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深度逃犯条例

香港困局——北京的一场宪制危机

北京急需政治决断,但这个决断会带来什么?

2019年8月31日,示威者金钟立法会外。

2019年8月31日,示威者金钟立法会外。摄:林振东/端传媒

杨山

刊登于 2019-09-13

#中国#逃犯条例#香港#杨山#评论

刚刚过去的几天里,一首香港抗议者创作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传遍网络。成百上千抗议者在香港各地的购物中心里合唱或合奏。一时间,这些香港人从小到大休闲和消费的空间,变成了新一代抗议者构筑共同身份的“神圣”殿堂。

许多人从支持或反对的方面指出这首歌所具有的天启宗教背景。也就是说,无论褒贬,过去三个月发生在香港的运动对投身其中的许多参与者来说,多少具备了一些天启宗教般的体验——和陌生人通过“爱”的连接、共同的情感基础、对牺牲和苦难的体认乃至对“敌人”的憎恶和愤恨。从六月初百万人游行时的“摩西分红海”比喻开始,三个月之后,人们在歌声里把基督教/天主教的“荣光归于主”中的天主替换为了香港。

从运动开始时单纯的反对修例,到“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中捆绑进双普选议程,到“721”元朗袭击事件和“831”太子站警察清场激发的恐惧、愤怒和传言,贯穿整个夏天的这场社会运动由一场政治抗议运动,演变成了清晰的民主化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确实走向了颜色革命的方向),卒之变成了如今的一场试图塑造集体情感、身份和信仰的社会建构运动——“勇武”和“和理非”一起出现在以前“勇武抗争”所最反感的“大合唱”仪式中,这个新被集体建构的身份当下仍然是模糊的,它带有一定的信仰色彩,带有明显的“香港民族主义”成分,但它的政治诉求又不是完全明确的。总之,这是一个正在创造中的“香港人”认同,它的未来,取决于这场运动的各方接下去会如何继续互动。

这对北京来说,绝不仅仅再是眼下的一个小麻烦,而将是未来多年的危机的开始。当北京在立法会宣誓后DQ“港独”议员,又或是将梁天琦等人投入监狱的时候,也许并没有预料到这种结果——北京眼中的“港独”是一个由少数人发起组织并传播的政治议程,而从来没想过的是,到了今天,一场集体参与的运动构建出了比“港独论”和“城邦论”都具有现实基础的集体身份认同——无论参与者觉得这场运动是“港独”,还是“时代革命”,又或者只是要求“一国两制井水不犯河水”,它都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香港的一整代抗议者都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独特的、和其他人群有着明确分野和区别的“香港人”团体,并且明确拒绝北京。对试图在更远的未来让香港人都回到明确的中国认同中来的中央政府来说,这场运动对香港人身份是如此强化,以至于几乎别无选择——连香港人自己都要想像:是不是北京只剩下“再教育营”的极端方式,才能“对付”香港人的不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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