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一个多月，中国大陆舆论场中女权相关的讨论此起彼伏，但主要争议不在女性伤害或女性不平等本身，而在女权话题的表述者与行动者，在国家管制和父权社会的联手下，所遭遇的各种箝制与困境。比如，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因劝人不要在公众场合抽烟而遭遇“港独”猎巫，激进女权在豆瓣的话题小组6b4t一夜间被无端注销。同时，微博上的女权红人梁钰一朝入党，也引发舆论关注女权与国家主义的合谋问题。
无论是从外部观察者还是从中国女权运动的内部视角来看，中国的前代女权行动/理论派，与目前新兴的网络女权，都有著显著的不同，后者现在经常被批评无法在逻辑上自洽地解释为何要靠拢国家主义，同时，也正危险地以“成功者、强者”的逻辑来取代追求女性平等的目标。一则“清华男征婚事件”也在此时成为热搜，在对他的性别意识的批判中，却也包含了对他的外型羞辱和疾病污名。
3月8日妇女节时，端曾发表文章《豆瓣女权，夹缝中形成的中国特色女权》来解释中国新生代女权的生存状态——她们在怎样的土壤中长成，导致内部有哪些张力与自相矛盾。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进一步辨析围绕“谁是真的女权”、“人权、女权谁更重要”的误区，拆解中国女权运动的内忧外患。
长期以来，鉴定“真伪女权”、以“人权”架空“女权”，都是中文公共空间中箝制表达、边缘化性别议题的典型手法。这类逻辑里，对于所谓“真女权”的认知，不是在传统性别期待之上叠加“独立”、“成功”的负担——比如辩论综艺《奇葩说》中关于独立女性是否该要彩礼的讨论；就是在显然对女性处境与女权运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故作开明、在架空的想像之中添加限制的讨论方式——比如社交媒体频繁可见以成功人士口吻教导女性如何解决性别歧视的贴文，又或者学者刘瑜谈论#Metoo运动时的“外宾腔”。
而以“人权”代替“女权”的讨论，则正如以“all lives matter”反击“black lives matter”，往往并非意在追求平等，而是在谈论女性长期遭遇的伤害、剥削与失语时转移话题，回避承认女性面对的系统性暴力。这类真伪女权、人权女权之辨，实质是污名化权利意识、将女权讨论也纳入父权社会的框架之中。
然而，随著过去两三年女权议题在大陆舆论中能见度的急遽增长，民族主义与厌女情绪的合流、国家主义对于性别议题的吸纳与挪用、慕强逻辑下的“女权”对父权社会受害者的二次污名，早已生产出新的困境、形成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当下畸形的舆论土壤中，辨析围绕女权的误区、理解中国女权运动此刻的内忧外困，显然有其必要，也显然区别于前述逻辑。
狂热民族主义与厌女情绪合流，行动派女权边缘化
随著狂热民族主义与厌女症合流，任何与性别议题沾边的个人与表达，都能被放进无限延伸的阴谋论中，而当事人几乎没有任何自辩空间，旁观者也因为担心牵连而倾向缄默或者旁敲侧击地回应。
女权行动派肖美丽遭遇猎巫、大批女权帐号被封锁与骚扰、豆瓣女权小组6b4t无端被注销等一系列近期事件，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寒蝉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