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踏入31周年，支联会过往每年风雨不改在维园举行烛光集会，今年警方以疫情为由禁止集会，为历史上首次。香港近月亦笼罩在港区国安法阴霾下，不少人忧虑，2020年6月4日可能是最后一次在香港公开举行六四悼念活动。今夜，逾万名市民不理会警方反对，如往年一样手持蜡烛进入维园自发集会。
除维园以外，今晚香港十八区都有民间组织、立法会及区议员议员举辧街站及流水式集会，烛光散落全港，经历反修例运动之后，六四集会也有了新的意义和情感。不少市民在各个集会现场著重延续香港抗争，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歌唱《愿荣光归香港》，亦有不少市民高喊“香港独立、唯一出路”，“One Nation One Hong Kong”，较少市民自发喊出六四集会的传统口号、即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如“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等。
同为23岁的阿明和阿杰是中学同学，两人今晚都是第一次来参加维园晚会，他们感觉这可能是“最后可以发声的机会”，亦因恐惧而拒绝透露真名。一年前，他们刚刚从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毕业，去年运动中是“和理非”。阿明说，港区国安法让他觉得，倘若香港继续“依附于中国”，北京曾经承诺的普选根本不可能实现，他因而开始认为，香港独立是应该摆上台面讨论的选项。而阿杰则补充说，去年的运动让他更能感受六四学生的遭遇，他强调，他们所追求的根本并非港独，而是普选制度，却被内地视为港独；是在目前制度下看来无法争取普选，才有人开始思考独立问题。
在维园现场，警方多次播放“禁止多于8人聚集”的限聚令信息，但未有作进一步行动，气氛大致和平。晚上约9点，各区集会陆续散去。旺角街头现零星冲突，有示威者在亚皆老街及砵兰街交界堵路，警方一度举蓝旗，便衣警员拘捕至少4人。综合各传媒引述的消息，警方6个总区应变大队候命，应对突发情况；警方理解六四维园集会对部分市民有标志性历史意义，但基于有“限聚令”，不能发出不反对通知书，“会以容让和温和手法处理今晚维园的悼念活动”。
另外，台北六四晚会于中正纪念堂举行，由香港移民来台的钟慧沁为发起人，现场约有近八百余人，当中有不少香港移民、居留者；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香港作词人林夕、研究六四学者吴仁华均到场静坐。
六四亲历者坚持悼念，称不会移民
申请集会被禁之后，支联会今晚无举办大型集会，亦没有安排纠察及其他管理群众的措施，仅有支联会常委李卓人、蔡耀昌、邹幸彤等常委会进入维园燃点烛光并于晚上8时举行“网上悼念集会”，另呼吁市民在全港各区参与悼念。支联会主席李卓人集会前形容，全世界都关注香港会否在国安法之前就已经失去言论及集会自由；他对来年能否继续举行集会感到机会渺茫，现时亦无法估计，组织将来会否被取缔。支联会“网上悼念集会”内容加入反对国安法，时间缩减至约半小时，只保留播放“天安门母亲”讲话、发表宣言及大合唱等仪式，内容紧扣反修例运动。
27岁的卢先生与父母今晚一同参与六四集会，卢父卢母称，过去每年都坚持出席。卢父1989年因工作身处北京，在6月3日深夜与群众一齐掷砖阻碍坦克，在天安门广场熄灯时，认为情况危险，遂踩单车离开现场。卢父自此每年纪念六四。
27岁卢先生认为自己今日心态同过去不同，经过一年社运，今日看六四，更加切身了。卢母说自己一开始不支持反修例运动， 感觉参与运动的人“不守秩序、乱七八糟”，直到去年7月1日看见年轻人冲进立法会的直播，一个年轻女示威者害怕却仍要冲进去救同伴的画面，被深深震撼，“年轻人连命都不要。你给多少钱我，我都不会出来给人打啊。”卢母认为很多年轻人看得比自己前很多。
卢父说，他们住新界，离维园好远，但今天一家人商量，一定要来维园，维园作为31年来六四集会的地点，“要有坚持。”卢父又认为，希望今晚维园人海的画面能够上美国新闻，“国际线好重要。若然不打国际线，就是关门打仔，打死都不知道。”
卢先生一家人都相信，今晚不会是最后一次六四集会，因为香港人总会找到办法坚持下去。他们又称不会移民，虽然本来就有外国护照，但卢父说不会离开，“难道在这个时候、因为这种原因离开？难道留下他们？”
维园集会结束后，仍然有大批市民留在球场高叫反修例口号。期间有部分年青人以扩音器向民众发言，指香港人已经构成“香港民族”，不再以中国人自居，六四事件只是用来提醒港人要对付的政权如何邪恶，“香港人应该摆脱中国人思维，以香港民族的身分进行革命”。现场不少年轻人戴V煞面具，挥动写有“香港独立”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不少人和应，一同喊“香港人革命”的口号。
从“行礼如仪”批评者到再次踏进维园
2014年雨伞运动后，支联会举办的六四维园晚会一直备受批评。伴随本土思潮涌现，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多，如晚会仪式“行礼如仪”，停留于哀伤层面，未有带出抗争能量，亦有人不同意“建设民主中国”纲领，认为这不该是这一代年青人的责任。
张昆阳亦是批评者之一。2015年，他担任浸大学生会外务副干事长及学联常委，甚至主张学联退出支联会六四晚会。相隔5年，他却在2020年6月4日再次踏进维园，“今年有机会是最后一年”，“自由像空气，失去了才可贵”。
经过反修例运动的洗礼，加上港区国安法即将压境，张昆阳认为，今年的氛围容许大家重新定义六四晚会，因为运动强调“无大台”风气，人人自主性高，晚会存有留白空间。对他来说，出席六四晚会的意义“就是守护还可以纪念中共暴政的空间”。
张昆阳认为，针对支联会做法，分歧仍在，但现时可稍稍放下，“憎支联会、支联会的六四晚会与六四本身，是几件事来的。”
张昆阳去年曾以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游说工作，现为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六四事件在国际社会游说工作有实际意义。张昆阳形容，去年中大、理大的校园冲突事件，屡被形容为“天安门2.0”，能够在国际社会引起共鸣。他说，经过31年后，国际对中共的印象日渐改善，“全球原谅他，好荒谬”，悼念六四则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警惕中共的恐怖，亦提醒国际不能重复历史，“要求中共民主化，有民主、自由的幻想是错误的。”
张昆阳认为，日后六四悼念活动不复再，“在国安法下，共产党怎会容许你讲六四？”他这样预计明年今日的境况，“不知道（我）会否在监狱呢？（罪名是）勾结外国势力吧。”
悼念遍地开花，重视香港抗争
集会被禁，支联会联同多名民主派议员，于全港各区设立逾80个街站派发蜡烛，以“遍地开花”的形式悼念六四。西营盘、屯门及深井也有民间团体举行流水式集会；尖沙咀及黄埔分别有献花及放映会活动；亦有教会举办祈祷晚会。
62岁的杜女士几乎每年也参与维园晚会，今日她与朋友选择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一带派发蜡烛，形容悼念活动，尤如香港抗争运动“Be Water”，以任何可行方式举行。 她表示，当年的运动参与者和香港人是命运共同体，皆被同一专制政权打压，同遭暴力对待。
相较维园集会而言，散落各区的活动，重点更见延续香港抗争的意识。聚集的市民不时高叫反修例口号及播放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在尖沙咀集会中，化名为Alice和Karen的学生，手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年约20岁的她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六四悼念活动，1989年还未出生，只从历史教科书上知道何谓六四事件，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大兴趣。直到去年经历不同抗争运动后，她们首次感到六四事件和自己的距离并非这么远。Karen认为六四事件某程度上是给香港人的警惕，提醒港人中共政权的冷血和不可信。
她们说，一方面希望是最后一次参与晚会，因代表六四事件得到平反，但另一方面亦担心日后不能再有自由参与这类型活动，Alice则语带哽咽地说：“国安法之后，要考虑的不只是自己，还有身边的人。”
在西营盘参与集会的中五生林同学，过去有感六四悼念流于形式化，一直未有参与。他自去年6月9日开始投入反修例运动，他形容，早前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港区国安法，加上今日立法会通过的国歌法，令他决定今年参加六四集会。他期望向全世界展现即使面对强权打压，香港年青人仍会坚持下去。
前学民思潮成员、现为时事评论员林淳轩早前在脸书撰文指出，经历去年运动之后，今年的六四集会，是“第一年，为我们而点的烛光”。
“当年（六四）对香港人是一种血液的记忆，这种记忆直到2019年都无法被超越。无论是雨伞运动，或者2016年旺角，它们都无法冲破那种对于香港人而言流血的记忆。但直到去年，这种记忆已经被盖过了。因为我们用一个更加高清、直接的画面盖过。六四的冲击，似乎已经没有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强。”林淳轩说。
更进一步，他认为六四对香港人的意义已经转变，其一是六四集会成了香港人对反修例运动的哀悼情绪之出口，其二是，参与六四集会已不再只是单纯的悼念，而是抗争的一部分。
他强调，无论集会中涌现的记忆和画面是什么，“六四集会”对于港人已经是一个自由的符号。“不能去六四集会，是很多人对香港最差的一种想象。虽然很多人过去批判它没用，……但大家心里都想，如果去到不能参加六四集会，那就是去到最坏的时刻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阿明、阿杰、Alice及Karen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