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中国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7月23日的报导，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鹏昨日（22日）深夜逝世，终年90岁。李鹏因被指有份下令武力镇压“八九民运”，最终酿成“六四事件”惨剧，多年来备受争议。本文由叶剑英养女、前记者戴晴所写，收录在今年5月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在1989》一书中，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邓小平在1989》
作者：戴晴
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5
6 月3 日
凌晨，戒严部队按既定计划向警戒目标开进。北京的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午夜1 时许，市民学生有所察觉。消息传递到广场。广播站发出的呼吁，竟然是“请同学们、老师们、广大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到各个交通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中国“六四”真相》） 据吴仁华：
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一批批呼喊着奔赴建国门、复兴门、朝阳门、永定门、宣武门、木樨地、曹各庄、车道沟、公主坟、新街口、西单、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几十个路口，阻拦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部队这天遵奉的军令，包括携带的装备，与5 月20 至21 日相比，已经完全不同。大家还记得在六里桥，65 军那位“两道杠”对北大教师苑天舒怎么说么？这天，民众“阻拦”的结果，可想而知——流血与死伤连连发生，双方。 李鹏6 月3 日日记：
下午4:00 在勤政殿，由乔石召集戒严的紧急会议，研究天安门广场清理问题。我和尚昆、迟浩田、李锡铭、周依冰、罗干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中央的同志和戒严部队一致认为，当前形势十分紧急，今天军队已和暴徒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能再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今天如不及时采取行动，明天是星期日，将有更多的人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将更加困难。 会议决定：今晚从北京各方向集结待命的戒严部队，星夜兼程向天安门进发，与已隐蔽在天安门四周的戒严部队会合。工人纠察队的引导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但也议定如果遇到暴徒以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
李鹏的日记不同，据《真相》记载，这次会议的召集人不是乔石一人，而是“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四人。
会议由杨尚昆主持。杨尚昆做完开场白，请李鹏讲话。李鹏讲话的要点是点明：“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陈希同对“反革命暴乱”的描述：
其一、武警部队吉普车在木樨地发生重大车祸的消息，被“暴乱的组织者”所利用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进城开道车故意撞死市民，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到各路口，阻拦解放军进入市区执行戒严任务。 其二、从今天凌晨起，在建国门、木樨地、新街口、虎坊桥、南河沿、西单等几十个主要路口都设置了路障、拦截军车、围困并殴打解放军，一些军车的轮胎被扎破，还有暴徒抢夺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央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受到冲击。
接着，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作了进一步补充。他没有使用“反革命暴乱”和“暴徒”的提法：
今天凌晨，部分戒严部队奉命进赴市区执勤点。开进途中，几乎所有的部队都遇到了市民、学生的阻拦，遇到了路障。一些人砸军车，朝战士们吐口水，我们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被围困的一些士兵，他们的上衣被扒得精光，当众受辱；朝阳门被堵住的四百多名解放军被市民用石块乱砸；虎坊桥着便装进来的一支部队，被人发现后四处追打，现在还有一些士兵不能在大会堂西侧集中，队伍整个被冲散了；被堵在南礼士路的一些士兵被强行搜身。总之，现在戒严部队一些士兵忍气吞声，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气。有一些被羞辱的士兵恨得牙根都痒。各部队正在做政治思想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之后，李鹏的讲话利用了连陈希同、周衣冰都没有来得及引用的“暴乱”的最新的事例，并提出了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的底线。李鹏说：
大家都知道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六部口，那些暴乱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车，并在车顶上架起机关枪炫耀。还公然冲击中南海西门、新华门。刚才中南海高度紧张，被迫向这些暴乱徒施放了催泪弹。所有这些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决不能让这些暴乱分子以为政府软弱可欺。（以上会议记录，《八九民运史》）
关于“六部口暴徒抢劫武器装备车”，吴稼祥的亲历是：
这天（1989 年6 月3 日）中午，我拿著饭盆去食堂打饭。刚走出楼门，被聚集在楼外的一群穿白色制服的大汉们吓了一跳。他们正在狼吞虎咽，我的同事们殷勤地在给他们送水打饭。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从陕西精选来的警察【63】，个个膀大腰圆，功夫精湛。看著他们，你理解什么叫虎狼之师。 他们来干什么？对付正在六部口驾着一辆面包车的大学生们。那辆车是前一天夜里被人开进城，车上放着一些没有子弹的枪支，故意让学生们拦截，制造（暴徒抢夺武器的）“暴乱”假象的。学生们果然上当，现在他们正开着那辆车，车上架着一挺机枪，（学生本意是）让市民看官方和军方的残忍，（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此行为，同时为当局提供了暴徒阻挡戒严的画面）。 戒严指挥部的目的达到了，这会儿要派陕西警察去把枪支抢回来——大汉们吃饱喝足之后，从中南海西门出去，带著催泪弹和棍棒，一路打出去，得手后，从中南海新华门进来。我听到的，就是发射催泪弹的声音。（《真相在文件背后：谈“天安门文件”事件》）
而李鹏在会上说：
所以，我们决定平息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极少数暴乱分子决不能手软。凡妨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勤务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如果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
以上诸项，就是“6 月3 日凌晨，在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事实依据！ 杨尚昆最后告诉与会者，他刚才“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
小平同志要我转达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我们戒严部队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清场任务之前，要利用电视、电台各种宣传媒体向北京的市民、学生讲清楚。奉劝市民、学生千万不要上街，留在广场的一定要自愿撤离。总之，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要千方百计尽力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
杨尚昆特别强调：
戒严部队指挥部一定要向各部队交代清楚，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开枪。我在这里特别重申，决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发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不走，我们戒严部队架也要把他们架走。决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见，如果大家同意，也就是我们大家一致意见。（以上会议记录，《八九民运史》）
下午，常委和军委——所有与戒严有关各方面——“就严峻局势紧急磋商”，制定清场坚决措施。杨尚昆传达邓小平的两句话和一个意见：
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
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措施；
决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同上）
天安门广场？南北长880 米，东西宽500 米的这一片空地儿么？ 38军队从西向广场开进，沿途可以杀——杀到何种程度？ 接下去，发生了什么？ 三十年来，对接下来的24 小时（以及至6 月9 日之间的六天），很多研究者包括亲历者，都给出描述。 这里，仅引入一段当时一名现役军官Y 的亲述：
……到了6 月3 号，整个气氛已经很不正常。 当时已经有通知下来：尽量不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部队有可能执行戒严什么的，但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时候。 军队的班车已经不能开了。长安街上见到军牌车，常常会被堵住。我们那些日子上下班，都是穿便衣、骑自行车。 那天下午下班回来，我发现有军车停在路边，在六里桥那个方向。我拐过去问了一下：是54 军的车。我找了一个干部，出示军官证，问怎么回事。他说“任务下了，晚上要进城。准确时间不知道。在这里待命。” 知道有行动，我赶快回家吃过饭就又出来，站在公主坟行道树边上。这中间不过半个多小时，发现大街上原先纵向的隔离带，怎么全横过来了──这得多少人干哪？沿途的百姓都下手了。说“部队要进来”，就把桩子都推到路中间，一段一段地，横着摆。 当时，已经有军车停在公主坟环岛那边。看车牌，是38和63 的，想开向京西宾馆方向，进不去。我站在路边，看见军人和百姓互相扔石头。还看见部队开过来一辆铲车，意图把路桩铲开。 这时候，我看见大约100 米外，一个女的骑自行车过来，像是机关的下班的，戴眼镜，穿着裙子，白连衣裙。我见她骑过去，跟战士招手，居然把军车拦下来。接着，见她把自行车停到一边，爬上车去和当兵的说……我老远地看着她，军车队停下来好一段时间。 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后边有命令过来，让车继续前行。她呢，像是不让他们走。后来……你知道，她人还在车上，但（得到前行命令的车）猛地往前冲，一下子把她甩到地下。 接着，我看见过来一堆人把她扶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摔得很重。 这时候，铲车开动，哗哗地铲起来。部队车紧跟在后边。路边上的老百姓就往车上扔石头──你知道，部队的车上也是有石头的，预先放了很多，双方对扔。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7、8 点的样子：天傍黑，人还看得见。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枪声——不是从天安门方向，像是翠微路、万寿路那边。接着西边的车开了过来。我看见那辆首车，是63 军军长带着谁……军长和那参谋我还认识…… 我在路边呆了一个多小时。车从我身边冲向京西宾馆的时候，还有一块石头扔过来。但后来就开枪了，而且是连续开枪。再后来，估计车到了木樨地，枪声就很响，也很密集了。 38 和63 是一块儿进来的。 北京军区这种安排，就是让这两个军——这两个军本是死对头──同一时间从公主坟出发向天安门开进。抢着打，打比赛一样，谁准时到，谁立功，以杀人为比武。哪有这么上的？ 27 在石家庄，保定是38。63 在太原。 63 军军长，赵什么，坐在车里跟着第一梯队往前冲。前边几十辆车，后边就是军长的车，比着往里冲──两路。 最早到是38。我看见了。38 往里冲得最厉害。 在六里桥，我爬上车问了，知道今晚部队要进城，但是根本没有想到会开枪，而且这么肆无忌惮。因为真用不着啊！ 这样安排、指挥，杨也好、军委也好，基本就是没人性。你有没有想到，夜间，如何对付赤手空拳平民？我们的野战军是没有这种训练的。 当时部队农村兵为主，他们哪里来的——上千公里外。北京啥样？立交桥怎么走？ 记得当时站在公主坟往东这边大街上，想着——我倒要看看，这是要干什么。最没想到的，居然开枪了，而且是真枪实弹——说空爆弹，我一看就知道是真子弹：前面出火花，打到地上、墙上，56 式冲锋枪呀……部队就像打群架一样，闭着眼睛打。所有人，裹胁而下，再有人性的战士，你也得打了，没法控制。 你让他们来处置这样的民事问题——懵头懵脑的农村战士，面对着一腔热情的学生。你告诉他们你是人民子弟兵，前边面对着的是暴徒，与对敌作战有什么不同？战士知道什么？干部也不知道呀——当时说得很重，“维护共产党的体制”、“境外敌对势力”、“推翻共产党”、“改变中国的颜色”、就和上前线打仗一样，“表忠心”，战士听了，认为就是使命。 但面对的学生市民——这样的敌人？白天，为什么部队停下来了？因为眼见民众在劝，对方不是坏人，怎么能开枪? 到了晚上，农村兵，脑袋被扔过来的石头砸了，你给他枪，让他开，他会怎么样？打架的时候，谁拿着枪都会开。子弹射出去，都不知道伤的是谁。 我听得很清楚：在公主坟，砰砰几枪；从京西宾馆那边过来；到木樨地，枪声密集。再听，怎么太平路、翠微路、万寿路、永定路、五棵松这边，也响起枪声。怎么南边，也响枪了。 我知道全面打了——非常严重。我转身回家，立刻就给一位老帅家里打了个电话，把刚看到的都说了：部队今晚进城，而且，开枪了！打死人了！你们出来看一眼，不要错过这个历史机会，做一个自己的判断，会永远记在心里。 打电话之前，我看到海军司令、副司令们，穿着便衣，都到路边去看了现场。
著者曾多方向职业军人请教：你们觉得，“不计一切代价”命令，谁发的？ 6 月3 日晚上么？ 他们只能按经验推测，综合起来，当年军人的大致印象是：
通常没有文字命令，就是电话通知，“请示电话通知”，谁也不发文字命令，一级级传下去。 各军区、军，他们这样说：军委就说“几月几号出发，什么方向，几点几分，到达天安门广场”。接着，就给各军布置了。 到军一级，可以再加码，各军各师团自己下达的命令就是这样的。
前线执行任务的戒严部队士兵又是什么状态呢？一位某军的军人：
晚上（6 月3 日）……我们坐在卡车上待命。整整一个白天，没吃没喝。到晚上10 点了，还堵在那儿（木樨地一带），走不了。那次给下的死命令，是12 点到达广场，否则军法处置。 正着急，见有人从22 号楼，用小口径步枪向他们射击。这第一枪，并不是我们解放军先打的。然后，我嚷了一声：抄家伙！接着跳下车，朝天开枪，这是我打的第一枪。 车上兵也跟着下来，先往地下打，从地下反弹的子弹，打到了围观的人群。这时有人喊：别怕，解放军用的是橡皮子弹。于是，市民继续围着，阻拦前行。 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横扫。但也不是连续不断地扫。因为前边有人中枪，见血了，后边的人就散开了。到这时候，我们根本就没再上车，而是朝前跑（朝天安门广场）。只要枪击一停，人群就又涌上来──北京老百姓就不怕死！后边人不知道，还以为是橡皮子弹。我们只好重复地开枪：朝天、朝地、横扫。真的不想伤人，只想警示，结果……没办法呀……就这么停停跑跑，终于到了广场。 到广场之后，才见到团长呀什么的，都出来了，部署谁谁在哪……这才知道，到这里的，不光我们军，而是每个军抽调一个团。然后集合，宣布纪律：广场（即栏杆围起来的）内，绝对不许开枪。谁开枪谁违反纪律。但是广场外边，比如马路上，不属于广场。马路上，要是谁阻挡清场，就可以朝他们开枪。 一到广场，最迫切是憋尿——朝着金水河就撒。就在这时候，人大会堂的北门、东门突然大开，军人潮水般地从里边涌出来。咔咔咔前行，推倒一切障碍。这时候，听见侯德健他们在喊；看见他们过来谈判；看见东门出来的兵砰砰枪击高音喇叭…… 广场本来灭了灯，这时突然嚓的一下亮了——开始清场。这个时候，要是有阻挡，是会开枪的。但自己很注意：在广场过马路的时候，想着：我不能打死人。也是在这时候，我突然悟出，（今晚将伤人死人）是有准备的。因为，就在这同时，从天安门两边的过街地道里，上来好多穿白大褂的，要是有人受伤直接就抢救。所以这里是有准备的。 开始清场。确确实实，在天安门广场内，没有尸体。帐篷，基本上也都是空的，人已经撤了，从广场南侧，都撤走了。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基本上清完了。 这时，命令我们“从西边进来的”，全部进入中山公园。真正恐怖的，是在中山公园。 到了公园里，已是极度疲劳：一天一夜没睡了，人好像不知昨天干了什么，有些人有点精神错乱，拿着枪扫射起来。好些战士就是在这时候被自己人打死。当官的急了，立刻朝天开枪，同时命令“把枪放下”，全体缴械。 在中山公园里死多少？根本不知道。后来就是缴械。
在六月三日下午的会议上，至少有多名决策者提到了侯德健等四人的绝食，没有人想到他们将在关键时刻起到的关键作用。 晚10:00，各路部队奉命开进…… 这天，曹思源、高瑜被抓捕。他们一直在分别运作人大常委会提前召开。民间法学家曹思源遵循的宗旨：“开会总比开枪好。” 长安街上、天安门的平民又看到了什么呢？当时的军报记者江林决定无论如何要去看看：
我想知道，我们穿军装的军人们是如何举起枪射向自己的同胞的；我想知道，我的同胞看着他们的子弟向着自己射击，内心深处涌动着的是什么情感？我想成为这次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向我的读者报告他们最关心的事实。我出门走向街头，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因为我是记者。 我告诉了张胜。他说，那我就跟你一块去吧。他一说，刘含妮（妻子）也说要去；他儿子小亮也要去。我们四个人，骑上他们家的自行车…… 先到木樨地看了开枪的惨状，然后我们沿长安街一路过西单、六部口，想从西华门那边进到午门…… 还没走进去，就被一群手执高压电警棍的武装军人挡在东西华门之间的公共通道上…… 他们挥棍就打，先击中我的背部，一股强大的电流和刺痛把我打倒在十几米外的空地上，紧接着第二棍，第三棍……我至今清醒地记的，那种痛，是非人能忍受的。不远处，一个行人被打得惨叫起来，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叫声，这是一种死亡前绝望的声音。 当时，我只要说明身份，就可以免遭毒打。可是，我没有吭声，准确地说，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在目击了复兴路到西单的惨景后，我已经把自己开除出“军队”——我已经不是军人，也不是军报的记者。 我就是西单路口的市民，就是广场上的学生。 我从地上爬起来，还没站稳，军警又追上来，不容分说，挥棍就打，他们疯了！这个社会疯了！ 在日后的审查中，清查组的人推断出我的被打伤，一定是骂了人，或参与了什么活动。其实，我没那么勇敢，不过是咬紧牙关，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挨打，也比同流合污好。 我被追打着到了午门。由北向南的第一个照明灯下，我感到头上左边一股热血往上涌，天昏地暗，“我要死了！”我大叫着倒了下去。 有人夹住我往外拖。张胜……又有军警过来了，他们又举起了警棍。我听见张胜说：“别打了，她已经给打死了。”那些人叫着：“就是要打死你们这些人，谁让你们听到‘通告’还不 走。不打她，打你！” 张胜继续拖着我，终于，被拖出了午门。他扶着我，问：“怎么样，伤到哪了？能走吗？”我吃力地摇摇头。他说：“你趴在我肩膀上，我把你揹出去。”谁知，刚靠近他的背，他自己也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我说：“你也受伤了吧？”他说：“没事，再来一次。”我小心地趴到他背上，听见他大声地喘着气。 不知是鼓励我，还是鼓励他自己，他反复说：“能出来就好，哪怕有一个人活着也好。” 我头上的血往下流，把他的汗衫染红了。 他把我背到东华门口，自己趴在一个铁栅栏上，大口地喘着气，之后说：“好像肋骨被打断了。”我劝他赶紧离开这里，万一那些军警们回来，我们会丧命的。他伏在栅栏上，用低得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儿子和妻子都在里面，我怎么能走？” 天安门广场方向，枪声鞭炮似的密集。这时，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见我满脸是血，上来搀扶我，要送我去医院。我声嘶力竭地拉着张胜：“我不离开你，我要和你一起去医院，你也受伤了，也是重伤。”他直起身来，对那个年轻人说：“我不要紧，我还要进去找我儿子和妻子。拜托你了，一定把她送到医院。” 这时又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陌生人，他让小伙子把我放在他的车座，骑车送我去。我头昏目眩，根本坐不住，小伙子决定由他在后面扶着我，陌生人推着车，两人一边跑，一边大声喊：“有人受伤了，快叫出租车！”。 在东华门出租汽车站，只有车而没有司机，还有一些外国人，他们被我的样子惊呆了，“是中国人，她是中国人！”一个男人喊着：“快用手压住颈动脉，否则血会流干的！”他们拦住了一辆刚刚发动的小汽车：“有伤员，请你们停下来！”车门打开，一车的金发碧眼。我认出来，这是在午门遇到的外国同行。他们见有伤员，不由分说，立即开动，把我们送往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门口，一辆公共汽车堵在门口，我们的车停在旁边的岔路上。那位挎相机的外国同行打开车门，扶我下车。只见从那辆公共汽车上跳下来一位老大爷，他泪流满面的喊：“医生们，快来救我车上的人，他们全是被枪打中的，死的死，伤的伤，快救救他们吧！”协和医院门口跑出数十个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一位穿白大褂的人撞到了那位外国女记者，照相机掉在水泥地上，我看到马达和机身分裂了，我想帮她拿，小伙子不让，架着我往里跑，我回过头来问：“你是哪个国家的？”小伙子急了：“都什么时候了，命要紧，快走吧！”“你快走，我们还要去发稿。”女记者说着消失了。 几天后，当我头缠纱布躺在床上，看到一本朋友送来的《参考消息》，上面刊登：“我们的记者救了一名中国姑娘”。 看到这条消息，我哭了，我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普通公民，而不是中国记者。因为我再也无法把自己看到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外界了。我所目睹的一切都成了“反革命谣言”。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在反复刊登和播放由“戒严部队新闻处”提供的“新闻”材料。
对著者讲述的军官记得，他是在第二天接到张胜电话的：“小亮——”张胜说，“人丢了，帮我找啊。”自己的事，他不便出面……毕竟涉及党内斗争。他爸刚写了信，你孩子又丢了。宣扬出去……我赶紧联系北京军区/ 戒严指挥部；他那边是通过军委办公厅，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几条渠道。两天之后才找到。张小亮，小手指头都打断了，也是咬死了什么都不说。
6 月4 日
子时，各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连续广播。广场上十多万市民学生，剩下数千名。 丑时，6 月2 日参与绝食的四君子，在红十字会医生陪同下，出面与金水桥边的部队谈判。38 军112 师336 团政委季兴国上校出面接应，许诺立刻报告。 正在此刻，“准备清场”时间（4 时）到。广场上灯光关闭。 数分钟后，有新的命令下达——双方决议达成：留出广场东南口，尽快带领人群撤出。军队在限定时间内不开枪。此突发情况，依照38军序列，直报到天安门指挥部，罗干从天安门指挥部跑到中南海。李鹏、乔石和杨尚昆当即做出决策。 广场的地面上，没有形成如柴玲所“期盼”的血流成河，而是不折不扣执行按照邓、杨的部署，真的没有死一个人。 但事实是，即使在已经清场、学生撤离之后，还在流血。一名大学教师的讲述：
6 月3 日深夜，学校派车接回一车（或本校、或外校，总归是广场的）同学后，该校一名共青团干部……同车的团委副书记说，“不行，我还得去一趟。”说完自己转身就去了。第二天（6 月4 日）早晨，我在校门接到他：一脸的惊恐。 我问怎么了？他说，本想到广场看看还有没有学生。到西单，看见的，全是新的戒严部队，新进来的”……他没再往广场那边走，站在西单路口朝学生喊：“都跟我回去！往学校跑！” 好多学生跟着他跑。跑到西四那儿，听见后边跟着打枪了！听见后边“通”的一声。跟在我身后的一个女学生说：老师，后边有人倒了。他头也没回的喊：什么也别管，自己赶紧跑。女生说：不行，我得救他呀……那学生一回身，砰，又是一枪……他回过头，亲眼看见那女学生要去救那倒下的男生的时候，又一发子弹过来…… 这名团委书记说：无论如何我得走了。他说：我绝不在这个国家待着了。实在受不了了。怎么能这样！？ 过了两天，他真走了——到澳大利亚去了。
徐勤先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在决策刚刚形成、命令刚刚下达时所预料的，终于难于避免。 寅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 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李鹏“六四”日记》） “人民”——新华门影壁上那金光闪闪的大字么？ 但是，人民确是有的——五十天来，从北京的学生和市民身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何谓赤子苍生、何谓礼失求诸于野。 连拉带拽、带呵斥、带恳求，周舵带着伤（非枪击而是棒戳——这又是什么武器？），从广场东南口、到新文化街、到六部口，一路连劝带骂，最后随撤出人群来到西单路口。25 年过去，这位温煦君子面对著者镜头述说这段经历……说到这里，竟哽咽着语不成声——“满地狼藉啊：衣服、鞋子、自行车、血迹……但沿街橱窗，不见丝毫破损”——他站在那里，呆住了。北京没坏人？小偷呢，盗匪呢，都罢工了？ 四十年来，毛共口中的“人民”、“群众”，缴纳贡赋、下工地干活、上战场卖命……如此而已！而这五十天，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好青年好孩子们、为了未来与正义，似乎是，胸中激荡着的一股凛然之气，往日间小小的妒忌、猥琐、贪婪……似乎是，在一个新的、几近全民对未来的呼喊中，一扫而光——自己真正看得起自己了！ 自尊，基于对正义、对自身权利切实认可的自尊——这，邓小平，孜孜于“大权不可旁落”铁腕专权的邓小平，你知道么？ 这里，再为读史人加进的两个小花絮。 一是6 月4 日上午，著者在家中接到的一个电话，一个当年发小、彼时现役军官打过来的电话。 我拿起话筒。对方迟疑了一会儿，说，“我，XH。” 我惊问：“XH，你……在哪儿啊？” 他答：“武警总值班室。” 我朝话筒喊起来：“你们干的什么呀！！” XH 只说了一句：“邓小平让干的”。 再一个，为读者补入一点开枪后的余绪： 友人YL，大约在6 月5、6 号（或者9 号以后）吧，突然接到李先念儿媳电话，请YL 到她家坐坐。她与YL 算是认识，但并非知交，也不常走动。几句天气之类闲话后，主人不咸不淡地说：6 月3 号那天夜里，爸爸被枪声惊醒，叫起秘书。秘书也不知怎么回事。爸爸让他联络陈云那边，问陈爸爸知道吗。秘书立办。没多久秘书报告——陈处答复说：陈爸爸那边也听到了，不知怎么回事。 YL 说，不知道听到枪声、打电话问云云是真是假。也不知她叫他过去说这一番话什么意思，除了本著者，YL 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过此节。 而真有其事的是后发的戒严部队，在这天早晨：
7 时许，数以万计的民众将28 集团军的车队堵在西长安街木樨地一带，民众向官兵们宣讲屠杀情景，官兵们起初不相信，有民众从附近的邮电医院拿来血衣展示，官兵们军心浮动。军长何燕然、军政委张明春带头消极抗命，不顾中央军委派来直升机在上空下达的强行进军命令，最后弃车而去。 该集团军包括31 辆装甲车、2 辆电台通讯车在内的74 辆车被烧毁。（《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这天，依照代表中央主管党报王维澄（李先念前秘书）之安排，出现在《人民日报》一版的，是转发《解放军报》社论——标题：《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开篇第一句：
自6 月3 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人民日报》值班总编辑陆超祺问：暴乱发生，怎么不见政府（包括国务院、北京市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电台、电视台向人民宣布，而要在一天之后，由军报发社论宣布？ 这篇断言6 月3 日凌晨发生严重反革命暴乱的文字，是从哪里、又是怎么来的？ 《人民日报》自从4 月26 日发表社论之后，此后的四十多天里，公开发布的官方（正面）意见，只有消息、讲话、报导，直到6 月16 日，也就是在邓小平的6 月9 日讲话（新华社消息）两周之后了，《人民日报》社论才第二次出现——《统一全党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五十多天里，不仅《人民日报》，其他报纸一概没有动静。 到了6 月4 日。这天，《解放军报》推出通栏社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怎么回事？ 前一天晚上，在军报办公室值夜班林冬，收到一纸文字——来人语气决断：“社论。立刻发。” 林冬瞟了一眼标题。强压住内心悲愤的涌动，对来人说：“作为社论发表，必须有人签字。否则不行。”来人楞了片刻，见这小值班员语气毋庸置疑，抓起文稿，返身走了。没多久，社论稿再次送达。签发人（唯一）：杨白冰。 林冬说，社论在他手里压了两个小时。杨白冰非常生气。
6 月5 日
这天，据吴仁华：
戒严部队仅控制了天安门区域，以及东长安街天安门城楼至建国门立交桥路段、西长安街天安门城楼至复兴门立交桥路段。20、24、27、38、63、65 集团军、空降兵15 军、北京军区炮兵14 师、天津警备区坦克1 师等部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区域。（《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
戒严部队拥挤在广场区域，情况混乱，杨尚昆说：“若有一个班部队哗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昨日紧急将邓小平嫡系部队、南京军区的12 集团军空运进京，作为督战队。12 集团军在国共内战时期隶属第二野战军，邓小平任二野政委。 李鹏担心戒严部队面对北京各界民众的普遍抗议而士气低落，凌晨1 时，与王震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看望部队官兵，为他们打气。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情绪十分紧张，要求成立北京市区级戒严指挥部，实行区自为战，保卫广大居民和机关的安全。办法是以区委和政府为主，同时配备一定数量的戒严部队，加以配合。李鹏同意李锡铭的意见，并通知戒严指挥部研究他提出的方案。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发动在京机关为部队送主食，战士食宿虽已有安排，但没有蔬菜吃。几万官兵都挤在大会堂各大厅内地板上睡，特别是厕所不够，大小便困难，室内空气污浊，如不迅速解决，部队难以为继。 李鹏等认为，目前至关重要的事，是打通天安门各方的交通干线，保证部队给养畅通。于是，天津坦克1 师和38 军坦克6 师，多次奉命出动，武装押送戒严部队的给养车队。 于是这天上午，在长安街上，一列坦克车队由西向东驶去。30 年来，作为中国人抗暴的典范，一直在全世界传布的“坦克人”（至今不知他是谁，也不知他后来的下落），就站在这列坦克前边。 著者有幸采访到一位现场目击者、当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教师、不肯放弃任何精彩镜头的摄影迷王欧。下边是他的讲述：
6 月5 日早晨，我骑车从家里出来，往南骑，在军委两栋大楼那儿，右转，上了北长街。从南长街出来，沿着长安街朝东，这时候…… 在公安部门口，我看见街面上有新鲜的血迹，两摊——不像是前两天留下的，那已经发黑了。是新鲜的血…… 过公安部，往东跑，翻过一个铁栏杆，到了北京市委那一带。我们一群人站在正义路临长安街的路口。旁边还有几个人，但都不认得。 这时候，听见一阵坦克车驶过来轰轰轰的声音。 就在这时候，看见了坦克人。 他在坦克前边，不是十多米，不是两三米，好像还要近。我看见他小步左挪右挪。 （坦克人爬上坦克的场面，叙述人不记得了。） 后来又过来几个人。大家看着他，都特紧张。 有个骑自行车的，就过去把他拉过来了——跑着，拉到我们这边的圈子来了，拉到正义路，靠东单这边的路口。 这人看上去不像学生，也不像北京人。个子比我矮一点（我180cm）。我朝他喊：你不要命啦？别傻了，坦克……要死也不能这么死啊！你还可以做点事儿的啊！ 他什么都没说，脸色煞白，懵懵的样子——就是特别茫然那种神情——也不一定是茫然，就是经历生死那一刻、惊魂未定那种感觉。 他也没回答，时间很短。就在这时候，我们正说着，看见坦克车里的军人出来，端着枪，滴溜滴溜沿着墙，慢慢往这边走，枪口正对着我们这边。 我们当时也没害怕，因为刚刚看到，“坦克人”想死它都没压，我们不过在旁边看，应该也没什么事儿。我们还在那说……（从坦克里边出来的人，向我们这边）走到离我们差不多20 米的时候，端起枪，突然扫射了。 扫射，在白天，子弹射出是看不见的，就听到打到旁边的草里嗖嗖的。我认为在当时，那几个解放军没打算打死我们。他如果朝人扫射的话，我们不给打死也会受伤。他就是吓唬我们。 他还是很有准儿的，那个枪。我们没什么事，但没有选择，大家转过头，撒丫子就跑……跑的方向、快慢，谁也不掌握……就是跑。当时年轻，我也就三十多岁吧，一口气就窜出好几百米。我记得还拉了一个女的一块儿跑……但是，“坦克人”在哪里，已经不知道了。再也没见到他……后边的事都不记得了。
在此采访基础上，著者曾就“专业训练之便衣”、“手语”等说法，请教相应领域人士。他们认为，这些，都属于臆想：
当时无论警方军方，绝对没有可能预知、布岗并且策划。别说北京市局，就是刘华清，他都因为得不到具体及时的报告心里没底，竟然让他的保健医生骑上自行车到广场看，回来跟他说。
结束了，“镇压反革命暴乱”？
6 月6 日
下午，“反革命暴乱”平息之后第一次六元老加新常委班子的会议，在西山举行。邓小平再谈“四项基本原则”，再谈“稳定压倒一切”。 在这次会上，确定了6 月19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和紧接着（6月21–3 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再走一趟中共自延安定盘以来，粉饰规则的过场，以合法方式认定非法干下的事情。 江泽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发表。——谰言归谰言，国人受到十足威慑。
6 月8 日
下午，通过邓办，李鹏把三天以来的情况和目前采取的措施都详细报告了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