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一个寒冷、犹犹豫豫的春天，雪已经都化了。伴着面前的咖啡，我看着手机上的疫情数据：美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我不住在美国，也不是美国人。事实上，在我生活的比利时，疫情数据要比美国更糟；可打开《纽约时报》的应用程序看一眼美国的数据，还是成了习惯。在每天开始的时候看一眼疫情的统计数据——就像体育比分那样，就像跟踪美国大选一样——带来一种诡异的满足感。
依据目前的数据，COVID-19已经感染了1.29亿人。大约1800万人是重症患者，已有282万人死亡。许多幸存者的身体垮掉了，心肺有永久损伤，长期的健康影响未知。咖啡渐渐凉掉。我知道，数据背后都是真实的痛苦，可我发现，好像我无法与这个事实联系起来。我应该感到同情，与生病或垂死的人们一样难过吗？我为什么没有在难过呢？当我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应该”带有怎样的情绪呢？
数据都是抽象的，我对自己说，看着数以百万计的人生病死去而毫无感觉，这也许是可以被原谅的。数字难以产生具象，所以它们既是邪恶的工具，亦是安慰的来源。
我生活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经历了连续的、前所未有的限制后，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已经停滞很久。我居住的社区叫做Saint Antoine，这里的街道上挤满了低收入家庭的小公寓，遭到疫情的严重打击。“我不知道百分比，但已经有一百个人死了，大部分是老人。”我家对面青年中心的社工伊斯梅尔（Ismael）对我说，“真的很极端，光是在我们这条街上，每周就有十个人死去！”我对伊斯梅尔点点头。可当我一个小时后，沿着街道走回家时，我意识到，就算近在咫尺，我依然无法感觉到附近的痛苦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