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中国的舆论场，被三件事情占据——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随著确诊和死亡案例在20至22日激增，中国互联网的注意力已几乎完全流向这里；而仅在三、四天前，另一起热度延烧的还是故宫奔驰女（开车进故宫寻乐）事件；一周前（1月13日），43斤女孩吴花燕（为照顾弟弟极度节俭）的死亡也引起了广泛的悲痛和批判。
尽管三者的起因和性质不同，一个关乎公共健康安全，一个关乎特权和社会平等，一个关乎贫富、慈善和社会救济，但它们几乎同一时间出现在中国的舆论场，却非简单巧合，而具很强的象征性。
武汉肺炎事件早在一个多月前即有媒体留意，但它引起当局和大众的严肃重视却是在近日。早期当局信息披露不够及时透明，而该病传播速度在近期突然加快，从病毒“出国不出省”，到截止22日已在中国多个城市确诊400多起病例，致死17例，台澳港先后确诊，病毒“人传人”的特性被证实⋯⋯这些都让人联想到17年前的那场SARS——关口之外统统严戒，关口之内伴随春运人口迁徙，恐慌心理激增。
故宫奔驰女事件则完全是由私人在社交媒体的炫耀式展示，而变成一起公共事件的。它指向的是特权。谁能够在故宫这种严禁汽车进入的场所开着象征身份的奢华大奔（奔驰）进去拍照？当媒体曝出此女为某“红色高干”的孙媳妇后，它点燃了中国社会早已潜伏的对特权阶级的高度不满，这个特权阶级不是一般的富人或者官僚阶层，而是维系中共统治的红色“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