2019年夏天，我在柏林参与了在德国国会门口举行的巴勒斯坦人权示威，抗议德国议会将巴勒斯坦活动家们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反抗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的B.D.S运动宣称为“反犹主义”。犹太大屠杀深深根植于今天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由负疚感产生的德国式“道德自虐癖”，让即便是今天德国建制左翼在面对巴勒斯坦问题时都集体失语。
大屠杀幸存者后裔、犹太活动家 Ronnie Barkan，近年来一直在德国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而抗争，因此被以“反犹分子”的名义起诉到了德国法庭。我们的访谈在一家贴满了马克思图像的左翼咖啡馆进行，聊到关键之处，他总会压低音量，显然这家酒吧正是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著称的、德国左翼思潮“反德主义”（Anti-Deutsch）运动大本营。在德国，反以色列的任何进步主义行动都被指控为“反犹”，而德国真正“反犹”的种族主义右翼却和以色列政权如胶似漆。这在反以色列的犹太活动家们看来，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最“反犹”的势力——它本身就基于“血与土”的种族主义。
比起巴勒斯坦活动家，Ronnie 要更激进，他每次提到“以色列”，都要加一个限定补充：“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一个工程。巴勒斯坦活动家们总强调以色列正变成种族隔离国家，而 Ronnie 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在一开始就是种族隔离的，前者预设着斗争对象是右翼，通过这种斗争可以回到复国主义的某个“通向进步主义”的阶段，但经过长期的抗争经验看来，这种预设不成立，也无助于颠覆这种隔离机制本身。因为今天的局面不只是以色列国内的右翼分子促成的，而是根植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
国际社会所谈论的“共存”（coexistence，指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存），在 Ronnie 看来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不认为隔离制度下享受特权者（犹太人）会自动放弃特权，而在不平等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是无法“共存”的。比起“共存”，他指出，人们需要的是“共同斗争”（coresistance）——特权者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一起战斗，颠覆不平等的制度，创造出新的政治空间，才有可能讨论如何“共存”。而欧洲人尤其德国人对大屠杀的“负疚”是最糟糕的，因为愧疚感只会让人失语，反而卸掉了走向行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