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 George Floyd （下称佛案） 被警察暴力致死的案件，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近年少见。回顾美国警察暴力致死的历史，警察暴力执法其实并非新鲜事，并且受害者往往是黑人。在一些悲剧性案件中，受害者甚至仅是孩童。例如在2014年11月，当时年仅12岁的非裔男童 Tamir Rice 在克里夫兰市的公园雪地玩耍时被经过的警察击毙，涉案警察主张因为 Tamir Rice 当时举著玩具枪。
但多数情况下，涉案警察很少被起诉，而被起诉的案件中，90%的警察不会被定罪（2017 Police Violence Report）。长久以来无法对警察暴力课责的现象，加剧了种族不平等议题的对立。那么，为什么在美国将“黑警”定罪如此罕见？
追责警察的三大阻力
除了定罪难度高、警察很少被定罪之外，在大约87%的警察暴力案件中，其实检察官并没有起诉暴力警察。
对检察官来说，警察暴力致死的案件向来特别棘手。在审判过程中常见的阻碍有三：第一，案件的目击证人多为警察同事，在调查过程中不一定会配合。在针对警察课责的调查中，警察工会往往是很大的阻碍力量。从70年代开始，在许多州的警察工会对各州政府施压，立法限缩民众对警方申诉的管道，以及限缩对警察不当行为的调查。（注1）
第二，陪审员在很多时候会同情警方。陪审员常见的思维是：是的，警察在处理过程有过失、误杀，但警察只是在进行执法工作，意外是难免的。第三，暴力警察大多主张“正当防卫”辩护，被告不讳言采取了致命攻击（deadly force），但他同时主张当时若不采取非常手段，受害者可能攻击警方或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