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革命万岁》，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发。这本书是知名历史学者霍布斯邦从六、七十年代至千禧年左右对拉丁美洲的观察，共有31篇文章，大致涉及对拉美及其部分国家的历史综述；拉美社会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与农民运动；对拉美革命运动的分析与评价。关心革命政治、广义的左翼政治，以及二十世纪史的读者，都可关注此书，虽然拉美晚近的政治变化并不包含在本书内，但它是了解拉美及其社会运动史的入门之作。
大多数非哥伦比亚人对这个拉丁美洲第三大──实际上也最不为人知──的国家所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它供应了古柯碱，以及加布列．贾西亚．马奎斯的小说。贾西亚．马奎斯的确是他那个不寻常国家的绝妙向导，却并非很好的入门。只有曾经去过当地的人才知道，那些读起来宛如幻景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有多么接近哥伦比亚的现实。毒品交易不幸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哥伦比亚有权有势的人们并不热衷于讨论太多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必须承认的是，他们面对毒品交易的态度比他们的北美同侪要淡然许多。而这或许是因为，今日哥伦比亚人无论有权有势与否，主要担心的是不断高涨的谋杀浪潮。
哥伦比亚长久以来就因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杀人倾向而闻名。一九八六年九月，“美洲观察组织”关于当地人权状况的杰出报告指出，凶杀是该国十五岁至四十四岁之间男性的主要死亡原因，也是所有年龄层的第四大死因。在这个国家，暴力死亡不仅仅是结束生命的一种方式。引用一部既出色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口述历史新作，阿尔弗雷多．莫拉诺的《纷乱的年代：暴力的故事》（波哥大，一九八五），它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人物”（an omnipresent personage）。
但哥伦比亚人所害怕的不仅仅是死亡，而是重新被卷入泛滥的暴力浪潮。那些浪潮曾经不时淹没了整个国家，尤其是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六年的二十年间，也就是所谓的“大暴力”时期。这个残酷时代最近受到该国一群优秀年轻历史学家的认真研究，其中包括卡洛斯．奥尔提斯对一九五○年代金迪奥省咖啡产区的著作（《哥伦比亚的国家情况与颠覆活动》），卓越地呈现了档案研究、口述历史和地方知识相结合之后所能取得的成果。在有系统地将“大暴力”那些年头与现在连接在一起的尝试当中，值得一提的有冈萨洛．桑切斯和里卡多．佩尼亚兰达编著的《哥伦比亚大暴力的过去和现在》（波哥大，一九八五），以及阿图罗．阿拉佩的《波哥塔索：和平，大暴力》（波哥大，一九八三），后者为一本重要的事件（hechos）与证词（testimonios）汇编。
《革命万岁 霍布斯邦论拉丁美洲》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
编选：莱斯利‧贝瑟尔
译者：周全
出版社：左岸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月
哥伦比亚人对新一波谋杀高潮的恐惧既出自政治原因，也出自社会原因，而上一波的高潮杀死了大约二十万人。（“美洲观察组织”在报告中引用的数字为三十万人，但这个数字并非基于证据，而且几乎肯定是过于高估了。）哥伦比亚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曾经是拓荒者的国度，而且在令人惊讶的程度上至今依旧如此。（引用一九七○年代的描述，那些人的模样就是“带著他的斧头、枪枝和猎狗的典型垦殖者”。）国家的政府和法律仍然只是偶尔从各座城市渗入大部分的乡间地区，各座城市却又只是隐约处于首都的控制之下。就连最古老和最强大的国家机构──天主教会──也只有一个骨架组织而已。……
哥伦比亚曾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依旧）仿佛同时结合了狂野西部、二十世纪的拉丁美洲城市化，以及十八世纪的英格兰。在那个结合中，由分裂成两个对立党派（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豪富家族所构成的立宪寡头政治，主宰了昔日的政府。哥伦比亚在建立国家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体系。这种寡头政治的凝聚力以及对选举体制的忠诚，确保该国实际上从未沦为拉丁美洲习见的独裁政权或军事执政团之牺牲品。但其代价是地方性的，有时甚至是蔓延开来的流血事件。因为武器在该国不是任何人的专利，而且出于历史学家至今尚未找到的原因，十九世纪的平民百姓时而会将自由党和保守党视为草根宗教信仰的对立形式。正如哥伦比亚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多．莫拉诺在其著作中所呈现的那样，没有什么会比这更具致命性了。
（过去六十年来的哥伦比亚社会转型）为传统的社会与政治秩序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且有时更会使之残破不堪。传统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今日在多大程度上仍继续存在，是一个非常巨大且悬而未决的问题。
最初的压力来自底层，当城镇与乡村群众被动员起来反对寡头统治的时候。其主要起因是，非凡的民粹主义领袖霍黑．埃列塞尔．盖坦一九四八年在波哥大街头遇刺身亡。几个小时之内，首都便爆发了警察也加入其中的自发骚乱，并且随著一些同样自发夺权的地方革命委员会传播到许多省级城市。我们无从得知，盖坦究竟是否如同一般百姓自动认定的那样，遭到了寡头集团的毒手。但可以确定的是，寡头集团有害怕这个人的理由，因为他已经牢牢掌握了自由党，眼看著即将成为总统。毕竟他可是单枪匹马，以自燃的方式引爆了唯一已知的全国性革命。
原本应该是一场社会革命的事件，结果却以“大暴力”告终，其原因或许在于，寡头体制最后一次成功地遏制并接管了那场社会骚乱，将它转化成党派倾轧。可是那场战斗失控了，而且变得血流成河，因为自由派对抗保守派的武装斗争如今夹杂著额外的社会仇恨和恐惧。保守派寡头担心自己的党派将永远屈居少数，敌不过看样子已把新近被唤醒群众争取过去的自由党；穷人对另一方的仇恨则不仅在于他们是世袭的对手，也因为他们是穷人的压迫者或是善于多赚一点钱的人。
那场冲突中最血腥的阶段（一九四八～一九五三），促使哥伦比亚在罗哈斯．皮尼亚将军的领导下，于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年之间短暂建立了一个罕见的军事独裁政权。然而，等到皮尼亚将军垮台后，军方和社会革命已有失控之虞，寡头集团于是决定团结起来。在国民阵线出面主导下（那实际上直到一九八六年才告结束），两党停止了斗争、轮流担任总统，并且在两党间平均分配职位。“大暴力”逐渐沦为政治化的盗匪活动，或多或少在一九六○年代中叶遭到剿灭──冈萨洛．桑切斯和唐妮．梅尔腾斯在《盗匪、乡村头目与农民：哥伦比亚大暴力事件录》（波哥大，一九八三）一书对该阶段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在那一段时间内，哥伦比亚看似就要成为现代国家了。
然而又一次地，社会变革的步伐和动能超出了社会体制的承受能力。更何况那个社会体制已被统治阶级僵化，统治阶级对社会改革的紧迫感则已随著长期成功消灭或驱逐任何不良分子的经验而萎缩。一九五○年后的二十五年间，哥伦比亚已经从乡间人口占三分之二转变为城市居民占百分之七十的国家。与此同时，“大暴力”又另外掀起一波大浪潮，促使男男女女在胁迫下、于恐惧中，或出于选择而移居他乡。
在那些地点，夫妻二人可以清理出一些空地、种植足够的东西来满足所需，并且远离政府和有权有势的富人。新的工业已来到哥伦比亚，它如今生产法国和日本的汽车、美国的卡车，以及苏联的吉普车。此外还出现了新颖的初级产品，特别是大麻和古柯碱，旅游业也蓬勃发展。新类型的财富和影响力削弱了旧有的寡头集团。一九七○年以后，一些并非出身自旧豪门家族的人士，已经在哥伦比亚政坛登峰造极，诸如：米萨埃尔．巴斯特拉纳、塞萨尔．图尔瓦伊、贝利萨里欧．贝坦库尔。曾经激起一场自发革命的社会紧张局势，则仍然一如既往地继续紧张下去。
在乡间地区，游击队运动一直稳步发展到一九八四年。该运动开始于一九六○年代中期，当时有几个共产党武装自卫团体被驱赶到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地区，但军方未能将之清除。他们构成了过去二十年来主要武装运动的原始核心──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一九八四年停战的时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总共有二十七个“战线”或地区单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首席政委哈科沃．阿里纳斯最近出版的《停火》〔波哥大，一九八五〕一书讲述了那支游击队的“政治历史”。）那基本上是边疆垦殖者的农民运动。在一个有著大量闲置土地的国家，“土地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对土地的饥渴。简单地说，那就是为了捍卫“事实上居住者的权利”（squatter rights），而抗拒地主声称自己对广大未充分利用土地的所有权。尽管地主的要求同样模糊不清或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却有更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背后撑腰，直到游击队到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