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梁文道先生，我最初思考社会的养份也有部份来自他的笔耕不绝。他能言擅辩，说起故事来娓娓动听，思想的绣线潇洒俐落，里面的填充的绵花缜密却又留有空间，让人们的思想得以在里面穿梭，刺激你想得更多，走得更远。这场对谈里盐叔追问了好几个问题，文道先生都没有正面回应，只是用不在乎的形态消解掉。可惜对谈超时让盐叔要先行离场。在盐叔离场后，文道先生又变得轻松许多，又变回那个熟悉动人的言说者。
文道先生说自己不希望成为任何人的同路人，在写作上。其实关键不是梁“愿不愿意”同情，而是一种如梁念兹在兹的 integrity （正直）——当一个评论者多年追求民主反对极权讲求自由，而这次运动是明罢著透过无数人的牺牲（是讲实实在在的肉身与前途牺牲）去唤起全球的反极权中国意识，而且让香港再度继冷战成为全球政治力量较劲与关注的焦点，壮大了香港反抗本钱，那么这个评论者就“有责任”对运动者有种敬意与同情。这不是“愿不愿意”，而是“责任”问题——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任，对自己文字一直讲求的价值负责任。
这并不意味著梁必须服从运动，对运动无可非议。恰恰相反，正因为同情与尊重人们为了自己经年追求的价值的付出，这位写作者才需要指出他眼中的运动问题，才更需要付出敬意，尝试自己也投身到运动当中，去落手落脚，在创造中改变运动让自己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不是谁的别人的运动，而这是一个追求民主的运动，也是梁本身多年讲求的价值的某种展现。投身到运动当中不等于上物理冲突战场的最前线，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可以负起各种百样的开拓战线。（梁在过去多年其实有做，这次运动都有这样的时候，必须看到他的付出）
梁在对谈里讲到，他这次运动里写文章，其中是觉得大家讲要背水／最后一战是太过乐观了，他不否认香港现时各样情况很差，但他说以他对北京的认识，香港情况往后有可能更差，于是他说要提出这个可能，让大家再反思运动的走向。这其实是一个大家对梁最为不满的地方——以为大家不清楚香港有可能更差，实际是轻蔑了群众的自觉性，过度以为自己看透世情；以为提出“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现实”（梁用语）是种提醒，实际上在大家都已知状态之下再讲这些，除了是否定大家的理性，客观效果上便是助实了政权的打压。人们不是不知道情况会更差，而是准备好挨过更差的状况才走出来抗争，然后你却又走来讲会更差，或者说你已经说过会更差，不是不可这样做，只是其实无太大意思。
当然梁可以到后来认为运动走远了本真，作出批评甚至反对。这也无须争议，问题在于，他的批评与反对，在我看来也不太站得住脚。梁举的例子是有人装修蓝色小店（他是理解也觉得装修红店“不是坏事”），于是他提出这有道德上的问题，不能因为这样就去封杀意见不合者。我是认同他的这个立论的，但关键在于他如何看待这样的行径。盐叔用的字眼是“overspilt”，即“溢出”，我也是持这个看法的，这关涉到我们如何看待一场运动——溢出是指有盛载的容器，而其中震荡太剧，所以有时盛载物会超出了容器本身。这场运动警暴伤人，滥捕，视人命如无物，人们身边或许都有亲朋戚友受过警暴所伤，而且运动发展得既深且广，植根了在每个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里面必然夹杂暴烈情绪，而且当红店／蓝店的界分不是来得如此明确或一刀切，“没有办法、有那么绝对的是非判断”（梁用语）时，个别群众就必有误判，或者情绪溢出理性可以框住的界线，冲出去咬了不该咬的人。
这些溢出的情绪与行动，对我来说是需要批评与纠正的，但不是一种直接的指骂，然后否定运动。我认为我们也许先该问运动整体有否自我修正的能力。回看当初“装修”蓝店及马鞍山烧人案后，网路上连登上评论上都写了许多反思文章，如盐叔所讲有定出“严谨的装修准则”，当然亦如梁所讲依然（偶尔）会有越界的时候，但群众运动其实是种动态的相互反思均衡——越界，质疑，反思，讨论，修正，某程度共识，又再越界……只要越界不是系统性的螺旋向下坠落，其实运动伦理的波动是群众群动反抗运动的基本特性。后来对于蓝店的装修已经减少许多，而烧人的行径已再无出现。这次运动持续修正的特质无可置疑是脆弱，且有持续变弱之势，但旷日持久无可厚非。这次运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抗命，那种“和平、有秩、守法”——如盐叔所讲已在2014年做到极致，无功而还，参与者被拉／打／关进牢房里去。但与此同时，这次运动尝试突破过去失效的抗争手法，但又（暂时尚）止于血腥的武装冲突，虽偶不尽善，但仍在尝试摸索与调整武力的对像与目标。作为评论者应该要看到此点，继而尽已一份力，为运动整体的推进创造更好条件。
对于此，梁文道先生说他“不是很知道为什么要重大局”（整体运动的动能与延续），我认为他确实是问中了关键。梁作为长年的民主与反极权者、言论自由的推手与实行者，除非他说自己否定民主与反极权的追求，如非，那么人们在为他笔耕不绝放得高高的自由民主牺牲与奉献（就算他再不认同后来的装修），那么他就不能够否定整个运动，不思考他口中的“大局”。
而基于不否定这个运动下的善意批评，其实就浓缩了在梁一开首所讲“最讨厌”的用词——“利申”。因为利申的意思，其实就包含了“我明白运动是民主追求我也参与了／感谢人们抗争的付出，可是……”。这不是一种违心的说话，恰恰反而是一种对运动的敬意。梁文道说自己写过许多反极权的文章，所以不希望在文章里再多讲这些前提，希望文章变得精炼。我认同他的这个讲法，因为梁明显不可能是“御用文人”（对谈中的用字），收了维稳费，要是这样的话他好多明摆挑战北京底线的说话都大可不必讲了。
但问题在于他是梁文道，他可以这样不利申，因为他是名人，有足够的文字累积，人们可以透过他的文字确认他不是北京派来的维稳文人（我是真心这样想的，但今天我这样讲可能已经会被好多人批评）。梁文道以石永泰被赞完又骂为例讲世界不讲脉络，变得碎片化，只讲当下对运动好与不好，但“利申”的使用，恰恰却是讲脉络的表现，因为这讲求了大家如何理解运动，把前因后果的种种碎片连结起来，讲大家知道也清楚运动是因为政权过去几年／十年／几十年的暴力被逼成某时候有点过火的样子。极权的阴谋正在于把人们反抗行动的因由打碎，只聚焦其中武力碎片的瞬间。
当然，不是说利申了就证明人们强调脉络，也不是说不谈利申就是讲脉络。群众运动席卷各个年龄与阶层，过去没有那么关注这些政治运动的公民都参与到这次的反抗之中，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些脉络，我们作为长期关注这些政治运动历史的人，要做的其实是为大家补回来缺位的脉络。这是“首尾一贯要求自己的道德原则”（梁语）的评论者的责任。
邓小桦把群众动武概括为“要打倒恶魔先要变成恶魔”（她应该只是为了对谈推进下去才引此一概，未必是其心里想法）；梁文道先生引用他朋友说“中共就是透过利用对手／西方的道德而扩大自己势力，渗沙子，最后却攻击与破坏整个自由民主体制，所以不能和对方讲价值”（大意），梁说他想了很久，认为这位朋友讲得“好有道理”。
文道先生在讲“回答不了”那位朋友之后，说“作为一个写作评论的人去评论这件事，是永远在这现实与常识两者张力之间来回的，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张力，我甚至乎再严苛一点说，我觉得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你应该任何时候都能感受到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你身上发生，如果你从来不紧张，你没有在这上面你没有试过手足无措不知如何选择的话，那你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来的。”梁这段讲得锐利，但我们必须要问，对于公共知识份子来说的常识，是群众的常识吗？对于群众来讲的现实，是公共知识份子的现实吗？这没有绝对的答案。可是一但这种现实与常识的具体内容与对像变得模糊，这段质问就失去效用。
而且，香港这次的自由抗争运动真不讲价值吗？人们后来对过火装修与伤人的修正不恰是讲求价值吗？大家在香港里做连侬场，做文宣，做大量的懒人包，和理非行动教学，立法会进攻功能组别教学，做国际宣传与连结，还有更多更多……不正也是尝试在既有的体制里，在讲求沟通之中去行动？要是不讲价值不尊重立场不一的人的自主与独立，还费甚么心机去做沟通与玩现行体制？又如何得以成功在国际游说？直接杀掉除去立场不同者就好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再暴力的革命都要讲文宣，这是战略需要，无关真心。但如果革命讲道德讲价值，不也值得尊重和肯定吗？
我在此引一位学者在讨论中曾经讲过的一段说话，希望去reframe梁关于写作者挣扎与手足无措的质疑——“我每次下笔，都会字斟句酌，会担心有否鼓励了不该有的暴力，亦会担心有否压抑了应该有的武力？”
我花这样的笔墨去写，其实不是针对梁文道先生个人。因为梁是有才的人，总能引起大家更多的讨论与思考，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总是好事。我之所以经常回应他，是因为我觉得值得，他是一个会聆听可以对话的人，我们确实是可以不同意彼此却又互相尊重。梁文道先生反映的似乎是某种思想形态——高举民主自由反对极权，支持群众运动，可一但“玩真的”（罗永生评往前多年来香港民主运动时的用语）群众运动／革命来到，却不能接受当中的溢出状态，忽视了群众的多元，控制之难，无法理解与欣赏运动脆弱却又至今得来不易的整体正当与良善。长年的自由笔耕者把大型群众运动的“溢出问题”变成对运动的主要批评，我只能够说这有点叶公好龙。我再强调，运动有问题的地方多的是，关键是论者的言说脉络，立足的基础。文道先生对运动提出批评甚至点明不想成为同路人之所以是问题，只是因为他是梁文道而已。即便如是，梁文道先生依然是我敬重的文化人，与他斟酌为的是展开更进一步的讨论，他对香港的贡献，我认为还是无法抹杀也不易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