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两个月的封闭式生活，对于那些平时并不在武汉居住的家庭、临时组建的“同生共死体”而言，是一个罕见的考验。本文的受访者与亲戚七人一起被困在武汉，全家人因为过年而相聚，也因为认知与价值观的不同，随着时间推移和疫情变化，发生了愈演愈烈的冲突。
我现在是处于一种长期在家，社会生活消失之后，整个人麻木的感觉。别人问我武汉什么情况，其实我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武汉现在怎么样。就是你身在这个地点，但是你跟这个地点其实是失去连接的。
最早看到这次肺炎的相关消息是一月初吧，但我当初竟然相信了官方放出来的消息。我记得有跟朋友聊，大家都会觉得SARS发生过一次了，这次就不可能会太严重...而且虽然我觉得可能会有小的、局部性的比较严重的传染，但是我打心里是不相信会有大规模的扩散。在潜意识里面，我是不相信它会扩散的。
我从小不是在武汉生活，只有以前假期或过年的时候会回来看姥姥姥爷。今年春节前，回武汉之前我也有顾虑，但是因为特别想回来看我姥爷，他前一阵患了心梗，身体很不好，现在全身血管是堵的，过年前两个月一直在送医院。这可能是我们前段时间面临的最可怕的一件事，万一他又需要紧急救治，是没有医院可以接收的。
姥爷已经八十三岁了，每天要吃八种药，封城后一段时间我都在忙活这个事，给他弄药。我们不敢去医院拿药，之前去的那家医院已经被征用为发热门诊，联系到认识的医生，她说过来风险太大了，跟我们说尽量不要去开药。所以我是托了外地的朋友，开了姥爷慢性病的药给我寄到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