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深度逃犯条例

郑炜、钟晓烽:从零零后到银发族,反修例运动的不同世代想要什么?

假如一直这样下去,当权者放弃的是几代人?

2019年8月3日,旺角再游行后,示威者在尖沙咀被警察驱散后途经一间酒吧。

2019年8月3日,旺角再游行后,示威者在尖沙咀被警察驱散后途经一间酒吧。摄:林振东/端传媒

刊登于 2019-09-12

#郑炜#逃犯条例#香港#钟晓烽#评论

悠长暑假告终,政府撤回条例,但历时三个月的“逆权运动”,却未休止。这边厢,大中学生以罢课、集会、筑人炼、流水式占领和海外文宣等手法,持续抗争,警民冲突也变得恒常化。那边厢,以中老年人为骨干的反向动员,以撑警集会、监察罢课巡视组或向政府部门投诉等方式反击。前者批评“废老”缺乏独立思考,不懂得自由的可贵;后者喝骂“废青”不思长进,破坏秩序。

除却意识形态之争,这场运动无疑有一定程度的世代鸿沟。但是,在一场持续动员的全民运动里,年龄或世代的分歧是否那么明显?不同世代的示威者,在政治诉求、社运激进化、冲击行动和政治参与的取态是否类同?持续的示威,有没有产生某些共同经历,楺合不同背景的参与者?整场运动又如何影响他们日后的行动意欲?过去三个月,我们联同中大李立峰、岭大袁玮熙和恒大邓键一等学者,一直追踪这场运动。这些跨时序的现场数据,有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单从参与的年龄组别的参与率来看,“生命周期”(life-cycle)的逻辑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表一,列举了八月份我们曾进行调查的大型集会和社区游行,并按参与人数的年龄层分布。历次示威的主体,都是年青人,30岁以下的参与者占整体的六成多。当抗争的形式或主题较为激进的时候,如8月13日机场的不合作运动或8 月16日的遮打花园“学界x揽炒”集会,七十后的中老年人的参与比例下降到不足一成。但到了8 月底以“和理非”为主调的集会,中老年人的参与率又回复到约两成。

以生命周期来分析政治行为的理论,认为不同年龄层有著不同的生理需求和社会心理特征。年青人开始确立价值观和认知能力,普遍有较多空余时间和热情,故倾向参与社会运动。人到中年,多了生活的牵绊、家庭的责任和利益的计算,便会日趋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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