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摘录自《家园何处是》王赓武回忆录上卷。海外华人史学大家王赓武在年近九旬之际写下自己“长年半游牧生涯”的故事。他的人生以殖民时代的东南亚为起点，历经殖民、战争、动乱、革命，大半生在三大洲间迁徙，构成二十世纪的历史洪流之中一部丰富而独特的流浪史，无论是从个人经历还是反观时代变局来看，都具有可读意义。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家园何处是》王赓武回忆录上卷
作者：王赓武
译者：林纹沛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我曾经被问起为什么选择当历史学者，我必须坦承自己一直到后来在新加坡念大学时才终于做出选择。以前在学校不喜欢历史科，一部分原因是学校只教大英帝国史，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老师照本宣科地念教科书，十分枯燥乏味。读中大时所有文学院大一生必修的中国通史再次令人失望。教导我们的缪凤林教授是历史系主任，资深教授里只有他教我们大一生，对此我们心怀感激。缪教授夙负盛名，他的大学教科书《中国通史要略》讲述上古至现代的中国史，广为各校使用。我一年级只买了两本教科书，这是其中一本。
同学觉得缪教授非常保守，有些人不认同教授对当时的现代疑古派历史学者的驳斥，疑古派包括胡适的学生（如顾颉刚）及友人，他们编写了一套影响广泛的《古史辨》。缪教授认为疑古派太英美化，对郭沫若、吕振羽这类受日本和苏维埃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又更不以为然。缪教授批评的著作我一本都没有读过，至少再过十年才开始了解这些被中大历史学者批评为意图扭曲中国史的著作。因此我当时十分不解教授的批评为何满怀愤慨，他的言论无助于让我接受教科书灌输的内容。
我觉得缪教授的书很不好读，他对着力批评的“现代派”著作只有浮泛的认识。父亲知道缪教授是他大学时代的学长，建议我坚持读完教科书。事实上我更感兴趣的是缪教授和父亲两人皆曾就教的柳诒征教授，柳教授著有三卷本《中国文化史》，父亲有这套书，也鼓励我读。虽然读起来一样吃力，不过这套书带我认识了从上古中国到十九世纪广泛的文化发展，对中国文明的观点别开生面，影响我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程度或许远比我意识到的更深远；不过我必须坦承中国史课堂的正规教育并未勾起我对历史更浓厚的兴趣。
我在怡保认识的年轻华人全都熟悉三民主义，和中国不同的是，怡保不教孙文的演讲内容。
缪教授的授课内容倒是帮助我了解讲孙文《三民主义》的政治课，虽然只是间接的帮助。《三民主义》的倡议仿佛是国民党民族主义的蓝图，被南京统治政府奉为圭臬，当时被视为中国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解答。缪教授告诉我们中国朝代和政治史的清楚框架，孙文《三民主义》第一部分的数讲就在申论中国如何从王朝国家迈向中国人民今日努力建立的共和国。
还在怡保读小学时，我就听过民族、民权（民主）、民生三大主义的口号，但对内涵了解有限。置身殖民马来亚的多元社会环境下，华人社群可以表达爱国心，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但不能公然参加反对英国的政治活动。缘此之故，尽管孙中山遗像处处悬挂，也常见中国国旗飘扬，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宗旨被小心淡化。特殊场合可以允许唱国歌，尽管国歌开宗明义肯定三民主义。我在怡保认识的年轻华人全都熟悉三民主义，和中国不同的是，怡保不教孙文的演讲内容。不知道马来亚容不容易找到《三民主义》的出版品，我念中大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怀疑父母或许也没有读过。
开始上三民主义课以后，我被建议买一本自己的《三民主义》，这是我买的第二本教科书，其他的书都是出于兴趣购买。不像《中国通史要略》读起来是苦差事，最后也没有读完，我把《三民主义》里老师推荐的章节全部读过。我记不得这本书究竟是哪部分这么引人入胜，也许是因为孙文严词批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我对大英帝国不抱政治敌意，只是觉得过去学校教科书讲述的英国在全球的丰功伟业和我毫无关连。不过我明白西方帝国的竞争在孙文关注的十九世纪晚期如何侵害亚洲、非洲的人民和政体，十分好奇截然不同的中国民族主义视角如何看待英国的活动。我可以理解国民党为何在马来亚遭禁，以及这里的华校为何不能教三民主义。
许多中大同学都拒绝读这本书，他们批判国民党政权，认为《三民主义》纯粹是政治宣传。老师的上课方式的确像是试图把官方信仰灌输给我们，只是他对任务似乎不是非常热衷。学年末的考试只是虚应故事，全班都及格。我对读到的东西十分入迷，其他同学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激烈政治辩论，倾向支持某一方，又或变得愤世嫉俗、漠不关心，但我不像他们，我对中国政治相当天真无知，因此孙文的思想听来耳目一新，带来强烈的冲击，或许是一年级学业里影响我最深的新知。我说不上喜欢三民主义课，这一年学到的无数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文本读来有趣得多。我后来发觉马来亚教育里缺乏任何一套政治辞令，因此《三民主义》的论点显得铿锵有力。我几乎对孙文的论点照单全收，经过多年才终于具备足够知识，可以了解为何有些人深受孙文吸引，有些却完全无动于衷。
孙文吸引马来亚华人的原因之一是他具有华侨背景，在夏威夷和香港读英语学校，活跃于新加坡和槟城。记得听说过他因为演讲鼓吹革命而被英国人要求离开槟城。尽管如此，我从来不认识有谁读过《三民主义》或听谁谈论过内容，于是一张白纸般地接触第一部分的民族主义六讲，这是恢复中国人民自信心的基石。
读孙文没有让我成为民族主义者，不过确实让我更了解中国现代史的进程。
读孙文没有让我成为民族主义者，不过确实让我更了解中国现代史的进程。第二部分的六讲中孙文接着谈论“民权”主义，相当于民主。他论述欧美民主史的理路难以理解，对自由、平等真正意义的解释也不容易吸收，不过有两个论点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中国人不应该模仿西方这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中国意义不同。另一个是中国人不缺自由，恰恰相反，中国人太自由，因此中国遭到更有组织、更有纪律的民族攻击时，他们无法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敌。这样的想法显然过于肤浅简化，我读完指定阅读的部分就没有兴趣再往下读。第三部分的“民生”主义四讲并不完整，孙文还来不及全部讲完就溘然长逝。我感兴趣的是孙文如何区别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他为何认为这些风行的意识形态无一适合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相关问题。孙文显然对土地利用、土地所有权等议题非常敏感，也关心中国农民的困境。老师在《三民主义》的民生部分逗留特别久，仿佛要强调孙文真心想为穷人找到解决办法，不希望打内战消耗他们，内战最终也会摧毁中国。关于这点，班上同学反应敏捷地指出内战双方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挨饿的农民是最大受害者。因此我偶尔会被提醒国家首都精英大学里的年轻学子未必全然认同统治政府的目标。
记得引起大家不满的一个源头来自被推荐为课程读物的另外两本书，两本书可以免费拿取，我都拿来看看它们为什么和这门课有关。一本是陈立夫的《生之原理》，另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陈立夫是前教育部长，蒋介石的亲信。两本书都出版于战争期间，当时陈立夫是部长，蒋介石1943年到1944年间短暂担任中大校长。许多学生反对这两本书，老师同意两书不列入考试范围。
《生之原理》旨在对抗共产党提倡的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大学科学界盛行的科学主义。陈立夫是自然科学训练出身，据称受到西方生物学和心理学最新研究的影响，主要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著作，但许多学生都将此书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传，拒绝阅读。我觉得创造进化论的观念很有意思，但无法了解两书绝大多数的论点。老师没有仔细解释两本书和三民主义的关系，只说两书皆批判中国共产党支持的思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民族复兴宣言，帮助解释政府和苏联、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战后为何寻求美援对抗共产党。
三民主义课程告一段落，我糊里糊涂通过了考试，发现一年来阅读孙文的亲身言论及和同侪切磋讨论让我获益良多，同学毫不讳言心中的怀疑。读《三民主义》奇妙地领我走出向来身处的纯人文圈，带我认识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元素，尽管范围相当有限。课堂上当然没有严谨定义，没有热烈辩论，也没有启发人心的教学相长，无法真正磨练我面对不同知识领域的心智，不过这些读物确实为我引介日后接触到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元素。
过去在怡保成长时听过一些概念，但不曾仔细寻思，三民主义课让我重新审视这些观念。不论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希望我们了解中国，我对祖国的认识几乎完全来自父亲母亲，来自父亲热切希望我学习的经典。课程教给我的语汇留在脑海中，跟着我回到马来亚，不只出乎意料，甚至可谓不请自来，但这些概念日后在种种情境下反复出现，变得切身真实。我后来有许多著作皆对下列概念提出诠释或质疑，惊讶地发现最初会认识这些概念都是因为过去在南京试图读懂孙文：
- 革命 “革命”（revolution）如何比附为传统的“改革天命”？
- 民族主义 在民族国家里当中国人是什么意思？
- 权利 为何其他权利比个人权利更重要？
- 自由 为何可以说中国人已经拥有自由？
- 平等 平等的口号较之落实的情况如何？
- 共和国 中国政治框架下可以如何实现共和国？
- 政党 单一政党如何能够代表整个中国？
-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为何吸引众多中国人民？
-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为何对其他中国人民富有魅力？
-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不同？
去中国念大学最后没有让我留下来服务祖国，但确实将我从家庭和早年中规中矩的学校教育中解放出来，也从1947年自怡保启程时心中怀抱的稚嫩希望中解放出来，化作让我能展开自我生活的第一步。
这些语汇的重要性似乎随着我离开中国越久、越远而与日俱增，回到马来亚后仍不愿散去，有时我会好奇在对追求文学爱好感到举棋不定时，对这些语汇的无知是否多少促使我转向历史研究。1949 年马来亚逐步迈向独立，境内受中国共产主义成功的激发而燃起游击战。这段时期也是重新定义各种民族主义之时，有些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优于马克思列宁的国际共产主义。大家普遍理解以上种种语汇，虽然用法未必和孙文同调，也未必依循中华民国的官方定义。亚洲在终结帝国和殖民地时代的奋斗下觉醒，尽管孙文的《三民主义》和现实渐行渐远，但亚洲关心的议题仍旧深植于相同语汇中。回到这样的马来亚，研究理解这些语汇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这些知识不是我前往中国学习的目标，如今已成为知识分子之间日常对话的一部分，几乎随处可闻。比起过去在南京读书时身为无知天真的局外人，我不由发觉离开中国之后，这些语汇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去中国念大学最后没有让我留下来服务祖国，但确实将我从家庭和早年中规中矩的学校教育中解放出来，也从1947年自怡保启程时心中怀抱的稚嫩希望中解放出来，化作让我能展开自我生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