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16日开始，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请假了，并且会一路请到明年1月选完总统为止。为此，国民党的议员们召开了一次记者会，除了挺韩国瑜请假，也公开呼吁蔡总统“依照同样标准”请假到明年1月为止。
“因为高雄市长请假了，所以总统也要一起请假。”这的确是个有点难理解的逻辑。我看脸书上转发相关新闻的人当中，100个里面大概有99.5个都表示无法理解。但身为一个从小看中天新闻长大的人，我想我就是那幸运的0.5个。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蔡总统同时身为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一定常常可以利用总统职务带来的资源为自己助选。例如总统到处跑行程的时候，表面上说是倾听民意，其实是做政治宣传。韩市长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所以提前请假，如此一来就不会占用到公家资源帮自己助选。
也许你听了这个理由，还是不能接受。但没关系，本文的目的不在说服你接受，而是想描述一下“接受的人”和“不接受的人”之间的差别。
对不是韩粉的人来说，“要求总统学韩国瑜一起请假”，似乎是个超乎常识的行为。因为“请假”是一件不负责任的事，至少不是一件负责任的事。因此请假去选总统，并不是一件值得大家效法的事。
但，这个“常识”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从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中学来的。
那是一种你觉得与你切身相关的施政讯息传不到你耳里的感觉；那是一种你没有办法透过理性预期政府会对你做什么的感觉；那是一种你不觉得你可以透过学习来掌握政府部门运作逻辑的感觉。
对大部分各行各业的上班族来说，就算请假了，公司还是要照开，业务还是要继续做。如果事情有时效性，那就只好拜托同事帮忙。如果有突发状况，被一通电话叫回去，也并非不可能。诸多行业里无法请假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新闻的反应都是：“放韩假真好，我也要请假。”
然而对国民党议员和韩粉来说，他们的“常识”似乎不太一样。他们认为，拥有政府官员的身分，是一件很方便的事。你会经常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捞点自己的好处（例如蔡总统利用公务行程推销自己）。
所以，对他们来说，韩国瑜为了选总统提前请假，其实不是“爽放韩假”，而是做了很大的牺牲。他暂时放弃了“高雄市长”这个官员身分带来的好处，完全凭自己的民间力量和蔡英文对决。照这样的逻辑推演，那蔡英文当然也应该请假才公平。
那，这种逻辑背后的“常识”，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大胆猜测（很可能是错的），那也是韩的支持者从社会经验中学到的。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呢？我会说，那是一种“政府不站在我这边”的挫折感。
我从不欣赏我户籍地的区域立委，但我的父母届届投他。我认为他能连任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是全台最大规模办理税务服务的立委。每到报税季节，他会到每一个里巡回设站，解决民众关于缴税的一切问题。
对于习惯上网报税的人而言，这或许是个容易忽略的事实：在台湾，有一大群人需要这样的服务。对他们而言，要搞清楚所有报税相关的繁琐规定，是相当困难的挑战。简而言之，他们认为报税相关的复杂规定和运作逻辑，是他们接近不了、理解不了的。
这样的人，当他发现有办法、有关系的邻居只要透过一通电话，就可以让嫌恶设施改划在你家门口时，这样挫折感只会得到加强。而当他从电视上看到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趁职务之便走私香烟的时候，也只会加深这样的感觉。
那是一种你觉得与你切身相关的施政讯息传不到你耳里的感觉；那是一种你没有办法透过理性预期政府会对你做什么的感觉；那是一种你不觉得你可以透过学习来掌握政府部门运作逻辑的感觉。
相较之下，对大部分在民主化时期或之后成长起来的我辈青年来说，我们更容易认为：我们可以透过理性去了解、去评价政府部门的各项政策；我们也更容易相信，我们可以透过日常的参与和行动，影响政府部门的施政。
因此，我们会更容易觉得，政府官员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一群人。他们平常一样要为了繁重的业务而忙碌，一样要想办法在各个利害冲突的相关单位中杀出一条可行方案。我们反而不容易想像，世上竟然会有“请假三个月去争取另一个职位”这种事。
我大胆猜测，正是这样的差距，构成了两边“常识”的巨大落差──一边认为请假三个月是很爽的；另一边则认为，（蔡英文）不请假继续当官、继续用“庶民”们理解不了的语言、运作着“庶民”们接近不了的国家机器，才是很爽的事。
其实韩国瑜市长提前请假这件事，先天上就是件难以自圆其说的事。因为台湾社会有着一项明显的共识（至少是嘴巴上的共识），那就是一个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应该要能拿出先前岗位的政绩来，才能说服选民把票投给他。
现任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如果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做事，把高雄市政做出成绩来，这不就是最好的竞选材料吗？但是韩国瑜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请假。他要请假的消息出来之后，我就一直很好奇：韩国瑜或他的支持者们，要如何说明市长提前请假的理由呢？
直到我前天回台北家里看电视（我住的地方没电视），我才知道泛蓝阵营对韩国瑜提前请假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当我听到评论员说出韩国瑜请假的理由时，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相当天才的理由。我没有讽刺的意思，我认为要是我的话，恐怕没办法想出这种等级的理由。
他的理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和行政院处处都在『卡韩』，让韩国瑜在高雄市几乎没有做事的空间了。就算不请假，韩市长也推动不了什么政策。所以，韩市长唯一对得起高雄市民的办法，就是认真选总统，将来取得总统大权，才能实现他心中的政策蓝图，让高雄和台湾一起变好。”
我认为一个人要相信这位评论员的说法，至少需要接受三个假设。
假设一：一个当到了直辖市市长的人，有可能受到其他政府部门的杯葛，导致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
假设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主要就是因为对手政党的总统，以及她背后的中央政府动用政治手段阻碍直辖市的施政。
假设三：这个受到杯葛的市长一旦当上了总统，就可以取得一切他所需要的权力，推行所有他想推行的政策。
然而，这三个假设恐怕是很难同时成立的。
假如只看假设一，你可能会认为台湾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是政府首长受到的限制太多，权力太小。那么合理的解方，就是扩大政府首长的权力。
然而到了假设二，你可能又会发现台湾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政府首长的权力太大了。当然，这两个“政府”是不同的，一个是总统代表的中央政府，一个是直辖市长代表的地方政府。所以到这里你可以说，台湾最大的政治问题，是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大了，而直辖市长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又太小了。那么合理的解方，应该就是限缩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并且扩大直辖市长和地方政府的权力。
然而到了假设三，却又说不通了。如果说要限缩总统权力、扩大直辖市长权力的话，那韩国瑜又怎么能在当上总统之后，就取得一切他需要的政治权力，推行所有他心目中的政策蓝图呢？
所以我大胆认为，要让这三个假设同时成立，光靠逻辑推论是办不到的。你需要一个更宏观、更深刻的世界观才行。那就是你的对手是一个恶贯满盈，同时权力又大到无以复加的政党。在“善恶对立”的叙事之下，上面这三个假设，就可以完美地统一起来了──假设一陈述了己方阵营受到恶势力迫害的情况，假设二则指出所谓恶势力就是对手的政党，假设三则描绘了“善战胜恶”的最终圆满结局。
其实在中华民国历史上，这种“很难自圆其说”的政治问题并不少见。其中最重要、也最需要自圆其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国民党官员真的都像威权时代教育中说的那样忠党爱国、勤政爱民，那我们怎么还会输给共匪呢？
这的确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威权时代的党国教育，费尽心思给出了三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就是把过错怪给苏联，说苏联在地下偷偷支持共产党。
第二个解释，就是怪共产党不守信用，表面上答应和谈，其实暗中壮大自己的势力。
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解释，就是怪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像国民党一样认真抗日。等到抗战结束，国民党元气大伤时，共产党才趁势发动内战，把国民党打退到了台湾。
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上面三个解释，恐怕都不太准确。但这三个解释，却有着相当一致的内在逻辑：它们都在自己输了的情况下，把过错推给了一个邪恶的、奸诈的对手。而自己呢，或者因为太过诚实而被骗；或者因为太过光明磊落，无法使出卑鄙伎俩，终于输给了卑鄙的对手。
不唯威权时代的国民党如此，近几年国民党在中央和地方选举失利之后，也都倾向于用同样的逻辑来解释自己的失败。换句话说，这个逻辑的背后，恐怕是一个已经具备惯性的解释传统。
例如2004年总统大选，国民党的连战输给民进党的陈水扁，事后泛蓝支持者对此最主要的解释，就是“选前一天民进党『自导自演』，故意让陈水扁被两颗子弹击中，引发选民同情，才让国民党输掉了选举。”又比如2006年高雄市长选举，国民党的黄俊英输给了民进党的陈菊，事后泛蓝支持者最主要的解释，就是“民进党在选前一天公布了『自导自演』的影片，栽赃黄俊英阵营发放走路工，才让国民党输掉了高雄。”
虽然事后地检署的正式调查报告不支持“自导自演”之说，且其中“黄俊英竞选总部云林县后援会”中的成员的确有发放走路工的情事（必须说明的是，黄俊英本人对此并不知情，也未获罪）。然而，在泛蓝阵营中，“民进党出奥步自导自演，才让国民党输掉选举”之说依然蔚为主流。
同辈里有些朋友常常很疑惑：国民党过去强调反共，甚至为了反共制造了不少思想犯和枪下亡魂；如今国民党却成为台湾最亲共的主要政党。这巨大的转折，是如何完成的呢？
我认为，对国民党来说（至少是对国民党的核心支持者来说），这恐怕只是一个表面的转折。现今诸多支持者对政治现象的理解，恐怕并未离开威权时代的党国教育太多。他们依然很主动地要去相信一个“对手太过卑鄙，而自己又太过磊落”的叙事，只不过这个卑鄙的对手由共产党换成了民进党而已。
我这几段文字，都在试图描绘国民党支持者的心理。但不唯国民党支持者如此，在这个“后事实”的年代，多数人恐怕都更愿意相信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叙述，而顾不得事实的复杂多义面貌。
我并没有想反对这种做法。相反，我其实从中看到一种相当可宝贵的欲望，那就是一种试图理解世界的欲望、一种试图把复杂纷乱的现实，干净地放进某个单纯叙事的欲望。
这种欲望，我认为，其实是很多知识探索的动力来源之一，甚至是人生意义的来源之一（想想《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想指出的仅仅是：在“蓝或绿”、“统或独”之外，或许我们还面临一个同等重要，但更显幽微的政治选择，那就是“更多地把各种事实干净明晰地编织进某个叙事，或更多地对各种叙事惯性保持疑惑”。
（作者为台大政治所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