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anonymous3，回应《告别微信的日子并没到来，更加漫长不定的等待开始了》
每一个理性人都必须对尽力避免上纲上线与 whataboutism (“那又怎么说”主义) 。
人民不需要政府为自己安排生活方式，不需要中国政府，同时也不需要美国政府。我在针对 Tiktok 的禁封里评论过，如果有人认为一款应用有任何侵权之虞，请寻求法律途径，而不是绕过立法司法程序，通过行政命令来完成。
禁封不是一件小事情，一件涉及到数百亿美金，数千万人民的事情，可以不用经过议会于法庭的辩论，而由几个人在短短几天内决定，同时短短几天内生效，这是民主世界闻所未闻的事情。或许有人把微信理解为袭击珍珠港的日本空军部队，那特朗普的一声令下刚好可以比拟罗斯福不顾反对声音毅然参战。但很可惜，这样的思维是独裁者最爱的，他们最喜欢以“紧急状态”为名，上纲上线，总揽大权，禁用微信算什么，禁止室内吃饭，禁止投票才是懂真格的。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en to justice everywhere.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必须时刻警惕，自由的生活来之不易，它不仅一直遭到外部孜孜不倦的侵蚀，更要命的则是内部蠢蠢欲动的颠覆。外来的威胁一目了然，而内部的隐忧则往往被忽略。更严重的则是那些在自由世界内部破坏自由的人却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大言不惭得将自己践踏民主的罪行标榜为捍卫自由的功绩。
不是这样的，自由世界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建立在对“敌人”的毫不留情。恰恰相反，自由世界的人们，无论是保守主义抑或是自由派，都秉承着自由民主的信念，并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用自由民主的手段因对外来的一切挑战。言论自由的意思从来都不是“正确”言论的自由，它同样包括“错误”言论的自由。民主也绝不仅仅从属于“正确”的价值，它也被“错误”价值拥有。
没错，“民主政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持有各自截然不同的观点。任何人如果希望别人接纳自己的选择，那么他必须尝试说服别人，用言辞、用利益去打动别人，让别人接受，而不是动用手中的权力强制地推行。人民投票给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政治人物将领导人民的权力授予这个政党，这个政治人物。但这种授权有限度，并可以随时收回，它不代表获得授予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为地运用手中的权力。
禁封微信以及tik tok就是这种权力的滥用，它是对人民权益的直接侵犯。这一行为在未经法院审理，也未经议会辩论，就直接剥夺了一家公司参与美国经济活动的权利，也限制了消费者选择的自由。这不是一件可以被行政权自由裁量的小事，如同上面提到的，这是一件涉及到数百亿美元，数千万人民的大事。这等规模的大事如果任由小圈子的枱底交易决定，那简直是对民主社会最直白的嘲笑。
微信的两宗罪钳制言论自由和发放假消息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任何公共平台试图保护言论自由，那么则无法避免的会同时保护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相反如果一个平台要杜绝一切假消息，那它也只能进行严厉的言论审核。只有一种人可以同时做到保护言论自由和杜绝假消息，那就是说谎者。特朗普就是这么一个说谎者，他自己就是最大的谣言制造者，而他自由世界秩序的捍卫者形象则是他带给世界最大的谎言。
保护我们的人民，让他们免受谣言的侵扰。这是独裁者的谎言。当一个人有了鉴别谎言的权力，他就同时拥有了定义真相的能力。李文亮医生的遭遇难道还不够清楚明白吗？ 中国对于港台的步步紧逼让世界看在眼里，港台民众的屈辱遭遇也让我感同身受。因此我可以理解香港人台湾人对中国的恐惧，但我无法接受你们因此在对待涉中事件上放弃坚守原则。我们做人做事讲究的是对事，而绝非对人。我想请支持特朗普禁封微信抖音的朋友们扪心自问，你们针对的是言论管制这件事，还是仅仅针对中国人。 自由世界需要有人坚守自由的价值，这些人纵使身处低位，也敢向专权者说不。美国是一座由法案搭建的国家，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法律工作者怎样捍卫美国的价值。
2. Minagi，回应《告别微信的日子并没到来，更加漫长不定的等待开始了》
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一行政令是否违宪，而在于这些在美中国人所给出的理由实在是破绽百出，深刻地反映了这些普通中国人在面对任何问题时都无法跳脱出来的思维惯性。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听说特朗普要禁微信，高敏觉得这是在针对华人社群。‘我们就是喜欢用微信，不喜欢用 WhatsApp，这是我们的权利。’她同时开始忧虑，今后没有微信的生活该怎么办？”在这一个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微信与 WhatsApp 最大的区别：她有不用 WhatsApp 的权利，却没有不用微信的权利。若非如此，她又何必为此感到忧虑，甚至担心它会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呢？
将两种并不对等的事物放在一起做类比，这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做法。表面上你可以说你“喜欢”用微信，但实际上你只是在掩饰自己“不得不”用微信的尴尬局面。就像过分嗜酒的人在出现健康问题后，安慰自己说，自己只是“喜欢”酒，这是自己的权利，然后继续痛饮三百杯。与其抱着一种 APP 不放，不如多留几种家人好友的联系方式，现在正是跳出舒适圈的机会，在自己还能选择的时候给自己多留几条后路。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封杀微信不仅是限制了在美华人的言论自由，更是对华人群体的种族歧视。因为微信是华人群体必不可少的通信平台，像日本移民喜欢用 LINE，韩国移民喜欢用 KakaoTalk 一样。但是目前，特朗普的行政令只针对华人使用的微信平台。”这一个例子与上文的逻辑是相似的，因为 LINE 之于日本移民、KakaoTalk 之于韩国移民都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并不应当把这两个 app 拿来与微信做类比。并且这“必不可少”一词恰恰反映了微信的存在本身很可能就是与“言论自由”的价值相悖的，因为它让人失去了选择的权利，更不必说它本身模糊不清的审查机制了。
以上的两个例子都反映了中国人喜欢将微信等国产 app 与世界主流的 app 同等对待，并生硬地套用在“言论自由”上的惯性思维，而下面的第三个例子则反映了中国人普遍对“工具”所带有的短浅认知。
“任何app都有它的缺陷，用户自己判断风险来决定是否使用。”且先不说这一例子又一次地忽视了微信用户没有选择“否”的权利的这一事实，这种“用户自己负责”的思考模式总是会选择性地忽视来自某一“工具”开发者的责任，而将风险全部推给这一“工具”的使用者。
这种思维定势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中国，任何 app 的设计理念都可以毫无下限。对于字节跳动来说，只要抖音能赚钱就行了，我不需要关心用户是否每天都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在抖音上面；对于腾讯来说，只要微信能赚钱就行了，我不需要关心用户是否会在工作中被群聊里的那些小红点吸引注意而分心；对于陈睿来说，只要b站能赚钱就行了，我不需要关心那些曾经为b站贡献了大量优质内容的老用户是否对我们感到满意。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劣币驱逐良币，看到了资本家们躲在“用户自己负责”的逻辑背后是多么得舒坦，他们甚至不会遭受道德上的谴责，更不必说法律上的惩罚了。
而相比之下，苹果主动设计了“Screen Time”来帮助用户减少沉迷手机的时间，以便用户可以尽可能地多去享受现实生活中与家人相处的美好时光；YouTube 也在舆论的压力下修改着自己的算法以减少仇恨言论的传播。因此，将责任合理地分摊给开发者和使用者才是更理性的做法，我们不应该总是让用户去承担产品糟糕的设计理念的全部后果。
3. 披星戴月人，回应《告别微信的日子并没到来，更加漫长不定的等待开始了》
就在昨天，在youtube收看端传媒一条由邓小桦主持，访问梁文道及杨俊贤（盐叔）的影片。当中盐叔问梁文道说：现在的中共就是最懂得在外国玩起高张自由民主法治的把戏，用尽一切法律的保障，让外国对付起自己来全都缚手缚脚，然后壮大自己极权的力量。面对这种情况，香港人，以至全世界如何自处？坚持原则跟中共把法治游戏玩到底，抑或用雷霆手段对中共迎头痛击？（大意）
梁文道沉默良久，回应道：你说的我完全认同，而我的确没有解决方法。
这可说是全世界面对中共的两难。凭谁都知道中共已被养成全世界最大的邪恶极权，现在已不是要不要对付中共的问题，而是怎样对付中共的问题。然而在非常时期呢？香港、台湾、新疆、西藏都已经在悬崖边缘，危在旦夕。中共的空军都快飞到新竹了；香港十二人至今生死未卜，更遑论水深火热的西藏及新疆人。观乎此，我自己也反复诘问自己：究竟是要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原则，抑或是要无论如何都要打倒极权？如果你现在问我，我会说：我会支持一切打倒中共的方法，哪怕是用上任何方式。
特朗普打压微讯，以至华为及 Tiktok，当中都甚有可议之处。然而我相信的不是特朗普，而是美国政府的自我修正能力，他们能有效约束特朗普的权力。但起码的共识是，不能再让微讯再如此这般下去。它，以及其他中国机构，根本就是中共对外渗透的工具；而在中国，它们都是规管及限制中国人的维稳工具。美国人老早就应该对它们连根拔起了，现在才动手根本已经太迟。克林顿及奥巴马给中国的机会太多了，对全世界的教训也太大了，现在还要多来一次吗？
4. 雨田，回应《告别微信的日子并没到来，更加漫长不定的等待开始了》
讨论一点低层次的东西。大家不能否定，微信的功能是为内地用户贴身打造的。
正如 Tiktok，它本身就是一款用户体验非常好的 app。目前市面上还没有另外一款能够取代微信给内地用户有同样用户体验的 app。这些里面也许就只有 LINE 像微信一样有支付等等便利工具。即便如此，微信上还是有些常用的小工具 LINE 是没有的。华人移民英文水平偏低，这个我希望有数据看看是否因为华人以家属团聚申请父母移民的比例较高。年过六十还要学外语也太难了，某程度上只能依靠中文媒体；内地出身也就只能靠微信，不然的话就180度跳去法轮功办的大纪元？
另外虽然我可以说因为隐私什么的就放弃使用微信，问题还是因为微信“绑架”了我的一堆朋友，所以我是无法放弃微信的，除非我决定不再跟他们联系了。同样地，我个人因为有不同国家的朋友圈，结果导致我一个手机上装了五六个社交通信 app。
微信在美国最终或许会和 Tiktok 同一命运，以某种妥协的形式存在。但是中共政权未必愿意妥协。拭目以待吧。
5. Wessy，回应《邱伊翎：台湾难民庇护，行政机制可以取代《难民法》吗？》
民间团体对于政府移转部分压力的做法不满，但是如果罔顾现实案例，只想以一部台湾三读通过的难民法，作为人权进步的自我陶醉，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局势，要处理难民法，势必有政党或民间声量要求要一并处理香港庇护问题，否则排除了目前急迫需处理的香港人士，这种框架下的难民法不是更像一场欢乐的左胶自爽派对？
作者显然也明白，政府的国安忧虑，但是纯以难民法草案限外国人、无国籍者，理想地不处理港澳人士（包含现在持香港护照的中国政商们）需求，但是如果未来会期新的主流版本是在难民法中增加一个过桥条款，让包含港澳人民也不再用专案处理可回归难民法母法呢？
没有顾及到双方忧虑的主张，自然无法达到有效果的沟通，民间团体似乎也该多想几步，提供自己的防堵修法意见，而不是无视政府的隐忧，这样一样是将压力不平等的交托给另一方，尤其是行政院似乎已没有办法处理纳入争议的部分时，人权菁英何不贡献一下自己的才智，这样才是推政府一把。
6. Minagi，回应《历史文件出土：日本政府为何决定在六四后“温情地注视”中国？》
个人认为日本在当年做出的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国内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至今仍未走出黑船事件的阴霾，因此在考虑国际问题时，相比于将各国划分为“民主”与“非民主”国家，日本人仍更习惯于将它们划分为“西方”与“亚洲”国家。
换而言之，他们在关键时刻、关键议题上会对亚洲国家更加友善一些，并且始终保留一个将来让亚洲人主导世界秩序的选项。从道义上来说，这本身无可厚非，因为当年日本人和西方人签了不少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如果日本人仍在潜意识里将西方视为敌人，那么地球可能很难会有真正迎来和平的那一天。
7. 披星戴月人，回应《历史文件出土：日本政府为何决定在六四后“温情地注视”中国？》
对于日本而言，现在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日本重拾在东亚乃至亚洲地区昔日的大和雄风。可惜由上世纪九十年代泡沫爆破开始，日本极长时期沈溺于失败主义的气氛，之前日本no. 1的雄心洗刷的荡然无存。何况近年中共快速膨胀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往日看不起的死敌韩国，都成为世界软实力重要输出国。日本全国上下，整个不是味儿。原本打算藉著去年的东京奥运提振国家士气，可惜又遇上世纪疫症，国运就是如此多舛。
新冷战局势已然形成，热战亦越炒越热，近日台海战云比南海更浓。美国及台湾想必热切希望拉拢日本，连成一线。同时，中共也亟欲与日本和好，突破外交困局。菅义伟上台，能一洗颓气悍然与中共大干一把？抑或一仍旧贯龟缩国内？这不止关乎一己个人的历史荣辱，更关乎日本全国未来的发展。希望日本政府的选择，不至叫国民乃至全世界失望。
8. triggerwarning，回应《陈纯：钦定的社会性死亡》
加油！如果自由主义能在文革后的那段短暂的时光在中国生长，那当下体制的崩塌之后，它肯定又会有重建阳光的机会。只要你和你的同袍能存活到那天，你们一定能又将自由主义重新发扬光大。
我相信，虽然当下体制好像无懈可击，但是“呼啦啦似大厦倾”的那一天离现在不远了。"Sometimes there are decades where nothing happens, and sometimes there are weeks where decades happen."
9. jackhui，回应圆桌话题《香港警方修改“传媒代表”定义，这将有助警方和记者工作还是限制新闻自由？》
我认为由政府来确认传媒名单确实是不恰当的，甚至由第三方来建立“一份名单”来确认传媒代表也是不太恰当的。
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传媒有足够的专业性，保持足够的客观中立，以完全客观的记录者角色在采访现场出现。这种客观并非仅仅“自我宣称就足够的”，而是要让其他参与方都认可才足够的。这种“客观中立性”是传媒赖以生存的特性，也是其他参与方默认不拒绝传媒存在的理由。
但是看见记协和专业媒体人在面对“客观中立”的质疑时，并没有尝试去释除他人的疑虑，而是仅仅自我宣判“事不关己”和“投诉不成立”。在行业赖以生存的根基动摇时，没有一个媒体人愿意站出来维护这一切，使得媒体在政治站队中越陷越深。
权力都是来源于责任的，“新闻自由”来自于对“中立价值”责任的承担。失去“中立”的保护，权力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我们不可能期待在传媒专业性逐渐降低后，社会各方还能以过往“超然”的地位看待记者的存在。在“公民记者”遍地的，要提高整体专业性确实是困难的。但这并非传媒内部的事，专业人士不做，不代表就现状就不会产生影响。当第三方被迫插手，最佳方案自然难以实现了。
最好的质疑警方解决方案的方法，就是提出另一套更好的解决方法。如果有专业媒体人有足够的担当站出来，将这个难题解决，相信警察也不会非要坚持一套不完美的方案。但这在香港撕裂的社会中确实是难以做到的，仅仅承认警察诉求的存在，就可能会被某一方所攻击。
但要是专业媒体人因为惧怕社会眼光，放弃对中立价值责任的维护，放任专业根基被摧毁，那就不能责怪社会不再以过往眼光对待传媒了。
10. Wessy、madlex，回应圆桌话题《香港警方修改“传媒代表”定义，这将有助警方和记者工作还是限制新闻自由？》
*Wessy：如果本地传媒或国际知名非本地媒体，日后以特约记者方式，发送组织外正式编制人员记者证，是否可以冲破目前被限缩的记者类别，这是我更想知道跟观察的。
已经有门票的人，是否愿意 SHARE 自由的空间呢？
madlex：@Wessy：事实是反修例运动中许多著名影像，包括10.1警方开枪，警方拉跌孕妇，压低12岁女学生等等，均为学生媒体或是网媒所拍摄到。按照专业来讲，人家一定不如著名媒体全职记者，那么是否就可以否定他们的价值剥夺他们采访的权力？现在著名媒体为了招牌，要找非专业的“专业记者”，那些“非专业记者”如何有采访机会进而变成“专业记者”？
Wessy：@madlex： 当然不能认为只有著名媒体全职记者才具专业能力，现实就是有著名媒体全职记者，没有发挥记者报导真相之第四权，将自己专业能力任凭踩踏之流存在。 也完全认同有非警方官方认证的人才，会被圈在专业培训圈外的可能性，但是遇到路障需要转下弯，互谋挣扎下的求生法则。
该是良知媒体们媒合资源的时候，也适时为仍想报导真相的非官方认证记者撑起一把保护伞，这是现在可以做的事，总比高呼打压新闻自由，但是各自窝在自己未被侵蚀的自由圈中，越退越无力来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