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lubhouse上泡著的时候，白睿文（Michael Berry）时常想起早年在纽约读书时，在下城的爵士酒吧里度过的时光。“小小的房间里”坐著的都是举世闻名的爵士大师，“就像卧虎藏龙一样”。他觉得Clubhouse“也有点这个意思”，“你进来（一个房间）也不会知道有谁在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他经常碰见令人震撼的对话，例如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连续十几个小时讲述往事，例如从不讨论禁忌话题的大陆网民突然解开了束缚。居家隔离的日子里，他把Clubhouse当作背景音，工作时也听，带小孩时也听。“我们都是井底之蛙，”白睿文说，但Clubhouse“使得我们可以从自己的井里爬到更高一层，看到外面世界的另一个层面。”
他不时参与Clubhouse的讨论。他在台湾流行音乐的房间和人聊周杰伦，在讨论时政的房间和艺术家艾未未就“左”和“右”的问题辩论到凌晨，有时候还直播自己弹贝斯吉他。在一个嘲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房间里，白睿文用中文加入即兴表演，调侃自己是“万恶的美帝一员”，要为自己替中情局效力忏悔。一年前，白睿文因为翻译方方的《武汉日记》，成为了中文互联网上的靶子，中国网民称他是美国间谍，称他和方方“里应外合”、“出卖中国”，他和家人因此遭遇了大量的网络暴力。
但听了几个小时网民编排胡锡进，白睿文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遭遇的网络暴力。“我会觉得，很多攻击我的人、攻击方方的人，和Clubhouse的人一样，就是在play，是一种游戏，一种发泄。”但不同的是，很多攻击他和方方的中国年轻人“使用文革式的话语”，却“完全不知道它的内涵是什么”。“他们觉得那是一个pop culture，通俗文化，一个好玩儿的东西，闹著玩儿的。他们不知道背后的含义其实是很可怕的。”白睿文说。还有些讨论，譬如关于新疆、六四，“这些议题（在中国）完全不存在，是被淹没的历史”，“是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不敢讲的那些话”，但在Clubhouse上，“又好像只有这些，这些就是最重要的”，“有时也觉得变成异议人士的大天下”。“你会觉得失去了一种平衡，两边都走到不同的极端，”白睿文说。
多年来，白睿文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和影视，有相当比重的课程内容是关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争论和政治审判，从老舍到胡风集团，从《红色娘子军》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他曾出版著作《痛史：现代华文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以1930年雾社事件、1937年南京大屠杀、1947年二二八事件、1968年文化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1997年香港回归等历史事件为例，论述小说、电影创作如何再现历史情境，检视个人和集体的伤痛如何在影视文学中不断地被转化和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