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为左岸出版社的新书《卡塔莉娜：关于生命疗养院，以及人们如何被遗弃的故事》的序言，这是一本有关爱、遗弃与死亡的生命故事，端传媒获出版社授权转载。
“死一般的活著；外表死了，内里活著。”
“在我看来，大家都已经忘记我了。”
卡塔莉娜对我这么说，一边脚踩一台老旧的健身脚踏车，手上还拿著一个洋娃娃。这名女子态度和善，眼神能看透人，年纪大约三十出头，口齿有点不清楚。我是在一九九七年的三月初次见到她，就在巴西南部一间名叫“生命”的疗养院。我记得当时还在脑中自问：她到底以为可以骑著那台脚踏车去哪里？生命疗养院就是她的终点了。卡塔莉娜就跟此地的许多其他人一样，都被留在这里等死。
生命疗养院的生命是拉丁文中的“vita”，这间疗养院位于阿雷格里港市，这个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大约两百万。生命疗养院成立于一九八七年，创办人是奇伊．达斯．德洛加斯，他是个在街头长大的小孩，卖过毒品，在改信五旬节教派之后看到一个异象，有位圣灵要他开设一间公共机构，好让像他一样的人也能寻得上帝救恩并重获新生。奇伊和他的教友占用了靠近闹区的一块私人产业，想办法凑合出一间收容毒瘾及酒瘾患者的康复中心。然而没过多久，生命疗养院的这项使命扩大了守备范围。有愈来愈多被家人断绝关系的人—包括精神疾病患者、病人、失业和无家者—被亲戚、邻居、医院和警方留在那里。生命疗养院的团队于是加开了一间医疗站，好让这些被弃者在那里跟死亡一起等待著。
我从一九九五年三月开始和生命疗养院的人一起工作。当时的我正在巴西的几个地区旅行，记录社会边缘人及穷人应付艾滋病的方式，以及这些人如何被纳入基于全新管制措施而产生的防治计划当中。在阿雷格里港，我访问了人权运动者哲森．威恩克勒，他当时负责统筹这座城市的艾滋病防治计划。他坚持要我去生命疗养院看看：“那里是人类的垃圾场。你一定得去一趟。在那你会亲眼目睹人能对人做出什么，以及在这个时代，‘身而为人’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我成长的家乡距离阿雷格里港不远。我在这个国家游历过很多地方，也在北边及南边几个贫穷地区工作过。我以为我对巴西很熟了。但目睹生命疗养院中的凄凉，之前的见闻完全无法帮助我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生命疗养院没有被标记在任何一张城市地图上。整体来说，官员及大众都认可这个地方的存在，但却没有提出任何与这间疗养院有关的补救计划或政策。
威恩克勒说的对。生命疗养院是穷困之路的终端站，是活著的人不再被当作人时去的地方。生命疗养院的医疗站大约有两百人，其中大多数都被家庭生活及医疗照护系统排除在外，也没有正式的身分证件，完全生活在受贱斥的被弃状态。大多数情况下，生命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就是院民，这些院民心理健康已经有所改善，足以照顾新进者及那些看似彻底没救之人。这些志工缺乏资金、训练，也没有合宜的设备和药物，他们根本没准备好应付这些疗养院院民，就跟这间机构本身一样。
大约有五千万巴西人（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的生活水准低于贫穷线；两千五百万人被视为赤贫。就许多方面而言，生命疗养院都是这种悲惨现象的缩影，但又另外呈现出某些特殊面向。疗养院中部分院民来自劳动及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曾是拥有自己家庭的劳工。其他人之前曾是医疗或国家机构的院民，但却在某个时间点遭到驱逐并扔到街上，或是被直接送进生命疗养院。
生命疗养院表面看来是个独立谋生的三不管地带，但其实无论就历史或营运角度，它都跟数个公共机构有著纠缠难解的关系。而且就许多层面而言，生命疗养院并非独一无二的存在。实质上来说，阿雷格里港内就有超过两百间类似机构，其中大部分被委婉地称为“老人院”。这些单位的营运很不稳定，通常是靠著收容被弃者以取得他们的福利津贴；其中有许多机构也接受政府补助及慈善捐款。
我开始把生命疗养院及其他类似的机构当作一种“社会遗弃区”。
《卡塔莉娜：关于生命疗养院，以及人们如何被遗弃的故事》
作者：朱欧．毕尤（João Biehl）
译者：叶佳怡
出版：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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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疗养院中的许多人要不躺在地上，要不蹲在角落。跟那些人相比，卡塔莉娜光是动个不停这点就非常显眼。她很想跟人沟通。我的妻子雅德利安娜当时也在场。这是卡塔莉娜跟我们说的故事：
“我有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儿，她八岁。我的前夫把她给了他的老板厄巴诺。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腿有问题。如果想要回家，我得先去医院。去医院让我感觉很复杂，如果真要去，情况会恶化。我不想这样，因为我已经习惯在这里了。我的腿不太好。因为来了这里，我一直都没再见过我的孩子。”
“是我的弟弟们和妹夫把我带来这里的，亚德玛尔和阿尔曼多……我运动……这样才有可能走路。不。现在我没办法离开了。我得等一段时间。我问过一个私人医生的意见，大概问过两、三次。如果有需要，他们这里也会给我药。所以人在这里总是依赖药物，会变得很依赖。然后常常就会变得不想回家。也不是说真的不想……在我看来，大家都已经忘记我了。”
之后，我问那里的志工是否知道卡塔莉娜的事，任何信息都可以。他们对她在生命疗养院以外的人生一无所知。我把她提到的一些人名和事件复述一遍，但他们说她老是胡说八道，说她疯了（louca）。她显然是个缺乏常识的人，她的发言也因精神科诊断而被认为无效。没人知道她的出身，她也就形同没有生命疗养院以外的命运。
我所拥有的只有卡塔莉娜看似支离破碎的种种描述，也就是她针对过往遭遇说的那些故事。在她看来，她没有疯。卡塔莉娜正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她想要靠自己。她坚称自己拥有生理方面的问题，而她之所以身处生命疗养院，是许多无法控制的人际关系及情势造成的结果。
卡塔莉娜透过前夫、老板、医院、私人医生、兄弟和被送走的女儿这些角色，来回忆导致她入院的情势。“要能回家，我得先去医院。”她如此推测。她的女儿现在住在别人家，而唯一能让女儿回到她身边的方法，就是她得先去诊所。在回家这条路上，她得先去趟医院，然而家已不再。
但卡塔莉娜却指出，想得到适当的医疗照护是不可能的。她已经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了解自己需要药物，也暗示药物使自己的情况恶化。同样的照护逻辑也在生命疗养院中运作：“如果有需要，他们这里也会给我们药。”她指的是疗养院为了控制混乱而采取的药疗化手段，这让疗养院院民“总是依赖药物”。
有些原因让卡塔莉娜回不了家，但她仍拥有那样的渴望：“也不是说真的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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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命疗养院的实际状况，还是一开始认识卡塔莉娜的场景，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针对巴西艾滋病防治的论文（Biehl 1999b）中，我不停意识到死亡在家庭及城市生活中占据的位置，至于眼前这个透过自身的被弃来进行思考的人，我也意识到死亡在她身上占据的位置。多年来，生命疗养院和卡塔莉娜成为我工作中的关键角色，在我思考著政治及医疗体制的变化，以及巴西都会空间中出现全新人观体系的过程中，他们也持续为我提供新的养分。我长年记录的爱滋防治工作，其中负责执行的英勇的政府及非政府机构为了控制疫情，他们尝试了聚焦于安全性行为的大胆防治计划，也努力透过爱滋疗法普及化来减缓死亡人数的增加。但我也看到的是，除了这项杰出的工作成果，以及面对不是常规性列为必须介入的老残穷人口而新建立的各种照护机构之外，巴西的大城市内也到处出现了“社会遗弃区”—这些地方就像生命疗养院，管理者在不人道的环境内收容了精神病患、无家者、艾滋病患、没有生产力的年轻人，以及许多老去的身体。
无论是执法单位还是社福及医疗机构，都不会直接插手这类区域的运作。然而，也就是这些执法单位及机构将不要的人直接丢到这些区域。这些人肯定无人闻问，没有人权，也没有人需要为他们的处境负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遗弃区的建立是如何和家庭型态的转变，以及当地的政府、医疗及经济型态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想知道的是，在许多机构为了防治爱滋而进行提升生活品质动员工作的同时，公共单位又怎么会允许死亡人数激增。 遗弃区凸显了透过正式治理框架之内及之外而存在的可见现实，而没被政府掌握到的穷人越来越多，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受到这些现实问题所主导。我努力想搞懂的是，生命疗养院这种地方的存在，以及人在这类遗弃区中根本性的暧昧存有，两者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关系；而之所以暧昧，正是因为这些人被困在接纳与遗弃、记忆与非记忆，以及生存与死亡之间。
在生命疗养院的一片停滞中，卡塔莉娜努力运动及回忆的身影深深留在我的脑海。我被勾起了兴趣，我想知道她的故事是如何将过往的人生、此刻被遗弃在生命疗养院的处境，以及未来想回家的欲望揉杂在一起。我试著不把她当作一位精神病患，而是尽管受到抛弃，却仍排除万难，希望用自己的语汇去陈述过往经验的一个人。她知道自己是怎么落得如此下场—但我要怎么验证她的说法？
当卡塔莉娜反思著人生是如何受到拒斥时，她的思想及话语难以理解的程度不只在于她自己的表达，而是我们这些志工和人类学家也缺乏了解它们的手段。若要分析卡塔莉娜谜一般的语言及欲望，必须能将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来处理，毕竟任何人都无法被完全吸纳入体制及群体的运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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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过去了。我参与了一个文化及心理健康的计划，并从中开始博士后研究的工作。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我回到巴西南部，希望进一步观察生命疗养院内的生活情况；托本．埃斯可拉德和我计划针对这类遗弃区的生活出版一本摄影集，而这些田野工作为其搜集了足够的材料。
生命疗养院近期想办法拿到了一些政府补助，基础建设因而有所改善，尤其是“恢复区”（此处复健中心的名称）。医疗站的情况大体上没有改变，不过收容的人数少了一些。
卡塔莉娜还在那里。不过此刻的她坐在一张轮椅上。她的健康状态不停恶化，并坚称自己有风湿病的问题。卡塔莉娜跟大部分其他院民一样，能随时拿到志工想发就发的抗忧郁剂。
卡塔莉娜告诉我，她已经开始写她所谓的“字典”。她这么做是为了“不忘记文字”。她的手写字显示她有最基本的识字程度，笔记本中充满了提及不同人物、地点、机构、疾病、事物，和意向的一串串文字，其间的关联性充满想像力，有时候我根本觉得那就像诗。我将一开始读到部分文字节录如下：
电脑
书桌
伤残
作家
劳动正义
学生法
坐在办公室内
做爱者的法律
公证人
法律，关系
亚德玛尔
伊皮兰加区
盖撒拉镇
南大河州
……
医院
手术
缺陷
复原
偏见
……
受惊吓的心
情绪痉挛
我造访疗养院时跑去找她聊过好几次。卡塔莉娜总是花很长的时间回忆疗养院外的生活，她每说一次，都替我们在一九九七年初次会面谈的内容加上更多细节，故事内容于是逐渐扎实起来。她解释自己一开始生长于郊区，接著为了鞋工厂的工作移居到新汉堡市。她提到自己生了不只一个孩子、跟前夫的争吵、几位精神科医生的名字、住在精神隔离病房的经历，但使用的语言全都很破碎。“我们分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生活几乎从来不会坏。但你得知道怎么去过好（这种生活）。”
一次又一次，我听见卡塔莉娜传达她的主体性：她的主体性既是一座战场，其中她的生命受到了官方的隔离及排除，但她的主体性也是她自己希望重新进入社会世界的工具。“我前夫统治了这座城市……我得提醒自己保持距离……但我知道他跟其他女人做爱时，心里还是想著我……我永远不会再踏入他的房子。我去新汉堡市只会是为了看我的孩子。”她也会话语不清地提到一些取悦他人或被取悦的快感。有些时候，她会开始一连串的字词联想，而我完全跟不上—但到了最后，她总是会把焦点放回“家”。卡塔莉娜总是写个不停。
我原本没有打算特别记录卡塔莉娜这个个案，也没打算聚焦於单一主体的人类学。不过到了一九九九年第二次碰面的时候，我无论是感性及知性面都深受她吸引。卡塔莉娜也一样。她表示跟我说话很开心，也喜欢我问她问题的方式。每次到了探访的尾声，她总会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对她说的话及不停漫溢的书写感到赞叹。她的文字对我来说不全然是空想，但也不是直接反映生命疗养院施加在她身上的权力，以及她所进行的反抗。这些文字诉说的是真实的奋斗，是那个将卡塔莉娜放逐之后，转而成为她心灵生活的日常世界。
牙医
健检站
郊区劳工工会
环境协会
烹饪艺术
厨房和餐桌
我上了堂课
食谱
相片
精液
……
验明身分
身分
展现出一个人内在的身分
健康
天主歌词（Catholyric）宗教
帮助
理解
风湿
她从哪里来？她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卡塔莉娜总在回想自己被遗弃及精神恶化的过程。这样做不只是在美化或忍受那难以承受的现实，而是让她保有足以离开此地的可能性。“如果我能走，我就会离开这里。”
我很熟悉卡塔莉娜回忆中的那个世界。我就是在新汉堡市长大的小孩。我的家人也是从郊区移居到城市，就为了寻找一个新的、也更好的生活。我读的是“岛民角落”公立小学，一年级的班上有五十个同学，但到了五年级时，大部分人都辍学去当地的鞋工厂工作了。我是少数持续升上六年级的学生，但很怕自己也会走上那条路。我的家长坚持让小孩读书，我也终于靠著读书找到一条出路。而卡塔莉娜让我回到了我人生的开端，也让我开始迷惑，到底是什么让她和我的命运如此不同。
本书检视了卡塔莉娜的命运内涵、她逐渐死去的过程，以及存在于生命疗养院中的思考及希望。基于我针对生命疗养院及卡塔莉娜个人奋斗的纵向研究，本书详述了存在其中的欲望、痛苦及知识。“死一般的活著；外表死了，内里活著。”卡塔莉娜写道。在我理解卡塔莉娜，以及试图解码她编纂字典中的那些谜样、诗意文字的旅程中，我也重新回溯了她的遗弃处境及病状逐渐成形时，她所身处的家族、医疗、政府及经济的复杂网络。自始至终，卡塔莉娜的人生诉说的是一个规模更大的故事，也就是像生命疗养院这样的地方，是如何在贫穷家庭及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各类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es）影响生物学及死亡进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