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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台湾民主史之:选举暂时停止,国民党鹰派准备整肃

众人既期待也相信,选举只是暂时停止,党外仍有活动空间。殊不知,国民党鹰派已摩拳擦掌,要发动一步步的整肃行动。

1978年12月28日,台北,美国代表团成员从华盛顿抵达台北,愤怒的台湾示威者投掷鸡蛋和西红柿(番茄),泼红漆及拍打黑色的轿车。

1978年12月28日,台北,美国代表团成员从华盛顿抵达台北,愤怒的台湾示威者投掷鸡蛋和西红柿(番茄),泼红漆及拍打黑色的轿车。图:AP/达志影像

胡慧玲

刊登于 2020-09-21

#民主#书摘#台湾

【编者按】:台湾独立出版社“春山出版社”,九月发表新书《台湾之春:解严前的台湾民主运动》,作者是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曾从事基隆地区和台北地区二二八口述历史采访的胡慧玲。这本书记载的,是七〇到八〇年代,台湾处于严峻的国际情势和独裁统治的双重压迫下,党外人士以各种形式争取民主与言论自由的空间,也不断重复被捕与受难的历史。

回望这段历史对今日的香港和台湾都同样重要。一方面,台湾解严后的民主化也不过三十年略多,仍然是需要总结及回望历史,反思和解决转型正义之痛,并对任何意识形态的政党/政府/权力的独裁倾向要有所警惕;一方面,香港也在对民主的期望中缓缓展开新的历史,如陈健民教授在本书的序言所言,香港人观照这段台湾历史,看到那不易,为漫漫长路做好准备。

全书共有十三个章节,光看章节名,就会让人看到历史的相似性,读者或想从中有所启发。出版社授权《端》摘录的这段文字,摘自第五章“讲没完的政见”的部分内容,它讲的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战、国际空间的影响以及台湾本土的自决意识。它没有给出答案,它串连的是历史的伏笔。

民主与爱国打擂台

党外选举是创意的博览会。前台大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和前《中国时报》省议会记者陈婉真联合竞选,前者选国代,后者选立委,两人都以国民党员身分“报备参选”。

十一月一日,两陈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宣言〉,以该党标榜的三民主义思想破题,批评该党在台施政三十年,完全背叛三民主义。蒋经国闻言大发脾气,要求调查是否“叛国”;媒体发动围剿,一群“反共义士”则声言要“铲除消灭这些比共匪更恶毒的莠草”。选战开打后,两陈在台湾大学正门对面,新生南路人行道上设“民主墙”,贴大字报。辛辣的内容,犀利的言论,是老师没教的、媒体没报的;他们又摆板凳,宛如英国海德公园的肥皂箱,大家随时可以站上去演讲。民主墙成了师生逗留、阅读、辩论的所在,磁铁般吸引更多人专程而来。

国民党也在旁边设“爱国墙”打对台。民主墙和爱国墙,攻防交错,从四板增长到二十多板,台大校门口成了不夜城。

民主墙是一大突破。在此之前,台湾反抗言论的书写只有一个管道:出版书刊和传单。书刊印刷需要时间,而且是单向传播;民主墙则以机动性的大字报随写随贴,并提供辩论平台。

党外气势如虹,比前一年选举远远过之。但就在投票前一星期,十二月十六日凌晨,美国宣布将于隔年(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中华民国断交。

当天中午,蒋经国发布紧急处分令,宣布大选延期举行,“即日起,停止一切竞选活动。”众声喧哗,刹那归于沉寂。

台湾之春:解严前的台湾民主运动

作者: 胡慧玲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9/08

台美断交危机

从尼克森、福特到卡特,美中建交计划,逐步推进,举世皆知。但蒋氏父子不断灌输台湾人民:美国是坚定友邦、“中美关系”不会生变。人民也被鼓励全力追求经济成长,莫管国事。因此断交消息传来,举国陷入末日悲情。

日后从卡特的回忆录来看,这名被台湾媒体指为“媚匪”的美国总统,对国民党素乏好感。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之际,服役海军的卡特随军舰访华,在青岛目睹国民党军队当街拉伕,以刺刀强迫充军。这名二十五岁的目击者对国民党印象恶劣。

一九七六年,卡特以乔治亚州长身分竞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打赢几场初选后,他的平原镇乡亲突然接到台北方面的热情邀约,免费前往度假。他们备受款待,获赠厚礼,并被嘱咐回去影响卡特,放弃美国对中国的承诺。这种手段惹恼卡特;他因为不受关说,与部分乡亲交恶。

卡特见识到的,只是国民党在美国影响力的一小部分。事实上,美国各界具影响力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国民党当局丰沛的好处。国府甚至在美国布建庞大的间谍网,渗透到政府部门、华人社区和大学校园。

美国日后才发现自己成了盟国侦防、渗透的目标—这原本是敌国才做的事。华府火大了。一九七七年,卡特上台那年,据说台湾被美国列入“对国家安全具有敌意”的秘密名单。台湾的外交官及其接触对象被联邦调查局锁定监视。

美中终于要建交了。台湾陷入被美国断交的痛苦和悲愤当中,深深的不安全感,使内部矛盾益形剧烈。断交危机感各有不同:国民党忧虑政权不保,台湾人起来造反;党外人士忧虑国民党转移焦点,关门打小孩,狠狠修理异议人士;人民则忧虑台湾没前途了。 危机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民间方面,早在断交只是风声阶段,股市便闻风大跌,从十月二日的六八八点,六个星期跌掉百点以上。十二月十七日断交消息上报,一开盘全面跌停;十九日,为了止血,当局将涨跌幅限制从五%降为三%,后来更降到一%。

有办法的人纷纷出走,和股市一样都是未演先轰动。与张俊宏所说“上上下下没有心防”互相呼应的,是“牙刷主义”风行。所谓牙刷主义,是讽刺党国权贵和资本家把家人移民出国、资产转移外国,自己也取得绿卡,只是暂留台湾。万一局势生变,只要随身带一把牙刷,就可以轻松开溜。

国民党政府方面,因应方式多管齐下:首先,端出蒋公遗训“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做精神讲话。这是一九七一年“退出”联合国时的口号。此外,配套运动包括:发起“自强救国捐献”运动、青年学生“从军报国”运动,进一步强化军力—七○年代台湾仍是军事大国,军费和兵力名列世界前茅。

其次,在艺文媒体发动“爱国主义”热潮。爱国歌曲〈中华民国颂〉日夜播唱,已到强迫洗脑的程度。〈龙的传人〉顺势大红。该歌曲作者侯德健后来“回归”中国,这首歌立刻成了禁歌。

操弄爱国主义

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日报》副刊大篇幅登出一封〈南海血书〉,署名“译者朱桂,阮天仇绝笔”。朱桂宣称,其内弟到南海打鱼,在一座荒岛上发现十三具尸体和一堆大海螺壳。其中一枚海螺壳内有一件血衬衫,上面写著越南难民阮天仇的绝笔书。其内弟携回台湾,由朱桂译为中文。

根据朱桂的“译文”,阮天仇受困珊瑚礁四十二天,风吹日晒挨饿忍渴。最后一天,用螺尖沾鲜血,在衣服上写出文情并茂、起承转合完整的三千字血书。阮天仇控诉,是所谓的“伟大盟邦”和“民主斗士”,联手使越南沦陷。

稍具常识的读者,都知道这是影射美国和党外人士,暗示越南亡国的命运将在台湾发生。

二○○三年,朱桂承认该文纯属虚构,也就是说,这是一篇伪造文章。但台美断交时,该文在王升策划下,不仅编入教材,还拍成电影。光是印发给中等学校师生,一个月内就高达一百五十万份,不仅必读必考,学生还要写心得报告。立法委员战庆辉提议:“南海血书,句句真实……我们要把它编入中学教材书国文课本中,列为高中大专考试必然考题,要把它译成多国文字散发到全世界。”

国民党也趁机修理“背叛”的卡特政府。十二月二十七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率特使团来台展开相关谈判。国民党社工会主任沈之岳(前调查局局长)召集相关单位协调,决定由救国团发动学生前往特使团所经之处抗议。

以松山机场而言,抗议群众向特使团座车丢鸡蛋、番茄,甚至拿旗杆弄破座车玻璃。看似失控的场面,明显有政治动员的痕迹。这和一九五七年“刘自然事件”相似,后者的暴动群众中也有部分是由救国团动员而来。

综言之,国民党对台美断交的危机处理,是透过爱国主义的操纵,化解政权的危机。操纵方式依循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政治逻辑进行:爱国必须团结,团结必须支持政府,支持政府必须谴责那些破坏团结的阴谋分子。顺著这个逻辑,党外人士迅速被打成全民公敌。

陈鼓应教授。
陈鼓应教授。

台湾人民自决主张

国内紧张情势升高,人心惶惶。桃园县政府对面卫生局的白墙上,红漆涂写“枪毙许信良!”旁边是县府员工的联署签名。许信良找签名者来问:“为何签名?”他嗫嚅说:“安全室主任叫我们签的。”坊间谣传说有共匪侵入,说县长宿舍有五百多套警察制服,要制造暴动。党外人士经常接到恐吓电话,骂他们是卖国贼、台奸、匪谍。

党外人士面对变局,兵分多路。其中,王拓、陈鼓应、黄顺兴等人南下,邀请余登发共商大计。余登发,被形容为“台湾野生政治家”,一九○四年生,高雄桥头人,台湾总督府商业专门学校预科毕业。战后历任第一届桥头乡长、第一届国大代表、第一届民选的高雄水利会主委,和第四届高雄县长。

戒严时期,非国民党籍县市长为数很少,绝大部分上任后都官司缠身,余登发也不例外。一九六三年,他因删除县府预算内的国民党高雄县党部补助款,把经费用来兴建教室,被台湾省政府借故停职。一九七○年,因“凌尧舜公地放领案”被判刑两年。

余登发下台,儿子余瑞言、媳妇余陈月瑛、女儿黄余绣鸾、女婿黄友仁,先后奉父命参选从政,被称为高雄“黑派”。黄友仁当高雄县长,余陈月瑛是省议员,政治实力雄厚。一九七八年党外助选团情势看涨,余登发积极参加,出钱出力。台美断交后,党外决定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国是会议”,发表〈国是声明〉,余登发北上共赴国难。 国是会议场地原本敲定台北国宾饭店,饭店遭受政治压力,开会当天临时不借场地,会议只得改到党外助选团总部举行。会中,黄信介推荐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姚嘉文、林义雄—即日后国民党秋后算帐时所谓的“五人小组”—研议党外未来的发展方向。会后,发表一份由余登发领衔、七十三人联署的〈党外人士国是声明〉,强调:

在国际强权的纵横捭阖下,我们的命运已面临被出卖的危机。所以我们不得不率直地申说:我们反对任何强权支配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命运应由一千七百万人民来决定。

强权,隐指美国和中国,至今仍是相当程度影响台湾命运的两大强权。

“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台湾前途”,这是人民自决权的主张,早在一九四五年便载于《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在台湾被视为大忌。一九七一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国是声明〉始做明确宣示;但列为党外人士的共同声明,这是第一遭。

那个时代,统独议题不是第一顺位。有中国情怀的余登发,被推举为名义上的党外领导人。他呼吁当局立即恢复选举,停止戒严,开放民主,建立自由民主体制。众人决定,一月二十九日从台北启程,环岛拜年,沿途散发〈国是声明〉。 余登发并具名邀请,二月一日在高雄桥头乡举行千人餐会,进行全台串连。

台美断交,选举停办,对党外是一大打击。众人既期待也相信,选举只是暂时停止,党外仍有活动空间。殊不知,国民党鹰派已摩拳擦掌,要发动一步步的整肃行动。

(胡慧玲,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职《自由时代》杂志社 、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著有《我喜欢这样想你》、《岛屿爱恋》、《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等书。曾从事基隆地区和台北地区二二八口述历史采访,合著《悲情车站二二八》等五书,以及合著《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白色封印》、《在异乡发现台湾》。现任“上尚讲堂”策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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